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福科研团队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2011-08-15夏代云何泌章李炳昌

重庆与世界 2011年15期

夏代云，何泌章，李炳昌

(1.海南大学 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0228;2.广西区南宁地区教育学院，南宁 416000)

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不竭的源动力，也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其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1］其中，基础科学的原创性研究是最根本的创新，是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环节。

自主创新的主要因素在于创新型人才和原创性科研成果。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2］。20世纪80年代后，高校已成为我国科研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是我国原始性创新和科研开发的主力军［3］。相应地，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也受到重视，学习型组织及团队协作的作用已为学界关注。高校创新性基础科学研究团队是一种典型的学习型组织，是团队协作的典范，深入分析其特征对于如何促进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具有重大意义，也对高校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写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其唯物史观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同样，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考察，我们也能获得关于高校科研管理的有益经验，因为科学史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自然的结果的史料汇编，还是一部科学活动史。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被誉为“核物理之父”、“微观宇宙之王”，因成功组建科研团队和培育大量优秀科学人才而获得“伟大的教师和科研工作的杰出组织者与领导者”［5］序言的荣誉。卢瑟福在剑桥大学时参与导师汤姆逊(J.J.Thomson)的科研团队，共同研究X射线引起气体导电的效应，大大推进了气体离子化研究。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因卢瑟福组建科研团队在放射性研究上取得杰出成果而出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实验室由于卢瑟福卓越的组织工作和科研成果而成为当时英国甚至世界上主要的放射性和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家的圣地。可以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卢瑟福参与和以他为核心的学习型科研团队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校创新性基础科学研究团队之一，团队创新能力强，工作效益高，均取得了伟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而且，他领导的后两个实验室被公认为是培育优秀青年科学家的“苗圃”。这些学习型科研团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卢瑟福参与和组建的重要科研团队

19世纪后期，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寻找新的电光源、解决高压输电过程向空气中漏电等实际问题使得人们开始深入研究气体中的导电现象，到19世纪80和90年代，阴极射线的本质和性质成为当时重要的科研课题，阴极射线引起的气体导电现象是其姊妹课题。汤姆逊任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第3任教授后，于1885年把实验室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研究阴极射线引起的气体导电和阴极射线的组成，在伦琴(W.C.R.ntgen)发现X射线之后，他们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伦琴不仅发现X射线在穿透物质时被吸收射线的数量似乎大致和吸收体的厚度与密度成正比［6］，还发现X射线能使气体变成导电体，不过伦琴更关注前者［7］110。汤姆逊是第1批获得伦琴论文复印本的科学家之一，他感兴趣的后者。汤姆逊在助手艾维莱特(E.Everett)的帮助下很快复制了伦琴实验中的X射线管，并立刻进行重复试验。不久，汤姆逊就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科学假说。即，在X射线作用下，通过气体的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不像欧姆定律那样简单，而是可用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表示。这个方程应该包括气体解离后再结合的系数a，气体离子迁移率k1和k2，以及因X射线作用而每秒解离的离子数q。其中，q可由无火花放电时气体通过的最大电流来测定。但是，测定a，k1和k2比较复杂，需要根据理论设计精密实验并进行精确测量，而汤姆逊实验技巧不高，做起实验来笨手笨脚，于是汤姆逊邀请擅长实验的卢瑟福参加研究。卢瑟福深入思考之后，设计和制作了一些较精密的仪器，并运用四象限静电仪，设计了精巧、可靠的实验方法，以高超的实验技巧测定了不同气体解离后再结合的系数a的值，确定了k1和k2的值，从而对于X射线引起气体导电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汤姆逊的另外两个研究生泽莱尼(J.Zeleny)和汤森(J.Townsend)分别在确定产生离子时既定速度气体所需的电动力和离子扩散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由于这些精确测量工作，卡文迪许实验室在X射线引起气体导电的实验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5］45。这项研究也使得卢瑟福转入到了当时物理学的最前沿——放射性研究，并于1898年9月之前发现了铀放出的α射线和β射线，并识别出另外一种穿透力更大的辐射(后来命名为γ射线)。

