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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变迁

2011-08-15北京陈明远

名作欣赏 2011年13期
关键词:月工资银圆月薪

/[北京]陈明远

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变迁

/[北京]陈明远

辛亥革命百年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工资体现出一个社会人的政治经济属性,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作用大小的经济指标。换一句话说,工资可以改变一个人身高,也可以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事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家庭地位。东西方的先哲对“工资收入”的看法大相径庭,孔子希望学生给他“自行束脩以上”(交学费),而为苏格拉底所不齿的职业教师的行径就是收学费,可见“人心不古”,古来有之。两个伟人的做法,正好可以反映出他们作为思想家文化人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陈明远先生此文,即从“中国文化人”百年来工资的变化,反映世易时移、陵谷之变之于“中国文化人”的身世荣衰之感。文章不是简单地寄幽意而兴浩叹,而是用一组组有根有据的数据来考证、比对和计较,让字字落在实处,也让读者明白:盖以金钱为线索,穿越百年者,意在见证中国文化人经济生活变迁,见证中国文化人身价起落,这样的做法可谓指事近却见意远。当然,此文所具备的史料性针对性以及丰富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这也是我们刊发此文的初衷,读者诸君可以见仁见智。

下面是一位工龄二十五年、教龄十四年的中学教师的月工资,由当地财政局采用“飞信”发送到他的手机上,作为个例,他的经历缺少代表性,工资的某些数字也自然受影响。聊备于此,以资参考:

XXX同志,您2010年12月份的工资已发放,明细为:岗位工资590元薪级工资417元教补及技等101元补贴525元专业津贴8元应发工资1641元 扣除:养老保险金49.23元医疗保险金32.82元失业保险金16.41元住房公积金98.46元扣款合计196.92元实发工资1444.08元。[XXX财政局]

——编者

文化人与知识分子

“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现代概念。自古以来,我国皇权专制政体与宗法社会下,只有“文人”或“士大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旧式“文人、士大夫”明显不同。

据我考证,在现代中文的话语系统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大约出现于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于1928年以后。在此几年前,最早是“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从日本引入“智识阶级”这一集合名词。“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摆脱皇权专制下的文人士大夫的母体,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皇权专制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调)。特别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以后,文化市场初步形成,全国各地又涌现出一批以专门从事教学研究或自由撰稿为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底,已经不同于过去在科举制度束缚下“学而优则仕”的旧式文人。这时期,新派文化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解放”;他们从事的社会活动,乃是“救亡”与“启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最早的新派知识分子文化人,数量并不多。我根据历史资料估计,在上海一带的新派文化人大约有一千名左右,在北京天津一带的新派文化人也只有一千名左右。其他各地(如武汉、长沙、成都等)零星的新派文化人,分布如同星星之火苗。但是他们的能量非常可观。当时新派文化人的传播大致上通过报刊、书籍、学校、讲演等(一般书报发行量少则千份,多则上万份),活动场所、势力范围逐步扩大,形成“燎原”之势。这一时期新派文化人以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为代表,他们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久,赴日本留学生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夏衍……赴欧美留学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陶行知、吴宓、徐志摩、闻一多、赵元任……这些生力军纷纷投入新文化运动,唤起了“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史,也即争取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奋斗史。

“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相互交叉又相互覆盖的。

20世纪初年以来,文化人、知识分子逐步从原有的“士大夫阶层”蜕变而来,也从原有的市民和务农阶层上升而来,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新式学校教育,进入各种文化机构。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士大夫阶层”的某些遗传基因。

可以说,知识分子分为三大部分:(1)人文层面的知识分子,(2)科技层面的知识分子,(3)管理层面的知识分子。而“文化人”一般指“人文层面的知识分子”;但是,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分子,可以是在人文层面(包括社会科学),也可以是在技术层面(如数、理、化、天学、地学、生命科学的教学科研人员及医务人员等);属于行政与经济管理层面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包含一部分文化人;而从事艺术、娱乐、体育的文化人,又可以包含一部分科技层面和管理层面的知识分子。

