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靖 孟召峰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画像石透析汉代武术的文化特征

郭守靖 孟召峰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墓葬制度与习俗方面的变化，是汉代社会景象的再现。汉画像石具有承载历史文化的作用，其中出土和发现的手搏、击刺、武舞、剑舞、刀舞等汉画像蕴含着汉代的武术文化现象，同时隐射汉代的民族精神，汉画像石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实地考察和检索文献资料，收集大量相关武术的汉画像石资料，从文化学视角分析其中武术画像所折射的汉代武术文化特征，得出结论：汉代武术具有了弓步、马步、仆步、跪步等基本步型，可能已经形成了古拙简朴的武术套路；武术的实用性与竞赛性、娱乐性并存，武术对练和竞赛的雏形已经具备；“角抵”比赛已经完善，相应产生了教练员和裁判员；汉代武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娱乐和教育之中，表现出汉代人民具有崇尚斗争、彰显武力、宽宏豁达的民族精神。

汉画像石 武术现象 社会形态 民族精神

中国经过先秦的诸侯兼并战争到秦、汉时期，国家得到统一和稳定，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社会重“孝悌”，推行“举孝廉”制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儒家思想学说在社会政治、思想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社会历史的变化，促使了人们从感性和理性上接受尚土观念和人本思想，并由此形成汉代“重农抑末”的道德规范。[1]23西汉末期，建墓厚葬成风。至东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12年），社会上出现了“厚葬为德，薄终为鄙”。[2]墓主人将人间生活趣味和主观愿望刻在墓中石壁上，以便死后仍能享受人间生活。汉代这种“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观念和石墓葬行为，最终产生了墓中石上画像现象，大致盛行于西汉武帝以后，衰落至消亡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期间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过程。

汉画像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占主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墓葬制度与习俗方面的变化，是汉代社会景象的再现。汉画像石中有大量武术活动的形象刻画，表现手搏、击刺、武舞、剑舞、刀舞等细节，很能使人一目了然汉代武术文化的形态，给后人研究汉代武术，透视汉代人们的民族精神，留下了珍贵的社会史料。

1 汉画像石分布的地域特征

全国历年发现和出土的汉画像的地点有：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豫南、鄂北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四川、重庆、滇北地区，河南的新密、登封、洛阳，陕西的彬县、甘肃的成县、江苏的镇江、浙江的海宁、贵州的金沙、河北的满城、北京、内蒙的包头等地区。这些地区“都是汉代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或者是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的地区”。[1]24山东省是已发现和出土汉画像石分布最广的地区，又主要分布在鲁南地区。地点有嘉祥、沂南、莒南、济宁、曲阜、莒县、微山、金乡、滕州、临沂、鱼台、汶上、邹城、枣庄、苍山、平邑、费县、泰安、长清、肥城、章丘、安丘、诸城、福山等。

从汉画像石的出土特征来看，鲁西南和苏北地区的风格大致相同，而与四川、豫南、鄂北等地区风格截然不同，题材内容也各有侧重。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除了体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题材以外，更多的则以娱乐百戏、武术活动、历史人物、历史典故等为题材，体现的文化程度更为深刻。常见有渔猎、角力、器械对刺、武士人物、武林故事等的图像。渔猎类的画像石多描绘猎人们牵犬、架鹰、执毕、荷戟、弯弓、或骑马或徒步，围猎各种飞禽走兽；被射的兽鸟或中箭落地，或惊慌奔逃。角力类有手搏、角抵、斗剑、空手对剑、斗牛、搏虎等，气势雄浑，动作逼真。武士人物有执戟、执戈、执盾、执斧、执剑、执弩、飞剑等形象微妙。武林故事类有管仲箭射小白、荆轲刺秦、二桃杀三士等武林故事。季札挂剑、七女为父报仇、管仲射小白、曹子劫桓、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刺秦王、专诸刺秦王、聂政刺韩王、豫让刺赵襄子、要离刺庆忌等系列，大部分都有榜题赞词，也有个别画像具有贬义讽刺，其外还有兵器库、练功、倒立技、百戏图等与武术相关的内容，集中再现了汉代武术的发展情况。以上反映武术文化的汉画像石，在江苏的北部、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发现和出土，但绝大部分在山东境内。单纯表现角力的画像石，在徐州地区出土的也较多。这种现象，应该是汉代齐鲁和苏北地区，特别是鲁南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导致的结果。徐州为汉高祖刘邦故里，汉代徐州地区官宦县郡多为皇亲国戚，在政治、经济方面较为发达，与鲁西南连成一片，东临曲阜，便是孔子的故里，是儒学思想的发祥地，鲁地百姓，历来提倡以孝为仁之本的思想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厚葬先人也就成了一项美德。