由于在气体离子化研究上的卓著成就，卢瑟福在科学界声誉鹊起，并于1898年10月被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聘请为麦克唐纳物理实验室教授。他继续研究放射性，并着手组建科研团队。但是，当时物理系的绝大部分学生是抱着成为工程师的目的来学习的，偏重于应用科学，只有极少数人想拿到物理学学位。因此，卢瑟福只能从少数几个喜好物理学的学生和同事中找助手。他找到的第一个助手是欧文斯(R.B.Owens)。很快，他们发现了钍射气(注:后来认定为氡的同位素，原子量为220)。他们还发现，射气能使其附近物体变得具有放射性，卢瑟福就此提出“放射性淀质”假说，认为这是射气沉淀在周围物体上而导致的，并认为射气的在场是放射性淀质产生的必要条件。卢瑟福还适时找到了4个喜好物理学的学生合作。麦克克兰(R.K.McClung)协助他进行离子化研究，二人合写的论文于1901年2月发表。1900夏，多恩(Dorn)发现镭射气(注:后来认定为原子量为222的氡)，并发现镭射气能维持约4天。随后，卢瑟福与布鲁克斯(Harriet Brooks)一起研究镭射气的原子量，1901年春，他们证明镭射气是一种放射性气体，其分子量在约40～100之间［8］40。阿蓝(S.J.Allan)协助他研究受激放射性淀质与气体的离子化。格里尔(A.Grier)协助他用电法比较了钍产生了α射线和β射线，1902年4月他们发现，α射线与β射线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伦琴射线和阴极射线之间的关系［9］74。这个假说打破了当时科学界流行的关于辐射的类比学说(the analogy of radiations):阴极射线产生伦琴射线，第1次(primary)伦琴射线又产生了第2次伦琴射线;学界将此学说类比到α射线和β射线的产生，镭自发地抛出电子(即β射线)，β射线又产生的第2次辐射(the secondary radiation)，即α射线，因此，α射线被认为是非粒子的软伦琴辐射［9］14。但是，卢瑟福关于放射性淀质的假说很快遇到反例。1901年仲夏，艾尔斯特(Elster)和盖提尔(Geitel)报告，他们在一根仅仅暴露于空气中的高压电线上收集到了放射性淀质。这表明射气对于放射性淀质根本不必要!那么，卢瑟福关于受激放射性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全的。与此同时，在1901年春，卢瑟福在巴尔尼斯(Barnes)和布鲁克斯的协助下，观察到射气产生的速率似乎随着钍化物的物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过度加热时全部停止。如果一种钍化物丧失了产生射气的能力，它就被称为“祛射气的”(de-emanated)［9］37。祛射气化问题以及射气可能对于受激放射性完全不必要的问题，使得该项研究需要分析化学家的帮助。卢瑟福便去邀请化学实验室的沃尔克教授(Walker)参与研究，却遭到拒绝，但是，他成功地邀请到了当时任化学演示员的分析法化学家索迪(Frederick Soddy)。他们一起合作不到两年时间，就提出了放射性元素衰变理论，从而改变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原子论观点。卢瑟福还发明了用放射性元素测定太阳、地球和矿石的精确年龄的方法，1905年估算出太阳的年龄为约50亿年，与今天所公认的50～60亿年的结果基本相符。他于1903年初步确认α射线是带正电荷的氦原子，1905年着手研究α射线通过物质后受到阻滞的现象，并坚定地把α射线作为探索原子内部结构的关键性手段，1906年发现了α粒子的小角散射现象。由于放射性元素自发衰变理论以及关于放射性的其他发现，卢瑟福获得了19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由于在放射性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卢瑟福在1908年被曼彻斯特大学聘请为兰沃尔西(Langworthy)物理学讲座教授，领导物理学实验室。上任伊始，他旋即组建科研团队。当时，物理实验室只有包括德国人盖格在内的4名实验员和3名担任演示员的研究生。但在3年之内，卢瑟福凭借自己在科研上的能力和威望，对于科研的热爱和锐意进取，以及乐观自信、真诚友爱、团结宽容、热情幽默的性格，很快将研究团队扩充到25人。其中，有来自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国外学生;本国学生中，有来自社会上层的莫斯莱(Moseley)和达尔文(C.G.Darwin，《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的孙子)，也有来自平民阶层的马斯顿(E.Marsden)、查德维克(Chadwick)、伍德(A.B.Wood)、罗伊德(Royds)、罗宾逊(Robinson)、罗素(A.S.Russell)等。其中最为杰出的学生有:玻尔(N.Bohr)、查德维克、海威西(von Hevesy)、莫斯莱、达尔文、罗素、法詹斯(Fajans)、盖格、马斯顿、伍德、安德雷德(Andrade)和罗宾逊。卢瑟福率领大家研究原子物理现象，他发挥自己出色的科研管理才能，构建了小组研究、集体协作的科研管理模式。其中，盖格和马斯顿研究α射线;拉塞尔、安德雷德、查德维克研究β射线;罗宾逊等研究γ射线;海威西、马克威尔、里查兹、伍德等研究放射性;莫斯莱、达尔文研究X射线特征谱线;达尔文和玻尔先后负责理论工作;卢瑟福对这些研究都有兴趣，并负责总指导工作。这些团队由于卢瑟福的知人善任和善于引导，形成一个和谐的研究集体，有人称之为“家族”或“部落”，卢瑟福被称为这个家族的“爸爸”和部落的“酋长”［10］。在此时期，卢瑟福科研团队最伟大的科学贡献之一是发现了原子有核结构。1908年他与盖革、马斯顿一起用闪烁法发现了α例子的大角散射现象，该现象对于当时汤姆逊原子结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反例。经过两年的深入思考，卢瑟福提出了原子有核结构模型:“考虑高速α粒子通过一个有着Ne的正中心电荷并被n个电子补偿的电荷所包围的原子。”［5］1321912年 8月，卢瑟福将“中心电荷”改称为“核”(nucleus)，原子物理学中的新概念“原子核”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1913年莫斯莱用元素的X射线光谱法发现，决定化学元素性质的是原子序数，即原子核的核外电荷数，元素性质是原子序数的周期函数，该发现为化学、核物理学和原子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17年11月，卢瑟福发现并验证氮原子核被α粒子轰击后分裂了，放出了长射程的氢粒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破原子核，从而为元素的人工嬗变和聚变开辟了道路。玻尔于1922年认为，“这些实验确实可以说开辟了自然哲学的新纪元，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把一种元素变为另一种元素的人工转变。”［5］173

