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奇

神州城史成果畅，华夏方志举世扬。前些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揽阅了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教授于上世纪20年代，利用中国地方志文化等历史资料，调研并撰写的学术专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感到此著视角新奇、史料学术艺术价值高，是一个中为洋用、中西合璧、别具一格之特例，这是中华传统地方志文化早期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开启了外国学者利用中国方志文化研究并宣传中国古建筑艺术的先河。此著至今仍具意义，不由撰文感慨。

大师偶睹史著 重金买回译版

侯仁之先生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历史学家，他数十年研究成果丰厚，学术卓著，影响深远，驰名中外。

侯先生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序》中回顾到：“还是在北平解放的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我国著名的历史家、北京大学周谷城教授1984年2月在为该著所作的《序》中指出：“几十年前，侯仁之教授在伦敦以重金购得，藏至今日，又以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资格推荐此书，并托人译出，公诸大众，足证此书很有价值。”

此著由徐永全翻译，宋惕冰校订，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全书13.6万字。

对于翻译出版此书的特别意义，周谷城先生有精辟的论述：“〈1〉此书印出，足证外国朋友对我国城市建筑艺术很感兴趣；〈2〉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对比材料，以证今日北京城市建筑之进步远非五十年前所能比拟；〈3〉我们可以用此作为一种小小的鼓励，鼓励我们努力把北京城市赶快建设的比过去更好些。”

京都城门艺术 利用方志研究

本书作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ovldSiren）,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1879年生于芬兰，1966年6月逝世，享年87岁。喜仁龙教授1918年在日本讲学和1920年旅居中国时，开始密切关注东方美术。1924—1925年，在巴黎展出个人收藏的东方艺术品。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方面主要著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雕刻》、《北京故宫》、《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园》等。这些著作在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编纂此书的由来初衷，喜仁龙先生在《原序》中道出：“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墙的美，鉴于北京城门在点缀中国首都某些胜景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墙等景物的美妙衬托，以及它们在建筑上所具有的装饰价值。无论从历史的界标，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他还道出：“对北京城门艺术风格的兴趣，使我渐渐产生一种愿望，即了解一下它们作为古迹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它们的修建史与历代沿革。”

众所周知，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自秦汉时期以来的两千多年，历朝历代一直编修不止，主体是官修志、是官责官书官学，因此以其资料权威、详实、精选而独特的价值连城。“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因志书具有述体、检索等体例及功能，亦可认为是学术工具书。它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功能及广泛应用，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促进各地经济社会的建设和人的自由发展。因此，种类繁多的地方志一直受到各朝代统治管理者与人民大众的青睐和喜爱，这是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不止的根本保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和政府重视开展地方志工作，成立机构、制定计划与政策、充实人员和提供经费等，志书和年鉴成果丰硕，发挥方志文和年鉴文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据前些年的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约1400种左右，约13万卷，占我国现有古籍1／10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各地历史、地理、物质资源、风土人情、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资料，而外国学者利用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中国某些方面的历史沿革及璨烂成就还属鲜见。

喜仁龙先生对中国地方志情有独钟：“本书的史料主要根据中国地方志，这些地方志有早期历代的城门和城墙的大量资料，任何一种外国文字未曾如此详尽地发表过。除了这些文字记载，别的材料可在古城本身发现，主要是镶嵌在城墙和城门各处的碑记和城墙上的印纹。这些材料已被仔细地收集起来，并用于史学问题的研究和对古城各部分的考证。”

方志史料翔实 展现城墙风采

现代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颁发诏书，将首都回迁北京。翌年，改“北京”为“京师”，宣告正式迁都北京。北京称“京师顺天府”，遂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明朝北京地方志编纂的一个特点是专业化程度强，即不仅有府志，而且州有州志，县有县志和专志。其中《永乐顺天府志》中记录有数百种事物，其时各省皆撰志书，“京兆独阚，识者病焉”遂成此书，汇为“地理、营建、食货、政事、人物、译文”等三纲三十六门。该书不仅为明朝初最完整的官修北京志，也是保存下来的内容最为丰富、体例较为完整的北京专志。

喜仁龙先生在撰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时的基本资料根据是《顺天府志·京师志》、《顺天府志·京师志·金故城考》、《顺天府志·京师志·元故城考》、《顺天府志·京师志·明故城考》等地方志书中关于城墙和城门建筑等方面的资料。

此著中从建筑学、美学、绘图学、天文气象学、绿化学等角度剖析阐述历代北京城墙和城门各部分结构以及周围环境的各个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有关资料中最为翔实的记录，有文、有阅、有图、有照片，还有作者个人在实际踏勘中的体会和感受”。总之，该著史料专业，内容新颖，异彩纷呈，引人入胜，因本文篇幅所限未能细及。

