“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红色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传统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样理解当前以红歌、主旋律影视剧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对红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红色文化中有很多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比如民族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是值得后人去纪念和继承的。但有些“红”却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不能笼统地谈红色文化。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显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张木生（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现在的“红色文化”是相对于当前社会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缺失信仰的背景来说的，它有着很现实的探索的一面，比如“唱红”之后出台的是民生政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重塑红色文化，实质是一种动员、一种舆论、一种唤醒、一种挽救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手段和方式。

《国际先驱导报》：红色文化能否再次给执政党带来强大生命力？

萧功秦：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要特别慎重。如果说，从执政党“文化寻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从历史上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丰富自己未来的精神资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红色革命”积淀下来的优秀的革命遗产。如今，当我们提倡红色文化时，我们的主观意图肯定是从它的积极面出发，但客观上，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张木生：弘扬“红色文化”，目的是让执政党以及群众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因此，弘扬“红色文化”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手段。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好莱坞拍摄的那些大片《巴顿将军》 《兄弟连》 《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一种鼓舞。

红色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国际先驱导报》：你觉得红色文化能填补信仰与价值之缺吗？

萧功秦：不能够，它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如果我们提出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如果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

《国际先驱导报》：在重构价值体系之前，需要坚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

萧功秦：要坚持三种精神：和谐精神、公民责任精神以及自由创新精神，这三者都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普遍价值。具体到中国身上，我们的“红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公民责任；我们从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与和谐精神；而自由竞争与创新的精神则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源头。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张木生：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药可以包治百病，那肯定是忽悠人的。当前的中国，要超越左右之争，超越之后道路怎么走？很简单，就看能解决当前中国什么问题。中国需要告别“不争论”的时代，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不能再新瓶装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