1919年4月，卢瑟福回到剑桥大学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第4任教授，领导该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面向世界，不分国籍、种族、民族、信仰，招收优秀科研人才，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创新性基础科学研究团队，并继续完善小组研究、集体协作的科研管理模式。该实验室在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研究中作出了领先当时世界的原创性科研成果。1920年，卢瑟福预言氦有原子量为3的同位素He3，预言中子及其巨大穿透性;并用“质子”命名氢的原子核;1921年，卢瑟福和查德维克又发现硼、氟、钠、铝和磷都可以产生人工核嬗变。1922年卢瑟福预言正电子，1924年8月，提出原子核外存在“势垒”，以及势垒附近存在非库仑力的强作用力，认识到人工分裂重原子核的困难。1924年，阿普尔顿发现上层大气有电离层存在，命名为“阿普尔顿电离层”，并因此获得194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25年，布莱克特用威尔逊云室记录粒子的踪迹，找到了氮气在α粒子的轰击下产生氢核的直接证据，并于1932年与奥恰利尼(G.P.S.Occhialini)合作，用符合法改进威尔逊云室，使云室摄影自动化，并在研究宇宙射线方面获得原创性超过，从而获得194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927年卢瑟福正式命名中子，并由此认识到核由质子、电子、中子组成，并发现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均起源于核内，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放射性元素衰变理论。1928年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学，设计了一套高效率的氦液化器。1932年，查德维克发现中子。卢瑟福接受了苏联青年物理学家伽莫夫的隧道效应理论，自1928年起领导考克饶夫和瓦尔顿研制粒子加速器，1932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粒子加速器，并在1932～1933年间用它人工打破一系列重元素的原子核，验证了爱因斯坦的质能等当定律［11］。弗雷曼·迪森(Freeman J.Dyson)认为加速器的出现标志着“案头核物理学时代终结了，大规模科研时代开始了”［12］。邦奇(M.Bunge)和施伊(W.R.Shea)认为，“卢瑟福……无任如何应是今天‘大科学’的先驱者”［5］389。卡文迪什实验室在卢瑟福的领导下发展到巅峰。