2 汉画像石表述的汉代武术现象

汉代虽然还未出现武术图谱，但是出土的大量画像石上的刻画内容，都有多姿多彩反映汉代武术文化的武术形象。出土的此类武术画像石，“是继殷商的象形字、文字画之后我国武术古图谱的萌芽，是突破象形字、文字画古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化发展”。[3]

在历年来出土和发现的有关汉画石资料中，单从渔猎、角力、武士人物、武林故事及百戏类的汉画像石中所描绘的武术动作特征观察，汉代武术器械更加多样化，有剑、刀、戟、短戈、勾镰、斧、弓、弩等。汉代搏击类武术内容，除了角力、角抵等“手搏”外，还出现了徒手对戟、徒手对剑、剑对剑、刀对刀、刀盾对刀、戟对戟、戟对剑、斧对戟、等器械对打，应该说“徒手夺兵以及兵器击刺等表演在汉代社会发展得很快，而各种兵器都可以作为表演娱乐，表演的动作都是具有攻防性的，是可以伤人的”。[4]34汉代的拍张、舞剑、舞戟、跳刀、飞剑、倒立技、翻跟斗等武术技能在百戏图中多有表现。说明民间武术与军事武技在汉代逐渐分野，民间武术在不脱离实战的基础上，其发展方向趋向娱乐性和表演性。

2.1 汉代可能已经有了古拙简朴的武术套路

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写绘在缯帛上的《导引图》。图中的彩绘图像有老有少，有裸背者，也有着衣者，其衣冠均为当时一般庶民所采用的样式。图像整齐地排列成上下四排，左右11列，共44个各种人物的各种动作形象，图侧并有简单的文字说明，每个图像为一独立的导引术式。《导引图》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人体运动图谱（导引图解），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导引套路”。[5]91上世纪末，邱丕相教授曾经根据复原后的《导引图》，创编了马王堆导引术的功法和术式套路，或单个动作、或成段、或全套皆可练习。

据西汉刘向《淮南子》记载，汉代就有成套的“六禽戏”导引养生术，东汉华佗又创编了“五禽戏”健身法，而且都被较早的用图谱记载下来。据东汉班固《汉书》记载，汉代有13种“兵技巧”，形成文字的就有“199篇”，班固解释说，“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6]1761“兵技巧”就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模拟实战训练的部分军事技能，其中不乏有徒手的和持器械的成套练习方法，这些成套练习的“兵技巧”可能就是武术套路形成的基础。

汉画像石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记载方式。从汉画像石的武术内容，可以发现汉代武术活动，出现了单人、双人，徒手、持器械等多种形式，武术的基本步型也基本定型，至少弓步、马步、跪步和仆步在汉代武术中已经存在。汉画像石中虽然没有武术成套动作的刻画，但是丰富的武术活动画像可以为汉代出现“古拙简朴的、连缀几式而成的拳术套路”[5]92提供旁证。

