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彦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48］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聚焦城市拾荒者，力图透视这一群体心灵世界的歌与哭。细读文本可以看出，小说在叙事上呈现为显隐两套话语。显性话语是指首先向接受者传达的言语意图，隐性话语是指附着于显性话语而曲折呈现的言语意图。作者力图把刘高兴塑造成一个新型农民工，他面对城市的积极乐观正是当下现代化中国所需要的心态，这是小说的显性话语层，但文本逸出作者意图之处又分明流泻出对乡村的眷恋和对城市的恐惧，这一层可看做是小说的隐性话语层。仔细分析文本发现，《高兴》中显性话语因其叙述目的过于外露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悬置了，而作者所极力压抑的隐性话语却在行文中一点点释放出来，以至于隐性话语逐渐盖过了显性话语。这两种话语共存于小说中，使得文本在两种声音的交织中呈现出一种表述的分裂。

一

两种话语的交织首先体现在人物刘高兴身上。刘高兴对城市生活有着近乎狂热的向往，他还有一套爱城的理论，这都是文本的显性话语呈现的信息。刘高兴处处显示出自己不同于五富、黄八之处，而实际上，除了精神上的乐观主义，他的生存状态与五富们并无本质区别。在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而他又早已自行弃绝了乡村世界。但在梦中他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悲伤难过时他还是会想起乡村的麦田。爱城，城却不接纳他；逃离乡下，但最能给他心灵慰藉的依然是乡村的泥土与麦香。身份的悬空与情感的撕裂成了刘高兴的真实存在状态，这是人物的第一重分裂。

作家在塑造刘高兴这一人物时，有时太过用力，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刘高兴成了作家想象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造成了刘高兴的第二重分裂。刘高兴自以为是小团体的领袖，觉得自己精神上并不贫贱。他爱吹箫，爱看云朵和鸽群，能在墙上看出鱼虫花鸟图案；在吃的上面也有一套哲学，比如把吃豆腐乳当做一种精神享受。刘高兴诗人般浪漫的生活情调无疑是作者知识分子趣味的投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高兴》中，“作品的隐含作者才是小说主人公最大的原型”①。再如刘高兴的爱情。将孟夷纯同锁骨菩萨联系起来，这种相关联想赋予了他的爱情以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救助孟夷纯的行为甚至也因此染上了英雄救美的古典气息。这无疑也是作者文人趣味的投射。刘高兴身上的文人情调将他同五富们区别开来，但也正是这种文人气质让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太多隐含作者的声音。这是一种书写的悖论，而这种悖论正是显隐两种话语交织的结果。

如果说刘高兴这一人物的分裂还只是浅层的分裂，那么文本背后的象征意义则体现着更深层的分裂。刘高兴进城伊始踌躇满志，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他的城市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孟夷纯被送去劳教，刘高兴却无力搭救，紧接着他发现了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肾与高跟鞋本来是引导刘高兴走向城市的两个载体，最终这两者都成了悬置的空壳，这无疑部分地宣告了他城市梦的破碎。而五富的死再一次让刘高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农民身份。结尾处，刘高兴一个人面对偌大的广场依然决定留在城里。他的未来会怎样？显然作者无法给刘高兴指路，于是他留下了地基公司工地上的铁砣砸地声。这声音让人不由得想起曹禺《日出》中的打夯声，是聊胜于无的希望。有研究者用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随从桑丘·潘沙来比照刘高兴和五富。②从角色的互补来看，完全可以把两人看做一体两面。五富可以说是纯粹的保守的乡村文明的象征，而刘高兴身上更多地体现出城市文明相对乡村文明的优越性。五富死了化作孤魂野鬼飘在城里，这宣告了古老的乡村文化必将被城市化逐步瓦解。而刘高兴继续坚守的前景也并不明朗，预示着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刘高兴对垃圾收购分站的畅想也完全可以做如下解读：农民工要想在城里站住脚跟，只能放弃乡村麦子拥抱城市垃圾。

刘高兴身处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逐渐瓦解的时代，他的心灵困惑与挣扎是城乡两种文化的冲突作用在一代