二、卢瑟福科研团队的结构特征

下面选择卢瑟福所参与和领导的两个杰出科研团队，从组织行为学和科研管理的视角分析其结构特征。

1.汤姆逊—卢瑟福科研团队的结构特征

1)团队的研究项目:X射线引起气体导电的效应

2)团队组成:团队领导汤姆逊。团队成员卢瑟福、艾维莱特、泽莱尼、汤森。

汤姆逊作为实验室主任和气体导电方面的学术权威，借助由组织赋予的合法领导权和由其自身学术魅力而获得的专家领导权，成为这个研究团队领导者。汤姆逊和卢瑟福在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汤姆逊贡献的主要是理论、讨论和大部分数学计算，卢瑟福贡献的是大部分实验和测量。泽莱尼和汤森也负责部分实验和测量。艾维莱特负责仪器制作。

3)团队结构:协作式扁平结构。

汤姆逊与4个成员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协作式团队，团队结构呈扁平型。汤姆逊确立研究项目，组建团队，进行具体研究工作，在初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构想，确定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并根据实验的要求扩大研究团队，让善于做实验的卢瑟福加入团队。各研究成员出于热爱科学研究、作出科学发现、追求自我发展的理想，按照汤姆逊的理论构思分别负责项目中的不同具体工作，大家一起协作攻关。此即“协作式扁平结构”名称的由来［13］。

另外，卢瑟福和艾维莱特加入这个项目组，体现了团队成员知识与技术互补的需求。汤姆逊擅长理论研究并善于构思实验，但不擅于做实验。卢瑟福善于制作仪器，长于设计精巧可靠的实验和进行精密细致的测量。艾维莱特不懂得理论，但他是当时英国最好的吹玻璃工之一，善于制作实验所需的仪器。这样，他们利用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一个在理论、计算、实验和仪器制作方面相互补充的团队。

2.卢瑟福—盖格—马斯顿科研团队的结构特征

1)团队的研究项目:α粒子的大角散射现象。

2)团队组成:团队领导卢瑟福。团队成员盖格、马斯顿。

卢瑟福作为物理学教授和放射性研究方面的学术权威，借助由组织赋予的合法领导权、由其自身学术能力和人格魅力而获得的专家领导权，成为该研究团队的领导者。盖格是物理系的实验员，根据卢瑟福的工作安排研究α射线。马斯顿是盖格的学生，正在学习放射性研究方法，由于盖格的推荐、卢瑟福的批准而进入该团队。

3)团队结构:协作式扁平结构。

卢瑟福、盖格和马斯顿组成了一个小型协作式团队，团队结构呈扁平型。卢瑟福进行理论指导和实验，盖格和马斯顿主要进行实验和观察。

3.科研团队的管理方式和学术交流方式

这两个成功的科研团队以及卢瑟福领导的其他科研团队，都实行柔性管理，并充分利用了各种学术交流方式。

1)管理方式:柔性管理。

在第1个案例中，汤姆逊借助实验室设备提供了研究平台，构思理论，参加实验，还充分发挥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制作简单仪器的传统，并充分信任卢瑟福对于记录下来的实验数据的判断和取舍。在对待科研成果上，汤姆逊在各种场合充分肯定了卢瑟福的科研业绩，合写的论文也奠定了卢瑟福在科学界的声誉。由于汤姆逊放手让追求科学发现的学生们自主实验，卢瑟福和其他同学积极参与实验和讨论，在气体导电的学习和训练方面成长很快，在该团队解散后均能独立进行研究。卢瑟福还在实验中学会了使用静电仪，这种电法在他后续的气体导电研究与放射性衰变研究中起了巨大作用。