从出土或发现的汉画像石分析，画像中出现的弓步和马步较为多见，马步大多以“四六”高马步出现，弓步大多是高弓步，或动态的大弓步为主，透露出汉代的武术动作还是趋向实战性的。如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武氏西阙正阙南面第四层中的画像（嘉祥县武氏祠管理所藏），中间二人格斗绘画，左者高弓步进攻，右者则采用“四六”高马步防守；再如东安汉里石椁墓南壁外面画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画中右者弓步，左者则“四六”高马步，两者皆持刀相对，瞠目张口，威猛有力。

仆步的雏形出现在沂南汉墓中室西壁北段画像中有一幅（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博物馆藏）：左者，右手握剑，左仆步向左回身头上反刺。完美的低姿仆步，出现沂南北寨村汉墓中室东门楣乐舞百戏图的七盘舞中，是武术步法吸收了七盘舞的动作，还是七盘舞吸收了武术的步法，难以考证，但是，从技击实用价值看，仆步不利于冷兵器时代的实战发挥，若进行徒手相搏，用于低姿背摔或者仆步钩拌，仆步也能奏效。

严格地讲，现代武术套路中的歇步，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没有发现。歇步与跪步虽有不同，但是可以认为歇步是在小跪步基础上转身下坐完成的，可以说小跪步是歇步的雏形动作，武术中的跪步在汉代已经出现。在山东省嘉祥县洪山村出土的汉画像石有低跪步，趋向于歇步的雏形。如蒋英炬和杨爱国著的《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汉画像石插图四，刻画的是一人持刀、盾旁观，两对在斗剑。进攻者都是拗弓步前下刺剑，一人持盾歇步防守，另一手持刀后上举，司机进攻，最右边一人显然被刺中倒地。[1]62在绥德县出土的汉画像《比武图》中也出现了跪步。[4]42再如陕西省绥德县出土的汉画像《比武图》，画像的上层右者，弓步持长枪前刺。左者，采取的也是跪步防守，左手持勾镰，勾挂来枪，右手握剑准备还击。

2.2 汉代的武术对练雏形已备

沂南汉墓中室东壁北侧画像中（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博物馆藏），有一幅刻画的是：二人圆睁双目，面目狰狞，作格斗状。左者，斜佩长剑，卷衣袖，右手张掌前下伸，按在右者的剑鞘上；右者，右手张掌前伸，搁于剑上，左手横握长剑，横置腹前。二人的服饰风格相近，表述的内容应是为某事争执，理解为“武士论剑”，也很有说服力。

东安汉里石椁墓南壁外面画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中，也有一幅刻画的是：二人弓步相对，瞠目张口，威猛有力，左者右手持刀，左手执一树枝状物。右者左手持刀，右手张掌前伸。从二人的着装上看，头上的武冠，身上的服饰基本相同，二人所持的弯刀也类似，画中内容表述的二人应是同伴持刀演练，而并非敌对的双方在作你死我活的拼杀。

嘉祥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对剑”图（嘉祥县武氏祠管理所藏），对剑的双方均是身着长袍，右面的一人身体跃起，低头、倾身、持剑向前冲刺，左手在身后高举，控制平衡。左面的一人处于守势，持剑站立，巍然不动，准备防守还击。在斗剑两人的身后各有一人，身着长衣，拱手侍立，当是其随从。

沂南汉墓中室西壁北段有一幅画像（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博物馆藏），画像中二人，左者，大弓步向右，右手握剑，回身从头上反刺剑。右者，高冠短袖，跃于空中，左臂上举撑掌，右手张掌前伸，预夺剑。

在徐州汉墓出土画像石《比武图》（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藏）中有类似的画像，“空手夺兵”。一武士，将环首刀、甲胄都放在一边不用，赤臂与一持长戟的武士对搏。刘秉果认为“这场空手夺兵是故意安排的，也就是说是军队中的手搏测试”。[4]40据《前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有“《逢门射法》二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望逺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剑道》三十八篇”。[6]1762表明弓、弩、戈、剑等器械的使用技法和训练方法在汉代已经有了理论专著。“法”和“道”就表明有实战理论，也有训练指导，要达到安全训练，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套路模式。因此，结合上文这几幅画像可以大胆推断，汉代“刀对刀”、“剑对剑”等武术器械对练的雏形已经形成。格斗比赛在汉代已经形成，在宫廷、军队和民间均有表演。从“空手夺兵”图像中可以说明，汉代已有了军事训练的空手对兵器练习，但是否已有了表演的“空手夺兵”，尚不可知，至少“武术的四类子项雏形已备”。[4]41

