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曹 剑

作 者：曹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相思最苦。相思到极处，最美。

宝、黛之相思，将张生、崔莺莺一类的相思升华到新的境界。那是一种互为生命之根、觅觅寻寻、祈求知音、灵犀互启、彩翼双飞、爱得忘我的相思，同时，又是一种最为细致、敏感、苛刻，折磨得双方死去活来的相思。宝黛爱情的魅力，多在于此。

单相思也是很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一厢情愿的烦恼更加令人同情。中国古代小说关于此有不少精彩篇章，蒲松龄在这方面就有卓越的贡献。

单方面萌动淫思并付诸无礼之举，这并不属于“单相思”。被动的一方出于自尊和自卫而设计反击，此乃大快人心之事。这类故事带有“喜”与“闹”的色彩，敷衍出来是颇有看头的。曹雪芹让王熙凤出台亮相干的第一桩有分量的事，便是“毒设相思局”，尽管这里边既没有“相思”也没有“单相思”，作者还是别出心裁地名之曰“相思局”。读“红楼”而联想到“聊斋”，那里头有一位世界上最爱笑的姑娘——婴宁，婴宁在“毒设相思局”方面的作为和水准，应算做王熙凤的“师辈”，因为她出手早，享有“发明权”。

两位女性分别导演并参与演出的两幕话剧，剧情十分近似，兹作对比如下：

起因。对婴宁作非分之想并无耻挑逗的是西邻子，他见婴宁攀在木香树上嬉笑，顿起淫心，“谓女意已属，心益荡”；对王熙凤轻薄调戏的是贾瑞，他一口一个“与嫂子有缘”，并“拿眼睛不住的观看凤姐”。

女方的反应。婴宁是“不避而笑”； 王熙凤是“假意含笑”应酬。

女方的心理活动。婴宁留下空白，蒲松龄未作交代，由读者去推测；王熙凤则是咬牙切齿，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

女方的设计。婴宁是“指墙底笑而下”，西邻子以为她指示约会处，“大悦”；王熙凤是悄悄地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暗地里却“点兵派将”，调动贾蓉和贾蔷，设下圈套。

结局。西邻子应婴宁之“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痛彻于心，大号而踣。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水淋窍也……中有巨蝎，如小蟹然”，回家后，就一命呜呼了；贾瑞应王熙凤之“约”，在黑暗中抱住贾蓉，“硬帮帮就想顶入”，结果被贾蔷当场拿住，回家后不久，也命归黄泉了。

请看，这两场“相思局”的设计和效果，几乎如出一辙，连关键性的细节都差不多！中国古典小说的“长篇高峰”与“短篇高峰”，在这里相互呼应了！

很明显，婴宁和凤姐，在这两起事件中均属被猎取的对象； 贾瑞和西邻子，尽管具体行为略有差异，但各自的心目中皆把女子视为猎物。不论王熙凤的身份多么高贵、权势多么逼人，在这个问题上她同婴宁（一个弃儿、平民）是彼此彼此的，谁也不比谁幸运。蒲松龄和曹雪芹对此十分清醒。“聊斋”中那些可爱的狐狸，“红楼”中那些清纯的少女，基本上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若细细比较，我们会发现：蒲松龄更多地怀有浪漫的希冀，总爱让不幸的狐女们获得真正的、可靠的情人，虽经种种曲折与磨难，有情人多可成为眷属。譬如婴宁，她的家庭生活就比较和谐、幸福。后来，她不再开心地、无邪地笑了，但生出来的儿子却“大有母风”，眼睛滴溜溜，在襁褓里见人就“笑”，继承和发扬了妈妈的光荣传统。曹雪芹则更多地挥洒着“悲凉之雾”，在他的笔下，少女们的爱情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好的结局。在把爱情视为“万恶之首”的封建末世，休说奴婢们不能动一点点“爱情”的心思，就是贵族小姐林黛玉们也不能在“爱情”的领域踏上半步！因为一旦涉足“爱情”，便是对整个封建伦理秩序的严重挑战，就是不祥的鵩鸟，就是大逆不道。她们可以作为“尤物”、“玩偶”而存在，但绝对不可以涉足“爱情”。故林黛玉们是以“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悲壮来尝试爱情的，她们不能“悔过”，不许“投降”。只有“浪子回头金不换”，从来没有“浪女回头金不换”，故贾宝玉的面前始终有招安的黄旗在挥舞、在引诱，而林黛玉却只能背着不像“人”样儿的罪名去绝食，去死亡。王熙凤在“珍珠”年华有没有萌动过“爱情”，曹雪芹未在《红楼梦》中透露（薛宝钗曾经有过，据她自己交代，小时候偷看过《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之类的“地下书刊”，但这种对爱情的向往很快就被封建家长扑灭了）；当小凤姐“长大”了，嫁人了，变成“死鱼眼睛”，不可能再与“爱情”沾边了，她的命运是否会好上一点点呢？作为“女子”，她天生就带着的“玩物”和“尤物”的胎记是否就会消失呢？不，依然不可能改变！贾瑞竟然堂而皇之地代表“男人”调戏起辣得不能再辣的当家少奶奶来了！在“泥”做的“男人”们面前，秦可卿永远是以色可人之卿，老的、少的皆可染指； 贾府有身份的太太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爷”去讨小；身为贵妃娘娘的贾元春，同样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苦苦煎熬！正是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显示了与蒲松龄的差异，他把世事人生看得更“绝”了，他鸣奏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哀歌，上到贵妃下到奴婢，只要是“女子”，就不可能逃脱被玩弄、被毁灭的命运。从平民女子婴宁“毒设相思局”，到贵族少奶奶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中国古代小说的控诉笔墨似乎又在历史的纸背中透进了一层。

