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勇强 李蕊芹

插增与腰斩：解读《水浒传》论争的钥匙
——兼论《水浒传》成书的独特性

许勇强 李蕊芹

自鲁迅、胡适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有一部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是由世代累积发展而来的，我们往往称之为世代累积型小说。但仔细分析《水浒传》，却发现它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的成书有很大的不同，即它在世代累积定型后又通过陆续插增和腰斩从而形成几种与原本区别的各具特色的文本。鉴于目前学界对这种独特的成书特征及其学术价值关注不多，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提出及特征

最初对世代累积型问题进行初步论述的是前辈学者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他们在对明代一部分长篇小说的创作途径进行考辨后，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是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材料积累之后，由许多人参与创作而最终形成的，不是某一作家独立完成的。鲁迅在论述《三国演义》的成书时指出：“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又说罗贯中“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①胡适也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 (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②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赵景深《〈武王伐封平话〉与〈封神演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尽管鲁迅等学者对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但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这种世代累积型特征却逐渐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并成为一种常识被写进文学史或小说史。如北大中文系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三国演义》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范之一”③，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水浒传》“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④。石昌渝谈到章回小说时也有类似的论述。当然，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有的没有直接用世代累积型的说法，有的则称为“累积型小说”，但无疑对这种世代累积型特征是认可的。

所谓世代累积型创作，是对某些叙事文学作品创作生成过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是指一部文学作品在最初的历史素材、民间口传故事等基础上由无数不知名的群众作者踵事增华，不断吸收相同或相关的题材并经过长期演变，最后通过集大成者的伟大作家之手而以完美的形态流传于世的创作过程。显然，根据我们的概括，其应当具备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作品必须以最初的历史素材或民间口传故事为基础，并在演变过程中吸收相关的材料，不同时代的文本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和演进性，而这些都应当有历史文献作依据；二是其作者应当包含两部分，一是大量的不知名的平民百姓和普通文人，他们对作品的流传和发展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作家的再创作，才最终使得作品以完美、稳定的文本形态流传于世；三是该作品从最初的原始材料到最后成为优秀的作品必须经历比较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凡是符合上述要求的中国甚至世界的叙事文学作品都应当属于世代累积型创作的作品⑤。

二、从原本到插增腰斩：《水浒传》的二次嬗变

《水浒传》的成书也具有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小说一致的基本特征。通过鲁迅、胡适等前辈学者和时贤的研究，我们可以勾画出《水浒传》演变的基本轨迹：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以《宣和遗事》为代表的说话→元杂剧→原本《水浒传》。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在演变过程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小说定型后的文本形态基本固定，后世评点者的技术性修，补如毛氏父子的评点与删削，或者如《西游记》唐僧出身故事的增补，则对文本本身没有重大影响，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本、世德堂本《西游记》和朱本还是一部书，他们的不同只是通常的版本学意义上的区别。

但《水浒传》却与它们不同。《水浒传》除了有它们共同的从原始材料到成书所具备的特征外，还有其独特之处，即插增与腰斩。根据胡适、鲁迅和今人的研究，学术界一般认为《水浒传》的文本形态经历了这样一个嬗变过程：

首先是经过世代累积后定型的施耐庵、罗贯中原本《水浒传》。它主要包括排座次、招安及打方腊三部分。鲁迅称之为古本《水浒传》，认为它应当是百回，“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但在明朝后期“既不可复见”⑥。胡适也认为“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⑦。刘知渐《〈水浒〉的书名及其所谓“真义”——罗尔纲同志〈水浒真义考〉质疑》也认为“原本是招安之后，紧接征方腊的故事，最后就是宋江被害的结局”⑧。

其次是征辽部分的插增。郑振铎说：“无论是一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其中的‘征辽’的故事和‘平田虎、王庆’的故事，都有一个显著的痕迹，证明它们不是原本的完整的结构中所包含的部分。”⑨穆烜也认为：“‘征辽’在历史上即无依据，又不见于民间故事的流传；现在所知的元曲水浒戏中，也没有与‘征辽’有关的故事。很可能是在《水浒》已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之后，某些说书人或作家又创作了‘征辽’这个故事，把它插了进去……原本的结构，是大致相当于一百回本减去‘征辽’部分的。”⑩洪克夷认为“征辽部分的产生必在征方腊部分之后，征田、王之前，可能即郭勋门客所为”(11)。