2.3 汉代的“角抵”比赛已经完善，相应产生了教练和裁判

山东省莒南延边区东兰墩孙氏阙画像（见蒋英炬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之第一卷《山东汉画像石》插图一一三）中有二人皆短衫、束发，相对格斗状，即二人角力，徒手相搏。该图在刘秉果著的《中国体育史》第200页插图《角力图》中，则有三人。笔者认为刘秉果著的《中国体育史》中的图有误，右边一人是后补的。因为其左边两人同莒南延边区东兰墩孙氏阙画像中两人相同，当是其拓本。而右上之第三人，人的体形较小，风格也不同于左边两人，应该是莒南延边区东兰墩孙氏阙画像中“角力图”下方的“乐舞图”的“舞者”，被拓到上面的。

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武氏西阙正阙南面有上下五幅画像连环画像（嘉祥县武氏祠管理所藏），第一层，一人跪，四人恭立，皆手捧牌，拜谒一手持曲杖的老者；第二层，一导骑，一帡车左向行；第三层，左一人右向对三人，皆执笏，成拜会状，右边二人相对；第四层，中间二人格斗状，两边三人旁观；第五层，一导骑，一帡车左向行。刘秉果先生认为此全图五幅是“连环画”，“应为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当更有说服力。[4]36第一层，五人谒见一人，禀报一事；第二层，驱车前往，第三层，接见；第四层，观看比武；第五层，驱车返回。仔细观察第四层比武图：图中观看者三人，并非一般的看客，应当是裁判。无独有偶，在徐州市郊寒山镇散存的汉画像石“邀看比武图”（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藏），可谓是其旁证。石刻纵127厘米、横56厘米、厚6厘米，阴线刻。画面分四格：一格刻邀请，二格刻四人同行，三格刻二人持棍比武，四格刻揖客。边饰水波纹，右下角残。整幅画面以连续的图案，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经过，是中国早期的连环画形式。说明在汉代“比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供观赏的活动。

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帛画中（见张耀庭主编的《中国武术史》第78页），有三人，其中两人相对，虎视眈眈，身体健壮，双肩宽阔，肌肉隆起，挽袖交臂，当是摔跤手，第三人，拱手而立，着装明显与前两人不同，似为裁判。[7]湖北江陵市凤凰山秦墓出土的蓖画中，也有角抵绘画。在湖北江陵市凤凰山秦墓出土的古蓖（见刘秉果著《中国体育史》第202页），蓖上画的也是角抵图，蓖画中也有三人，角抵的两人都是赤裸上体，下身只穿着护裆，腰系带，第三人，着装与角抵两人类似，可能是教练，或为交替练习的摔跤手，而不应该是裁判。在张耀庭主编的《中国武术史》和刘秉果著的《中国体育史》中都认为旁观者是裁判。笔者认为角力图中的第三者不是裁判员的理由，主要是根据第三者的服装，与正在角抵的两个人相同，而动作似在指导两人，其形象也与上两幅中的第三者完全不同，应该是教练员而不是裁判员。

从以上的汉画像石中的角抵画像分析，可以说秦汉时期的角力活动已经出现了教练员和裁判员，其中发展迅速和完善的运动是由“角力活动”分化出来的“角抵比赛”。从训练到比赛已经成型，过程比较完善，而且较为普及，从百姓、军队到宫廷都比较流行。同时也很能说明汉代“手搏”活动除了具有军事价值外，还兼有体育和艺术价值。如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采观”[6]194就是例证。汉代“《手搏》六篇”虽已佚亡，但是汉代较成熟的武术徒手对抗活动并没有消亡，却以另一种形式繁衍发展。