此著涉及到北京古城墙和城门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中国北方城市建筑城市概述”；第二章“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第三章“北京内城城垣”；第四章“北京内城城垣的内侧壁”；第五章“北京内城城垣的外侧壁”；第六章“北京外城城垣”；第七章“北京内城城门”；第八章北京外城城门及图版目录和图版部分”等内容。

喜仁龙先生对此著的资料搜集、实地考察及撰写过程中倾注大量心血和智慧，及他对中国古城墙建筑艺术之赞誉与情感。正如侯仁之先生所评价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的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

喜仁龙先生对北京城墙与城门的研究也情有独钟，他感慨地说：“我对这些材料研究得越深入，越体会到里面包含着理解中国历史某些重要篇章的可贵线索。这一点虽然在书中发映很少，但仅凭我能提供的片断资料就可以使读者认识到：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与过去的历史有很深远的渊源；尽管他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总的来说依然古旧，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

对本著的概括评价，侯仁之先生有段精辟的论述：“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城墙和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喜仁龙教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1984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存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角楼，经过重修后，也还是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

我们应当感谢喜仁龙教授对中国城墙、中国雕刻、北京故宫、中国绘画、中国花园等中国古建筑、古艺术方面进行历史研究所付出辛勤耕耘并取得极高的学术史料价值之成果，感谢他向世界人民传播介绍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所取得深远影响作用，感谢他“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进行了一点责任”。今天为怀念这位杰出的学者，笔者赋诗“瑞典学者撷方志研华”：外籍学者注京华，城筑沿革方志查。史料珍奇撷索取，著文传世价值佳。

深入贯彻《条例》 方志弘扬五洲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推陈出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地方志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数百年，在日本、美国等国流行较广、影响较大，很多外国图书馆收集收藏中国地方志，包括各朝代各地的志书，及促进编修各国各地历史地方志书。国外学者早万字。但是从地位、分量来说，文学艺术显然占的篇幅过大，像二人转这个剧种就写了8、9页纸，和中国共产党的篇幅差不多了，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编辑删减。反过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应该做些补充，如这一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省委全会、做出哪些重要决策等内容。又比如写动物资源的时候，我认为把有什么动物资源点一下名称即可，可以不展开记述，像什么是松鼠、梅花鹿、东北虎、大马哈鱼，等等，记述时都占用了一定篇幅，志书提倡多记述“活资料”，少记述“死资料”，像这些资料都是“死资料”，哪都能查到，作为简志来讲就更没必要展开记述了。

二要抓住记述重点。比如写林业，应该重点写林木的培育、种植、管理养护，木材的采运、林木产品和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活动等，而我们这里在写林业的时候，林木工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我认为林木工业还是应该拿出来放工业篇森林工业记述，因为林业是农业经济的一部分，写农业用这么大篇幅记述工业是不合适的。

三要注意不要说空话、套话。比如在记述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的时候，记述完正文在结尾又做了两段小结，这个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总结式写法，但却是一种显现的观点表达，志书体例要求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所以这种写法一是违背了志书体例，二是没有实际意义，都是空话、套话，没有存史价值。志书要惜墨如金，相对于简志这种篇幅，要求就更高了，所以像这样的话都应该删掉。

四要注意避免重复记述。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同一事物在记述时在二个或多个地方出现，这种交叉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关键是要选好记述角度，把握好记述重点，避免重复记述。比如在记述城镇居民收入，记述货币收入绝对增长的同时，也记述了劳动就业的扩大对增加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而在该篇第二章社会保障下有劳动就业一节。两者都记述劳动就业，存在交叉。我认为在记述收入增长时，可以抓住劳动就业的几个关键节点、关键数字，如“1949年，平均一个就业职工供养3.3口人，到1985年由于就业面扩大，加之计划生育的实行……”就可以了。而不同时期劳动就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应该放劳动就业节去记述，因为劳动就业情况不只是一个居民收入问题，它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主体内容还是应放劳动就业节去记述。又比记述城镇居民居住条件，这里面写了建置情况，还写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其他篇章也有建置和城乡建设章节，所以按照现在这么写必然造成重复记述。建议这里就记述狭义的居住概念，衣食住行中的住房情况。可以记述解放前是什么情况，解放后的住房政策，家家都是福利分房，但没那么多房，住房困难，人均面积是多少，然后逐渐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住房政策调整，加强了住房建设，人均面积又达到多少。从这个角度去记述，就避免了重复。另外，在记述水利工作时，要避免和自然资源中的水资源的重复；记述粮食工作时，要避免粮食生产与农业中农业生产的重复。

写居民生活可以多参考统计志、经济综述，比如写居民消费情况如果加上各时期的恩格尔系数，就更能反映当时的消费水平。另外编简志的资料来源，可以不囿于首轮省志，应该多找些资料，做补充、佐证。同时要标注资料来源，首轮省志都没标注资料来源，对有疑问的地方找不到原始资料核对，所以这次应该有，是脚注、还是尾注，应该在凡例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