再次是田虎、王庆部分的插增。学术界通常认为田王二传是后来加入的，这几乎已成为定论。如王利器就认为简本的田王二传是后来加入的，其时间“当在嘉靖郭武定本以后”，很有可能是从《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开始的(12)。洪克夷也根据明人张凤翼《处实堂续集·水浒传序》、汪道昆所说的郭勋以后“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浑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和现存刊本中有万历时所刊的《新刊京本全象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三条材料认为“田虎、王庆两大段为万历时所加”(13)。马幼垣则认为《新刊京本全象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比较保守的刊刻时间是在万历初年(14)。

最后是明清之际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鲁迅曾根据周亮工《书影》的有关记载，认为金圣叹其实没有所谓的“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所据殆仍是百回本”(15)。这个观点得到了郑振铎和许多学者如范宁、徐朔方的支持。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如罗尔纲等认为金圣叹不曾腰斩《水浒传》，但目前学界大多均从鲁迅说。

从上面的简要描述中可知，《水浒传》与其他世代累积型小说不同，它在小说定型后在原本《水浒传》的基础上还经历了第二次文本嬗变，从而形成三种与原本《水浒传》不同的文本形态：一是插入征辽的百回本《水浒传》，二是插入田王二传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传》（当然还包含插增田王故事的简本《水浒传》），第三是仅有排座次以前部分的金本《水浒传》。这三者与原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繁简本的关系，也不是如嘉靖本与毛本这样的所谓原本与修订本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独特的原本与插增本、腰斩本的关系——他们与现在失传的原本《水浒传》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部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化，因此是属于不同的几部书。

三、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插增与腰斩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所谓期待视野，就是在读者阅读之前和之中，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过去的和现时的诸多因素影响，阅读心理已经形成了某种认知结构和预期认知。这种期待视野决定或影响着读者接受的方向和层次、接受的质量效果。《水浒传》在世代累积定型后经历的插增与腰斩，从本质上说是文学接受的结果，它反映了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

根据前贤时修的研究，水浒故事是在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基础上融合了忠义军、洞庭湖起义甚至朱元璋征张士诚故事(16)，因此这些部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水浒传》广泛刊刻与传播的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皇帝惰于朝政，宦官干政，边患日甚，农民起义蜂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统治集团和普通文人甚至下层市民普遍有一种渴望抵御外侮和寻求安定的社会心理。它在小说《水浒传》接受中就表现为小说文本的插增与腰斩的出现。

郑振铎在谈到《水浒传》征辽部分时，认为它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插增进来的。“郭勋之编造征辽的故事，其原意与陈忱之做《后水浒传》，金人瑞之表彰七十回本《水浒传》，俞万春之写《荡寇志》，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时代的变化，使他们产生了这些故事的。”郑氏认为嘉靖时期的蒙古犯边、倭寇入侵和军队腐败等促使作者“想到要草莽英雄来打强邻”(17)。这其实指出了征辽部分的插入是为了迎合读者渴求抵御外侮的期待视野而产生的。

目前所知田王二传插入《水浒传》最早的本子是《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郑振铎认为它们的插入是读者求全的心理驱使。他说田王二传“这两段故事，在万历之前，全不见于《水浒传》中。余氏大约因为读者喜欢水浒的多，所以特别的自编了这两大套的水浒故事进去，以示别与他本”(18)。其实田王二传的插入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尽管目前学界对田王二传插增时间还有争论，但大体是在明朝中晚期则无疑，而这段时间正是明王朝逐渐走向衰微的时期，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世人渴望社会安定，而腐败的朝廷又无力应付农民起义。田王二传的插增者敏锐地把握了当时读者的这一期待视野，编写出宋江镇压农民起义的两段故事来迎合当时的社会心理。赵明政就认为现存简本田、王二传“明显打上了明代正统以后外患不断、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的印记”(19)。

同样的，金圣叹腰斩本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社会心理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紧密联系的。胡适曾经指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和“独恶心宋江”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他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侯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彰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20)鲁迅也很赞同胡适的观点。

从上面对插增征辽、田王二传和金本腰斩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插增和腰斩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不同的是从文本形态上看它们表现为小说文本内容的增加和删减；相同的是从文本发展角度看，无论是插增还是腰斩都是一个历史时期内水浒故事演变和累积的一个环节，都是特定时代下读者阅读期待视野在小说文本中的反映，它们背后隐含着许多文化信息，是反映明代后期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四、插增、腰斩与《水浒传》研究