3 汉画像石映射了汉代武术的社会形态

西汉时期，画像石的题材较简单，历史故事的内容虽有出现，但数量很少。以故事题材的汉画像石最先出现的历史人物是山东兖州西汉石椁墓画像上有榜题的“老子”、“孔子”、“秦王”。前二者故事内容不详，“秦王”则出自泗水升鼎的故事。[8]到东汉晚期，历史人物则大量出现。最为集中的首推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祠。祠内西壁的历代帝王图，皆有榜题赞词，最为世人关注。一些侠客、武士等武林人物则多在历史故事中体现。在武梁祠西璧刻有数十幅历史故事图，其中有“季札挂剑”、“七女为父报仇”、“管仲射小白”、“曹子劫桓”、“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刺秦王”、“专诸刺秦王”、“聂政刺韩王”、“豫让刺赵襄子”、“要离刺庆忌”等侠客故事。特别“孔子”、“荆轲刺秦王”等几个故事反复出现，细节则各有不同。

最有代表性的是武氏祠左石室后壁西侧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嘉祥县武氏祠保管所藏）。刻画的左者，挥臂投掷匕首中柱，当是荆轲。中间环柱而走，单手上举，预背后拔剑，当是秦王。两人倒地，一人持物（药囊）护于秦王身侧，当是侍医夏无且。场面恢宏，气势逼人。此画像石已被中国邮政制作成邮票，在全国发行。在沂南汉墓中室西壁北段，也有“荆轲刺秦王”画像，中间一柱，刻有匕首。左者环柱而走，当是秦王。右者左手执一物（献给秦王的地图），右脚下踏一小箱（药囊）右手投掷匕首，目瞪左者，动作逼真。

这些形象化的历史石刻，是孔子儒学在东汉社会深入人心的重要表现，表明汉代特别重视忠孝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东汉社会对曹沫、豫让、荆轲、高渐离、专诸、聂政、豫让、要离等侠客精神的赞扬和认同。对“专诸刺秦王”、“荆轲刺秦王”的再现，反映汉代臣民反对秦始皇的霸权。对秦始皇到泗水升鼎而未得的情景以“泗水升鼎”描绘来说明“秦行暴政，天祚不长，也是一种历史成败的借鉴”。[8]在汉代，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在大统一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安定，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整个社会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武士的看法常带有贬意，甚至持反对的观念，不主张单纯的武士精神，而提倡武士绝对服从主人的“尊卑”观念。其中画像“二桃杀三士”（武梁祠西壁），通过描绘为齐景公立过赫赫战功的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位武艺高强，曾以“勇力搏虎”[9]著称的武士，却死于齐相晏婴“二桃”之计，就是对当时“武士”持讽刺态度的集中体现。

4 武术类汉画像石折射出民族豁达之风和崇尚力量的汉代民族精神

武术类汉画通过武士游侠的人物刻画、击刺手搏的动作描绘、兵器摆放的展示、武林故事的再现等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特有的力量、运动和速度，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殊气势和古拙风格，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汉画像石上刻画的乐舞百戏场面，集中体现了汉代热情奔放、兼收并蓄的时代精神。汉代精神是一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雄浑气魄，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英雄主义精神。汉代精神是一种宏阔的文化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开放，这也是汉代文化的精华。鲁迅先生就多次盛赞汉代精神：“遥想汉人多闳放”、“深沉雄大”、“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汉代精神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主体—“豁达闳大之风”。“画家吴冠中看到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时，激动得简直要跪在汉代先民的面前”[10]。在确立我们民族以及民族精神的历史时期，生发出的这种气势磅礴的阳刚之气，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开拓、向上的时代精神，后来这种时代精神渗透在我们民族精神之中，并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可见，汉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价值整合的作用。