所以这两个概念不妨同时并用。

百年来不同时期的货币购买力

谈起百年来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变迁,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形象地说必须有一把钥匙来解开真相,就是对照“不同时期货币的购买力”。

整个20世纪,我国先后流通过三种主要货币——银圆(1935年11月以前)、法币(1935年11月—1948年8月)、人民币(1948年以后)。百多年来,我国货币的购买力一直在变化,到现在仍然不断波动。

只有比较不同时期的货币购买力,才可能对于百年来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具体贴切的了解。

打开20世纪经济生活的历史,就会看到不同时期许多钱款的数目,例如民国初年鲁迅每月在教育部的薪水是300银圆,购买北京八道湾大宅门四合院的房款为4000银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月薪为600银圆,而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月工资是8块银圆,一席“谭家菜”的饭费为10银圆,1928年丁玲在上海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得到稿费80银圆,上海亭子间的月租金为20银圆,北大清华的学费为每年10银圆;又譬如1938年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月薪是法币300—400元,1940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次记载的生活费为法币1000元;1952年一本书的版税可达老人民币200万元,一般工人月工资为老人民币40—50万元,1956年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为新人民币62元,一座四合院的房价大约几千到一万元;1970年“文革”期间北京的基本生活费为每人每月7—15元,1986年每斤大米3角钱,每斤猪肉1元5角钱,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读者们一定会问:这些钱款,究竟折合如今多少钱呢?不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就无法理解百年来民众生活的真实历史。

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

由北京(北平)、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等城市1912—1938年的“物价指数”统计表和“银圆购买力”的数据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若以1935年标准银圆购买力为基数——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合2010年人民币75元,作为换算的基准单元。那么——

1898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100元,2010年250元;

1901年: “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70元,2010年175元;

1911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10年125元;

1914—1919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40—50元,2010年100—125元;

1920—1925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35—40元,2010年87.5—100元;

1926—1936年:“一圆”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10年75元。

(其间,1929—1930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物价波动,银圆略有贬值)

又,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和内地高出大约15—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也就是说,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北平)的银圆要比上海、广州更值钱一些。这在北京(北平)、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等城市的“物价指数”统计表和“银圆购买力”的数据表中,也有所反映和验证。

新文化运动骨干与《新青年》同人的收入

根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约3万元),胡适任文科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约2.8万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约1.2万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心甘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

权以鲁迅为例,看看他在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

“五四”时期,对于文化人说来,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圆(合今约8000元)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发妻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

据记载,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合今约2000元);一间2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2—3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银元兑换券)1000圆。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圆。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圆钱(合今约200元)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钱;(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1角钱;(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钱;(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钱。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钱(合今约20元)。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1922年左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柔石、萧军、萧红……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上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的待遇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请读者自行换算,下同)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

助教月薪80—160银圆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抗战前夕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1939年6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请读者自行换算,下同)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60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1927年末至1931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

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3—5圆左右,可住3间房,每月房租20多圆,生活费至少160圆左右;月收入200圆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2—3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圆左右,月生活费120圆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夏衍、胡风(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2圆,后来才升为3圆。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20—30圆。仍属于普通平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上海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1圆合1995年人民币30元,合2010年人民币75元左右)

30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4—5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一百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14%,共计114两。每两作1圆4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中期(1940年左右)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20世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实际薪金=底薪基数×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三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比例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11.5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1000.5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人民币的新时代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人民币的财政取代了法币、金圆券;共产党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知识分子也就唾弃了国民党的金圆券,接受了共产党的人民币。

北平解放后,1949年2月份,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的教职员薪资按1948年11月份原薪(也就是最困难时期的月薪)。所得,基本按照小米斤数发给月薪(以11月份北平社会局统计的小米平均价折成小米斤数,再折合当月人民币)也就是说,采取“实际薪金=底薪小米斤数×折合人民币米价+实物(面粉1袋加煤球400斤折合小米90斤)补助费”的变通办法。这受到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因为当时老人民币仍然经常贬值,以“小米斤数”为工薪单位,近似一种实物工薪,照顾到生活费指数上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做出规定。