在第2个案例中，当盖格向卢瑟福推荐马斯顿时，卢瑟福不仅立刻同意了盖格的要求，并迅速地确定了马斯顿的科研方向:观察α粒子的大角散射［10］。这个事例体现了卢瑟福的民主管理风格，他充分尊重助手盖格的建议;体现了卢瑟福卓越的科研敏锐性，认为α粒子的大角散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体现出卢瑟福充分信任实验室所培养的学生，并迅速把马斯顿推到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最后，这也体现了卢瑟福不拘一格培养科研人才的精神，卡文迪许实验室正是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精神，后来培养出了好几个极其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极其年轻的优秀物理学教授。

2)沟通与学术交流方式。

有效运用扁平式结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团队文化好，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有彼此正向合作的意愿和氛围，每一个成员都是健康的、积极的。第二，信息系统完善，内部信息平台可让成员分享所有信息，可理解所有状态［13］。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曼彻斯特物理实验室都是成熟的高校科研团队，满足这两个条件。

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汤姆逊、卢瑟福都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也都是实验室主任，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联系紧密。他们能及时通过各种科学杂志(如当时最著名的英语科学杂志《哲学杂志》《自然》)了解国内外的科研动态并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皇家学会会议、各种学术访问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这两个实验室都充分利用了这些学术交流途径。

在团队内部沟通方面，是全渠道式沟通方式。在第1个案例中，汤姆逊于1893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成立了卡文迪许物理学学会，每2周召开1次，讨论物理学上最新发表的论文。这个学会对活跃实验室的学术气氛及其迅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在此会议上，汤姆逊及时向全室成员宣读并解释了伦琴的论文。这个学会是团队学习的一个例子。另外，卢瑟福于1896年起发起并组织了每天午后的茶时漫谈会，大家聚在一起自由地畅谈，任何人都可以袒露自己的看法，提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这种茶时漫谈会在曼彻斯特物理实验室孕育了一些伟大的科研成果。

在第2个案例中，团队内部也实现了全渠道式沟通方式。卢瑟福每天到实验室询问实验进展情况，亲自进行实验，直接指导团队成员，与他们一起设计实验，讨论并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如，盖格从计数α粒子转向研究α粒子的散射现象，就是在卢瑟福的指导、自己的研究、布拉格的提醒下实现的，马斯顿在卢瑟福和盖格的直接指导下观察到了α粒子的大角散射现象［10］。另外，卢瑟福组织了每天午后的茶时漫谈会，卢瑟福夫人提供茶点，大家聚在一起自由地畅谈，讨论科研中遇到的问题。此外，每星期有1到2天傍晚，卢瑟福会邀请部分助手和学生到家里便宴，餐时也就成为自由学术讨论的重要时刻。卢瑟福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性格使这种自由讨论更加轻松愉悦。这种学术团体内的自由讨论，就是彼得·圣吉(P.M.Senge)在《第五项修炼》中所述团队学习的深度汇谈的例子，这些深度汇谈催生了很多杰出的科学发现。

三、启发

卢瑟福参与并领导的成功科研团队给我们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对于高校如何培养拔尖创新科研人才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第一，从团队结构来看，原创性极强的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团队一般是小型的协作式团队，呈扁平式结构，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协作，是一种典型的学习型组织。大型科学研究可以采用“分工协作的集团型团队结构”——即把大的科学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小的科学问题，分别由不同的协作型科研团队负责，各个小型科研团队有核心骨干，主抓日常科研工作，由一个领导者统一领导所有小型科研团队，协作攻关。这种分工协作的集团型科研团队研究出的一系列科研成果或许可以逐步形成一个学科体系。如，卢瑟福领导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时候就是采取这种分工协作的集团型团队结构，其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核物理学体系。

