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海［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2］

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被赞誉为“描写晚明社会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双璧”①之一。好小说往往别有怀抱，因为“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不是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某些重大的精神性问题，不是书写着他的时代的心灵”②，洋洋三大卷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亦如是。《白门柳》以其充满诗意的笔触和意趣，写出了明清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然在其各项艺术开掘中，其精妙的结构艺术最发人深思。

首先是《白门柳》各分卷的书名。不论作为表面的文化装点，还是艺术气氛的内在文眼，这些书名都相当耐人寻味，并与扉页引诗相映成趣。如：第一部《夕阳芳草》摘引辛弃疾的《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和屈原的《离骚》；第二部《秋露危城》引用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和《易·否·九五爻辞》；第三部《鸡鸣风雨》的选择来自《诗经·郑风·风雨》。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词，不仅本身富有高度浓缩的文化意味，而且蕴含着深远的社会象征力。《白门柳》能根据各部小说叙述展开的需要，进而引用不同意味的典籍章句，这除因为刘斯奋具备精深的古代文化修养之外，自然还有深意在焉。因为这一点还关联着小说情节的细节设计。例如，小说中不同人物所读书籍就因人而异：钱谦益看重宋版《倚松老人集》，思虑再三后仍不舍得送给自己的独生儿子钱孙爱，最后只给了元刻大字本《韩诗外传》；黄宗羲欣赏宋版《潜虚衍义》，而其弟黄宗会却读《明文定》；方以智爱读《离骚》；陈贞慧、冒襄和吴应箕三人虽同是吟诵《闲情赋》，却也旨趣各异。人物身份、性格与所选读诗文对象的和谐，这等细微考虑也在小说中表现得丝丝入扣，颇具匠心。

《白门柳》各卷的书名与所征引诗文的关系，也都遵循着同样的艺术用心。作者将古代诗词章句的意象抽出，借助这些意象高度凝练的文化内涵，提炼出与各卷基本情节意绪相当对的意境内核，进而再作艺术整合，最后达到“引诗”和小说情绪节奏的默契。例如，《夕阳芳草》写的正是明王朝摇摇欲坠、国势颓危、日薄西山之时；《秋露危城》则述说建虏入塞，明王朝分崩离析而偏安江南之际；《鸡鸣风雨》更是对应于国破家亡、民族危亡、文化灭裂的当口。可见，《白门柳》各卷扉页的“引诗”与书名之间丝丝缕缕的关联，并非随便措置，而是既吻合故事发展时势又切合小说旨趣的三个不同境遇。三卷书名总共十二字，却能独立构筑完整的故事叙述结构：在时间上，夕阳、秋露、鸡鸣（时分），写出时间维度；在情势上，芳草、危城、风雨，写出时势维度。时与势、故事时间与心理时间、故事情节与主体情绪，形成小说叙述的基本史识。除诗文征引和书名设置极为精致外，《白门柳》开篇部分的“引子”也同样美丽绝伦。这个“引子”部分，不仅起到写作和阅读的情绪缀连和情绪模式预设的作用，并一下子就把读者的心“拉进门去”③。其实，在《白门柳》出版前，“引子”部分曾在《羊城晚报》副刊单独发表，题为《梅花，一个古老的故事》。此文还因此获得了著名散文家黄秋耘的激赏，并被收入《广东散文选》。

一般来说，小说“引子”部分作为题叙，多与整部小说存在暗示或象征意义，近似古代小说的“楔子”。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创业史》《白鹿原》也曾用过此结构技巧。《白门柳》的“引子”部分，显然与整部小说的结构创新和艺术开掘有关。刘斯奋曾说：“梅花的形象是一个象征，它概括了一种人生，概括了一类知识分子在那种时代所走过的路，也象征着一种民族的苦难。”《白门柳》的“引子”，从情绪流淌上说，是“引叙”或者“题叙”；从情节象征叙述上说，更是“预叙”。因此，《白门柳》的“引子”就是整部小说悲情演绎的起点，也是诗性升华的顶点。它不仅带隐喻性质，更是小说叙述上的一次预叙。它讲述了一株幽谷红梅数度自我超越、意欲重生涅 ，然最终脉脉不得语的心路历程故事，是一段草木精华的灵魂历险记，其主旨与小说艺术旨归不谋而合。它既是一种故事隐喻，一个传奇的诉说，也是对一脉物语精魂的艺术冷凝。

《白门柳》“引子”的主旨，与其本身的艺术旨归可谓不约而同。这种吻合恰恰表明“引子”本身的隐喻意味和作为故事预叙的性质，同时也暗示了它在整部小说中所具有的、类似《红楼梦》里“宝玉魂游太虚幻境”的结构功能。不知道这是否源于《白门柳》对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的艺术借鉴和滋养呢？不仅如此，在叙述层面上看，《白门柳》的“引子”以优美的诗性笔调，一反后面主干故事的第三人称叙述，以第一、三人称混合的形式展开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款款叙述。它以故事套故事的超叙述层设置，精心结撰一个玲珑剔透的梅花寓言，从而奠定小说繁复的故事基调，生成慷慨悲凉的总体情绪，与情节结构、场景结构一起，共同支撑起整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大体说来，此“引子”就至少有四个叙述层，即包含四个故事：写作者（即作者）叙述的故事；“一个愿意把故事告诉给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隐指作者）叙述的故事；人物（即叙述者，或旅人、或围观者、或樵夫……）叙述“老梅树”故事；“老梅树”（次故事层的叙述者）“心灵秘密”的自叙。可见，《白门柳》一开篇就可谓故事中说故事、梦中说梦，层层罗织地摆出了自己的艺术抱负。