汉代人将游侠刺客、武林人物故事刻进墓室，以便死后与其为伍；那骑马开弓的猎场和疾驰飞奔的战车，是汉代人建功立业的象征；对武士在竞技场上力量和技巧的炫耀，以及许多武器和武器库的展示，都表明汉代人对强悍、飞动的力量崇尚。通过汉画像石我们看到了一个洋溢着生命活力和激情的时代，展示出汉代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以及雄浑威仪、阔大敦厚的盛事气象。这一方面构成了汉代精神中的阳刚之气，另一方面也含有人们对武力的偏好。汉画像石以浑古的笔锋和简洁的刀法，勾勒了武士的彪悍形象、击刺搏击的技巧，传达了汉代民族生命力自由流动的中国武术文化精神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武术文化的汉画像石塑造了中国武术文化精神。如果说“汉画像石负载着大量隐秘信息的文化密码，是汉代社会形象的文化标记，是保留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得力媒介的话”，[11]那么出土和发现的汉画像石中武术的内容则彰显了汉代民族顽强进取、强悍尚武的汉代民族精神。同时也向世人再现了汉人“中国性”的存在，汉画像石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5 结论

汉画像石具有承载历史文化的作用，其中出土和发现与武术相关的汉画像蕴含着汉代的武术文化现象，同时隐射汉代的民族精神。汉代可能已经有了古拙简朴的武术套路，武术的实用性与竞赛性、娱乐性并存，武术的竞赛雏形已经具备，“角抵”比赛已经完善，相应产生了教练员和裁判员；汉代武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娱乐和教育之中，表现出人民对强悍力量的崇尚，彰显了民族豁达闳大之风；汉画像石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3，24，插图四，62.

[2][宋]范煜.后汉书·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郭志禹，谢建平.中国武术史简编[Z].上海：上海体育学院辅助教材，2004：8-14.

[4]刘秉果.中国体育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4，42，40，41，36.

[5]沈寿.中华武术散手、推手的溯源与释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83（3），91-92.

[6][汉]班 固.前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61，1762，194.

[7]张耀庭.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们体育出版社，1997：78.

[8]蒋英炬.山东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插图 113，86.

[9]张纯一.诸子集成·晏子春秋校注 [M].上海：上海书店，1986：63.

[10]张子中.从汉画像石看汉代精神[J].艺术探索，2004（1）78-83.

[11]孙康宜.一位美国汉学家的中西建筑史观[A].耶鲁潜学集[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62-267.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n Han Dynasty Stones

Guo Shoujing Meng Zhaofe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cienc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Zhejiang 321004）

Figure stones,mostly tomb stones,are sheets of stone on which figures and pictures were carved.Figures on such stones from Han Dynasty reflect a lot about this dynasty's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phenomena.They serve as means for transmitting cultural heritage.On these stones,such figures as hand fighting,fencing,Wushu dancing,sward play tell usa lot about Wushu development at the time and also imply the ethnic spirits of the time.Their role in carrying down the nationality and Wushu culture is beyond questioning.Study on these figure stones has led to the following findings:1,the basic stanc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including bow stance,horse-riding stance,crouch stance,squatting stance,and probably simple stance forms of Wushu had already been designed and developed;2,the pragmatic use,competitiveness,and entertain mental quality of Wushu were all combined into one,and the rudiments of contending practice and competition appeared;3,quot;wrestlingquot;competition was quite developed,and there were trainers and judges for such competitions;4.Wushu had entered people's life,entertainment,and education of children,showing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time-honoring physical health and strength,no fear for fighting,peace-loving and leniency for others.

figure stonesof the Han Dynasty Wushu social pattern nationality

G85

A

1004—5643（2011）06—0015—04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体育文化研究基地”研究成果；入选2009年8月3日至5日在大连召开的第八届东北亚体育史国际学术大会墙报交流。

1.郭守靖（1967～），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历史与文化。

2.孟召峰（1976～），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武术教学与科学化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