第二，从团队领导来看，创新性基础科学研究由一个原创性强、学术前瞻力强、人格魅力强的名师出任，而且，这种领导权如果是通过组织程序正式授予的，就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卢瑟福曾就科学界的领导者应具备的条件提出过建议:“经验表明，除去领导者本人要有卓越成就之外，由于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科研的激励，因此还需要领导者有指导他人沿着有成果的思路前进的卓越能力。这种类型的人很少，但是对于科研机构而言，其重要性却是本质的。”［14］193

第三，实行柔性管理是促进创新性科研团队做出原创性研究的有力措施。从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的视角来看，20世纪中期以来，人本主义思潮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强化，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3］127。但是，在科学界，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中，这种特征特别明显，或者说这就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内在特征。因此，应该更多地给予科研人员以更大的自主性，并及时鼓励新成员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在科研人员工作受挫时，领导者和同行要具备科学宽容精神，容忍失败，鼓励进取。

第四，从学术交流方面看，团队内部要创造条件实现全渠道式沟通，在沟通中，团队成员都持开放的心态，敏于思考，以不断学习的态度坦诚地讨论科研中遇到的问题，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突破科研难题。从外部交流来看，要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进行学术交流，紧跟专业研究的前沿。如汤姆逊紧接着伦琴的发现，研究X射线引起气体导电现象，卢瑟福紧接着贝克勒尔发现的放射性现象，研究铀辐射的类型、性质和本质。

第五，从研究领域来看，学科交叉是获得新发现的有效途径。如，卢瑟福和索迪合作发现元素放射性衰变规律，进入放射性化学领域，在物理和化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又如，阿普尔顿发现大气电离层就是物理学与天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案例。通过学科交叉而形成边缘科学，这是20世纪初至今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15］467。

第六，以科学问题为引导，推进年轻科学家迅速成长。科学问题引领着科学发现。卢瑟福对于新进实验室的成员，总是先询问其是否带有科学问题，如果没有，卢瑟福就会鼓励他去寻找科学问题，或者在适当时机为其指定前沿性科研问题。如，1908年当盖格对卢瑟福提议:“我正在教年轻的马斯顿学习放射性方法，你不觉得他应该开始一项小小的研究了吗?”卢瑟福立刻回答说:“为什么不让他观察α粒子的大角散射呢?”［7］291并且，对于年轻的新手，卢瑟福一般引导其从小的、可望在短期内取得成果的科学问题开始研究，以激发他们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巩固其信心。贝弗里奇也说过:“初学研究工作的人最好选择一个很有可能出成果的题目，而这题目当然不要超过他的技术能力。成功是对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和帮助，而不断受挫则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16］445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EB/OL］.［2005－10 －18］.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5596/55597/3876087.html.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2010 － 07 － 29］.http://www.gov.cn/jrzg/2010 －07/29/content_1667143.htm.

［3］杨力.高校科研管理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阎康年.卢瑟福与现代科技的发展［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6］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十章物理学的新时代［M/OL］.［2011－07－15］.http://www.hcclib.net/online/222/012.htm.

［7］D Wilson.Rutherford Simple Genius［M］.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3.

［8］罗兰.欧内斯特·卢瑟福:杰出的原子核物理学家［M］.姜炳忻，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78.

［9］T J Trenn.The Self-Splitting Atom:the History of the Rutherford-Soddy Collaboration［M］.London:Taylor and Francis Ltd，1997.

［10］夏代云，何泌章，李炳昌.高校创新性基础科学研究团队特征研究:以卢瑟福－盖格－马斯顿团队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1(6):144.

［11］夏代云.E·卢瑟福的科学生涯［J］.现代物理学知识，2008(8):57.

［12］Freeman J Dyson.Seeing the Unseen［J］.New York Review Books，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