如前所述，《水浒传》在原本基础上经历了二次文本嬗变（插增和腰斩），从而形成三种与原本《水浒传》不同的小说，而现存于世的《水浒传》从思想内容和宋江形象的角度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插入征辽及田王二传的百回本、百二十回和诸多简本；二是仅有排座次以前部分的金本。充分认识《水浒传》在成书演化过程中的插增与腰斩特征及由此而形成的几种各具特色的文本，对解决多年来困扰《水浒传》研究的一些学术论争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水浒传》独有的插增腰和斩特征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21)《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目前主要有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和嘉靖说五种，而元末明初说居于主流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小说在成书后的插增、腰斩特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水浒传》，那么关于小说的成书时间就不一定要整齐划一了。譬如原本《水浒传》成书时间按照明人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在元末明初；含有征辽的百回本很可能就在嘉靖年间，且与郭勋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讲，嘉靖说也有一定合理性；插入田王二传的全本《水浒传》则应该在万历年间；金本则是在崇祯末年。

其次，《水浒传》独有插增、腰斩特征对解决《水浒传》作者论争也有启发意义。《水浒传》的作者大体有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罗合作说、郭勋门客说和集体创作五种说法，目前来看还没有那种观点能够独尊。根据现存最早的明人文献，原本《水浒传》与施耐庵、罗贯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视之为小说作者应当是比较可信的；而征辽部分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郭勋门客；至于田王二传的作者郑振铎认为是余象斗，但遭到马幼垣的否定(22)，所以真正的作者尚不可考，从这个角度上说，有的学者所持的集体创作说也有一定的道理。至于金本系百回本的腰斩本，虽然金氏在腰斩的基础上对小说文本做过一些细节性的修订，但却不能够说是小说的作者，至多算修订者。

此外，《水浒传》的插增、腰斩特征对解决《水浒传》主题、宋江形象等论争均有重要意义。张国光先生曾经提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按其主题思想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以《全传》本为代表的包括它以前的一切本子……它们的特征是都离不开用封建的‘忠义’观点作为书名，并且都写了宋江投降后镇压方腊义军直到‘服毒自缴，同死而不辞’过程，这种本子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正名为《忠义水浒传》。另一种本子就是金圣叹删去‘忠义’标题，斩截了七十一回以后文字并消除了前文中投降主义色彩的七十回本……两种《水浒》的分歧，绝不仅是回目的多少、文字是否洗炼、故事是否集中的问题，而是书中究竟是由投降主义黑线还是由武装斗争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问题。”(23)张国光观点的缺陷是明显的，所以曾遭到许多学者的批驳，但它注意到了几种《水浒传》文本的巨大差异，并试图根据不同文本来探讨小说的主题与人物形象，这一点却是值得肯定的。

在小说主题的探讨上，目前主要有农民起义说、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十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如此众多的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浒传》因插增、腰斩而产生几种不同的文本，从而导致其主题思想有所区别。如金本就更多地凸显了官逼民反的主题和绿林豪侠的精神与游民特性，而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则更多地向于忠义思想、忠奸斗争等。

再如关于宋江形象的论争，张国光很早就注意到金本与百回本等作品中宋江形象的巨大差异，但其具体观点却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失之公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宋江是农民起义领袖说与“文革”批“水浒”运动中的投降派说，从根本上是源于评论者所依据的版本的不同，前者是以金本立论的，而后者则以百回本为依据。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水浒传》在成书演化过程中的插增与腰斩特征及由此而形成的几种不同的文本，那么对宋江形象的评价就会更加全面和准确了。

①⑥(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99、100页。

②⑦(20)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95-396、408-409页。

③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3页。

④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⑤李蕊芹、许勇强《世代累积型创作说——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⑧刘知渐《水浒的书名及其所谓“真义”——罗尔纲同志水浒真义考质疑》，《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1期。

⑨郑振铎《水浒全传序》，《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36页。

⑩穆烜《关于水浒全传的后半部》，《文学遗产》，1954年第24期。

(11)(13)洪克夷《水浒二论》，《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2)王利器《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文学遗产》，1955年增刊1辑。

(14)(22)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水浒论衡》，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16)参见王利器、侯会和马成生等的论著。

(17)(1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142页。

(19)赵明政《水浒田王二传新探》，《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

(21)参见许勇强、李蕊芹《百年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检讨》，《中华文化论坛》，2010第4期。

(23)张国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

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3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