由此观之，“引子”可谓故事中说故事，梦中说梦，不知梦里第几层。“引子”本身至少的四个层次叙述，形成一个层层罗织、充满隐喻的故事结构。这与《白门柳》中对众士子的“心灵史”叙述乃是后人观史的结构模式一样，又何尝不是同样的痴人说梦式的艺术追求之“自讨苦吃”呢？艺术家的艺术匠心的价值和本质，或许正是某种梦中说梦、自讨苦吃、蚌病成珠的“痛并且快乐”之感，这是一种来自丰富心灵的痛苦。当然，“引子”也有自足的情绪结构。“老梅树”以“终古难平的怨愤”，用“微弱、发抖的声音”，叙说“那一场埋葬了它的理想、青春和最优秀伙伴的奇祸巨变”而留下的“心上的伤痕”，并“辗转难眠、巍巍颤颤地抖动着那只瘦骨嶙峋的独臂，发出凄厉的呼啸，咒骂命运的不公和天地的无情……”从内到外的伤痕与新旧纠结的苦痛，是老梅树要表达的心灵细语。因此《白门柳》的开篇文字，不仅充满思想的交辩和隐喻，在结构艺术上也浑然一体——既与总体结构形成对应，本质上也是整部小说的结构艺术缩影。

如果说《白门柳》叙写的是众士子名妓的心灵史，那么书名和开卷的“引诗”就是明清易代的文化史。而开篇的“引子”则是一株幽谷老梅花的思想史，这难道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吗？由此可见，好的艺术作品，应该耐得住咀嚼和回味，更应该经得起即便是断章取义式的敲打和辨析。此时此刻，我们才能真正理会浮士德的叹息——“太美了，请等一等！”

看来，《白门柳》开篇的“引子”和扉页上的“引诗”，乃至书名的构思，都已经和其整部小说的艺术结撰融为一体。个中的思想核心与艺术精髓，便是刘斯奋先生倡导的小说结构节奏美学。况且，“引子”的故事叙述，不仅自身充满思想的交辩和隐喻，而且在艺术结构上也自成一体。除了前面所说的四层叙述层包蕴合一的严整外，《白门柳》三大结构（情绪、情节、场景）同样可应用于“引子”的结构分析。“引子”的情绪结构表现为：大悲——哀——怒——怨——乐——喜——大喜——哀——怨——怒——平静（荒凉冷寂、烟雾似的消失、不肯死心的守候）；“引子”的情节结构表现为：伏——起——平，即：伏于无时有名之夜（暴风雨之夜，洪水滔天，山崩地裂），起于冬晨的梅开二度的盛况，平于又一个冬天的“一切像烟雾似的消逝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数峰无语立斜阳”的意境呼之欲出；“引子”的场景空间结构则表现为：点（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惨遭浩劫）——线（劫后余生的历程）——面（梅开二度之新生的空前盛况）——线（花团锦簇的飞快日子）——点（热闹中憔悴至死的“老梅树”，不死的守候）；场景色调结构表现为：黑（在劫难逃）——白（劫后余生）——灰（数度艰难涅 ）——白（梅开二度）——灰（无人会解心中伤痕的呓语，只好默默守候）。

由上可知，“引子”自身结构的完美，既与《白门柳》的结构形成对应，本质上也是整部小说结构的缩影。比照“引子”结构与《白门柳》结构，不难发现二者的内质上的相似。这或许也是“引子”本身设置上一个应有的考虑吧。而对于《白门柳》在节奏诗学探索上的现实意义，显然，除了艺术理论的考量，还有其现实人生的思考意味。毕竟，在视听艺术发达的当代，如何让读者持之以恒地安静下来阅读大部头长篇，是任何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小说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刘斯奋既是个有着现实情怀和历史识见的作家，又是个有着开放而包容的“非职业心态写作的作家”④；他既是自如活跃于诗词、绘画、书法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艺术家，又是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团体、宣传部门的管理者。多领域、多门类的人生和艺术经验，使刘斯奋拥有许多单一角色艺术家所没有的、融通超迈的思考维度和高度，也使得刘斯奋在创作《白门柳》时能始终怀以追问：如何才能真正让艺术作品与人自身相关？而对于当下自说自话、疆域分割严重的艺术现状而言，《白门柳》着力倡导的节奏艺术理念无疑是一剂清心良药。

① 辛筠：《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之作——读〈白门柳〉》，《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

② 雷达：《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③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编：《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④ 徐南铁主编：《蝙蝠的意象》，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