农民身上的典型写照。“乡下人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失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他们的身份，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应当说是一种社会时代与历史文化的生命存在密码新建构。”③当小说以乡村文化的终结为底色时，我们看到的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喜剧。小说结尾处隐性话语终于压倒显性话语，“高兴”的外壳最终难免悲怆的质地。

二

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的两篇后记。作为文本的一部分，两篇后记本身也构成一组显隐关系。后记一是小说创作谈。贾平凹在直面农民工群体时，有着难以释怀的感情。“我为这些农民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着我的笔。”④当他走近拾破烂群体，考察到的实际情况让他的写作陷入困境。最终是同学刘高兴的乐观感染了贾平凹，小说从书写苦难转向书写“高兴”。后记二写了几种家乡的树。树木这一意象本身就附着于浓郁的乡村文明。高速公路延伸至乡村，古老的村落开始向现代化迈进。随之而来的是诗意的不断消逝，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总之，“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农民刘高兴进城的乡村背景。这篇如此怀旧的文字可以说是承《秦腔》余绪而来，《秦腔》写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高兴》则写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和城市的关系。旧的正在崩塌，而新的尚未成形。痒痒树死了，而兴隆街上的紫槐还活着；五富死了，而刘高兴还要在城里继续坚守。

作者想极力避开的那种“压抑的东西”在后记二中释放出来，化作一曲哀伤的挽歌。很显然，作者的深层创作心理依然是对乡村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注定支离破碎的命运深感痛楚与迷茫。两篇后记并置，显示两种话语构成一种对立关系，让我们看到小说表皮之下装着的伤感内核。

三

双声话语实际上是作家内心矛盾的一种外化。作为农裔城籍作家，贾平凹有着前农民、现市民、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与城市生活经验决定了他必然认同体现着国家意志的现代性话语，这样具体到刘高兴身上，所有可能联想起阿Q精神胜利法的因子都在现代性的合法外衣下成为被激赏的素质。而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与早期乡村生活经验又使得他忧虑于乡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对城乡夹缝中的农民的处境有着感同身受的体察。多重身份的叠加体现在创作中，使得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叙述的分裂，同时也获得了一份别样的张力。

贺绍俊说：“对于城乡冲突，贾平凹不像沈从文那样，采取传统文人的处理方式，将乡村作为一个田园诗意般的精神家园栖身于此，他是在既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端，又感受到城市化积极的一面，他才会有‘回不去’的精神状态。”⑤从这个角度看，《高兴》同《秦腔》一脉相承，仍然是一部告别之作。更有评论者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平凹失去了理解和拯救乡村的精神力量，刘高兴身上也就少了十足的慷慨悲歌之气，他不再有梁生宝身上集体主义的豪情壮志，也缺失了孙少平个人奋进的执著理想，他生机勃勃却走投无路，他只能让自己‘高兴’一些，也只能让作者将一个阶级的悲恸散装在喜剧的套子里，因为这本就是一个喜剧的年代。”⑥从这个角度看，《高兴》又并不是面向未来之作。

在此，笔者无意褒贬《高兴》的创作得失，文学家不同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感性经验，他用文字再现和表现现实，引起大家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索。正是这感性经验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了一名知识分子对于这个变革时代的思考。《高兴》文本中的话语裂隙本身就是一份生动的记录，它不光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心灵迷失，也记录了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灵裂变。

① 刘纯：《橡皮人与大杂烩》，韩鲁华主编：《〈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页。

② 贺绍俊：《乡村走出一个清醒的堂·吉诃德》，韩鲁华主编：《〈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363页。

③ 韩鲁华：《城市化语境下的后乡土叙事——论〈高兴〉与中国乡土叙事》，韩鲁华主编：《〈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26页。

④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446页。

⑤ 尚洪涛整理：《〈高兴〉：生命的卑微与高贵——西安〈高兴〉研讨会发言选摘》，韩鲁华主编：《〈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⑥ 谢俊：《将悲剧装在喜剧的套子里》，韩鲁华主编：《〈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