婴宁和凤姐，上演的都是令人嘘唏的人生悲剧，但各自的内涵、色彩和韵味却大不相同。婴宁的悲剧，可以比较自然顺畅地用马、恩经典作家对悲剧的论说来诠释，她的美好的“笑”永远不可能得到现实的确认，只能毁灭。是的，婴宁是以爱笑和善笑登上中国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的。古今中外，能找出第二个如此会笑的少女形象来吗？不可能。她“笑容可掬”，“笑而自去”，“含笑而入”，“忍笑而立”，“笑不可仰视”，“狂笑不止”，“且笑且下”，笑得“倚树不能行”，等等。她以少女的纯真和天真笑看生活，笑看情郎，以为天地间充满了阳光。然而，西邻子的无耻侵犯，以及因此而遭受的官司，使她再也笑不出来了，最终竟洒泪诉说了自己的悲凉身世！这就是婴宁的悲剧：美好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在冷酷的世界里得以生存！正因为此，婴宁设计的“相思局”尽管很“毒”，但人们并不觉得她可憎，反而觉得她很善良，很可爱，很清纯。王熙凤就不一样了。她设计“相思局”，本来是自卫反击，维护女性尊严，纯属正义之举。然而，连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一丝邪念、一股邪气已与“正当防护”可恶地纠结在一起了：她之痛恨贾瑞，是因为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竟然敢无视贵族世家当权少奶奶的威势；这不是在欺辱她，而是在向金钱和权势挑战，在向神圣家族挑战。所以，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什么“手段”？维护封建冰山的手段，严惩“犯上作乱”者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显示封建家族“看家婆”本事的手段！这种“手段”，与婴宁的“狡黠”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是以毒攻毒、以恶制恶，是地地道道的“毒设”相思局。多么遗憾啊，本来可以显示黑暗王国里一线光明的、女性自卫还击的正义之举，霎时间变了味儿，成了“恐怖”、“残忍”和“狡诈”的象征！这就是王熙凤的悲剧。对于王熙凤此举的诠释，只能借助于鲁迅的悲剧论断：“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王熙凤的“自卫还击”，或多或少带有维护女性尊严的意味，应视为有一定“人生价值”的东西。然而，可叹的是，她身上那股子“邪”劲儿太厉害了，她灵魂深处的“无价值的东西”太多了，她几乎在睡梦中用自己的手扼杀了难能可贵的人性之光，她无可挽救地变成了“恶之花”，她的“毒”性超过了蜇死“西邻子”的那只“巨蝎”！于是，她成了鲁迅界定的那种“悲剧人物”。

由此，我们想到了鲁迅评价《红楼梦》的另一段名言：“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在王熙凤的身上，存在着大量的“坏的”东西，但确实存在着某些“好的”东西。这就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他的人物不是扁平的、单一的，而是“单一的杂多”。他让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好”与“坏”的残酷而复杂的搏击，并且机智地、恰当地把握其力量对比，让人物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毒设相思局”的王熙凤，分明地印证了这一点。相对而言，蒲松龄笔下的婴宁，就显得比较单纯。她透明得令人一目了然，可爱得令人始终颔首。所以，在“毒设相思局”中，我们不太容易触摸到她复杂的心底波澜。这就让我们更加体察到由“聊斋”到“红楼”的中国小说艺术的进步。这是稗海幸事。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的艺术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