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今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执政资源，是当今政党政治生活中任何执政党获取政权和长期执掌政权的重要基石，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有效执政的必要条件。我党历来注重执政资源的巩固和扩大，各项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国家各项建设取得卓越成就。回顾历史，我党已走过90年的风风雨雨，展望未来，我党执政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不断扩大党的执政资源，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一、党的执政资源的含义

“资源”一词的含义，在《辞海》中是指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质财富。《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资源”释义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源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自身价值的体现又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资源范围。因此，执政资源就是指执政党为巩固执政地位和保证执政效能所能利用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是执政党得以宣传自己的主张，执行自己的政策，维持自己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赖以倚重的各种资源的总称。

执政资源主要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政治资源，主要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制度的法规、政策和政治行动的认可与支持，以及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凝聚力与号召力等;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执政党执政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和人民群众对自身社会生活水平的反应等;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执政党在思想文化上的能量及其来源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等。

执政资源与执政党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以前积极响应执政党领导的执政资源可能不再那么积极甚至走向反面，同样以前反对执政党领导的某些资源，态度可能会不再坚持而且经过执政党的努力之后会成为执政资源，其具有动态性;执政资源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其要素总是与社会环境发生联系的，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也是有互相影响的，其具有开放性;另外，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使执政环境内部可能会孕育出利于执政的因素与资源，执政资源具有可开发性。

我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始终将开发党的执政资源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成功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顺利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圆满完成港澳的回归工作，经历了美苏两大阵营的瓦解，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建设日臻完善，国家经济建设成效稳步高速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日益剧增，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无不在增强自身执政合法性、扩大自身执政资源，结合我国国情，我党应注重研究执政环境的变迁，深入研究执政资源的流失问题和新生执政资源的开发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扩大执政资源，加强对社会的领导，提高民众对我党统治的心理认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迁对扩大执政资源的新诉求

“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2011年是我党建党90周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在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社会力量分化崛起等执政环境的变化，扩大了我党执政资源开发范围，也要求我党扩大自身现有的执政资源。其主要表现有3个方面。

(一)政治文化的发展

建国之前，我党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消除剥削压迫，实现社会平等的奋斗目标，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普遍认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党成为执政党，逐步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入人心，使民众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理想追求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我党巩固执政的重要执政资源［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健全，其本身蕴涵的平等、公平、公开竞争，自由与规则意识，促使“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第一，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民众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巩固加强，“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使得民众传统思想中的“臣民意识”逐渐地向“公民意识”转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尤其是个别官员偏颇的做法总是引起民众的“抵触”，近年上访事件的增加尤其是官民利益冲突引起的上访比重的提高，就是“公民意识”增强的重要表现。第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切身利益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民众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向提高个人收入的现实主义转变，由对个别人崇拜的浪漫激进向保证稳定社会秩序的理性务实转变。第三，市场经济对规则的强调，强化了民众对法治的诉求，对公共权力运行中的权力监督问题尤为强调。民众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下降、政府与个人利益冲突加剧、官民间的对立因素激增等种种问题，都需要我党做出有效应对。

(二)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文革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确立了我党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执政合法性，执政资源得以扩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至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04万亿美元，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外汇储备余额为 28 473亿美元，连续5年位列世界第一。

突出的经济建设成效为我党执政增强了经济绩效，也为我党的执政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首先，与我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的“一路飙升”，2010年全年同比上涨3.3%，我国人均GDP的“徘徊不前”，仍排名在100名左右，民众普遍感觉物价压力较大，居民消费意愿出现12年以来最低潮。其次，全国地区间的人均GDP的数值差异较大，2010年上海人均GDP为77 205元位列国内第一，而贵州省的只有9 214元，基尼系数“持续走高”，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较为明显。国家调控措施有待加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现状，都是我党下一阶段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新兴社会力量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放弃了全能式的管理，放权于民间。由此产生的大量民间组织、中介机构、网络群体为公民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平台。根据《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0万个，基金会1 843个。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社会组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管理的改善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这些社会组织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完善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公民社会成型晚、起步慢等客观原因，对于新兴社会力量的立法和制度规范还不是很完善。如果我党的决策和相应政府行为得当，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有益的作用，但稍有些许不当，个别意图不轨分子就会“借题发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其活动的区域范围之大、涉及的行业领域之广，加之人员的构成背景过于复杂，我党对新兴社会力量带来的执政资源新诉求应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新途径

为实现我国民众的“全面发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党必须做到“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3］，以不断增强我党的执政基础，扩大我党的执政资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

(一)加强和推动政策调控力度，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为继续巩固和提高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我党应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干预，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同时，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4］。“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5］，使全国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另外，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加大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缩小个人的贫富差距，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二)创新和发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引导民众构建共同理想

1.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有了正确合理的思想才会采取恰当适宜的行为方式。同样，一个社会只有有了明确科学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持久发展，长盛不衰。而只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被民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才能被社会成员自觉遵守和奉行。在当下的信息时代，民众接受信息的内容之广，渠道之多，使得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对于我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建设尤为重要。

2.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只有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流意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号召力，才能适时解决培育践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始终保持我党在思想建设领域的领导地位，才能使广大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领导周围。

3.重点抓好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未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的共同理想教育，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加紧与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因此，我党必须注重做好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4.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选择和确定先进典型的重要标准。在前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的文明道德风尚初步形成，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行家里手”，争先创优工作成效显著。但是在选择和确定先进典型的过程中，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领域，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拥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

(三)完善和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民众理性有序进行利益表达

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但近几年频频爆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却暴露了我国存在群众诉求申诉不畅，政府信用缺失，官员腐败等问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诉求，要求我党扩大社会各层次、各领域的政治参与程度。

1.加快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及方式的制度化、法律化进程。当前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人民代表作用的发挥，扩大人民代表的选举范围，提高人民代表的综合素质，落实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力，使党中央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二是进一步增强与民主党派的交流沟通，充分发动民主党派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使之更好地了解并表达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诉求和意见，充分发挥好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议政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基层自治组织制度，将社区、街道等建设成为管理有序的文明生活体，激发民众理性、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2.加强对大众传媒、网络的引导和规范。大众传播的及时性、公开性和广泛性，既为民众提供了知晓国家要事的渠道，又为普通公民提供了各抒己见的窗口。降低了政治参与成本，也改变了以往那种民众只能通过上级文件了解信息的传统途径。建构多层次、多渠道的规范新闻媒介，能够为我党充分吸收、采纳社会民众意见建议提供有效途径，能够不断提升我党的政治活力，“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其也促进了公共利益的顺畅表达和公共权力的合法运行。

3.促进社会组织的科学发展，健康发展。社会团体的出现一方面提高了公民利益表达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党了解掌握民众利益诉求的效率。但伴随着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群体和利益要求日益多元化，增加了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利益整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我党要注重增强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充分发挥现有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成立代表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社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完善社会利益表达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听取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认真做好整合社会关系工作，努力使各社会团体成为我党执政的“帮手”，而非“对手”甚至“敌手”，以不断巩固并扩大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赵振华.十七大精神解读:经济建设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