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

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

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1956年工资改革,评级定职

1956年为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一)大学教职员月工资

教授月工资(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345元,二级教授287.5元,三级教授241.5元,四级教授207元;(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工资分四级:一级副教授241.5元,二级副教授207元,三级副教授177元,四级副教授149.5元;(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工资分四级:一级讲师149.5元,二级讲师126.5元,三级讲师106元,四级讲师89.5元;

助教月工资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或独立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155.5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二)科研医技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

科研人员,如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月工资为(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科研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287.5元, 三级(正研)241.5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126.5元;

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l55.5元到333.5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102.5元到241.5元。

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三)作家和艺术家的定级

一些老资格作家如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茅盾(文化部长)、叶圣陶(出版总署副署长)、郑振铎(文物局长)、夏衍(文化部副部长)、田汉(文化部艺术局长)等人作为国家高级干部,没有参与中国文化界(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定级,而是评定了行政干部级别,例如:文化部部长茅盾(4级)月工资460元,副部长夏衍(6级)368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7级)322元,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8级)287.5元,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曹禺(9级)253元。到20世纪60年代“反修防修”运动中,工资标准又都降低了,这是后话。全国电影界被评为“一级演员”的只有四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白杨、舒绣文、赵丹、金焰,月工资皆为365元。(由于地区差价,上海同级工资比北京的345元高出20元。)

但是,上海的巴金仍然表示:愿意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自力更生。

(四)教育界的定级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013人增加工资额27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调整后,教授月工资207—345元,副教授149.5—207元,讲师89.5—149.5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1995年10元,合2010年25元。)各类人员的平均月工资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助教类73元5角;中学教员类161元,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大学教授在此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这次评级。

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如青海、贵州)连一个都没有。

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刘文典、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学术贡献最高的一级教授,月工资为345元。(合1995年的3450元,2010年的8625元)

吴组缃、陈子展、吴宓、谭其骧、胡曲园、王造时、朱东润、黄昆等学术权威,仅评为二级教授,月工资为287.5元。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兼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到莫斯科餐厅吃一次俄罗斯套餐,约为1.5—2元,罗宋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五)戏曲界定级的特殊性和“保留工资”

1956年制定的“全国文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的文学、电影、戏曲、话剧、歌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美术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及技术业务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共分16级,文艺辅助人员还有一、二级。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七级,月工资在六类地区为333.5元,略低于一级教授的345元。

但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给他们定了高工资,大大超过了文艺级的标准。如,当时评为文艺一级的还包括两位京剧大师:上海周信芳(麒麟童)和北京马连良,并称“南麒北马”。周信芳原定月工资2000元,入党后减为1760元;马连良情况类似,月工资175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戏曲界著名演员的工资中,高出相应级别的部分,称为“保留工资”。

不过,各人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如梅兰芳,作为剧团领导干部,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月工资333.5元(相当于行政七级)。另一位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二级,月工资从原有的800元下降到280元。

“脑体倒挂”的反常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这样一个新现象,是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新事物。所谓“脑体倒挂”,是指受过多年教育训练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缺乏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者(包括文盲)的收入。这是极端反常的。正常情况下,脑力劳动者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其报酬应该高于体力劳动者。80年代的实际情况却特别反常: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50年代初期定下的职务级别,还能算是“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到四十岁以下一代人里面,文化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收入反而越少。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57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人员1330元,文教人员1240元——最后两名就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

“脑体倒挂”完全背离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民间常年流行这样的俗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在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25元,每月收入至少为750元;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只有400元左右!十年以后到199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25元,市场售价为0.6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35元,每月收入至少为1050元,何况销售额还要多!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600元左右,加上“特殊贡献”的国家津贴100元,总共只有700元!

那时候流行的怪现象还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探矿的不如开矿的”、“扫盲的不如扫地的”……更有一句流行俗语,“搞火箭卫星的不如影视歌星”!1995年,中国内地最富者为,第一等股市人士,第二等个体户,第三等私营企业家,第四等歌星影星,第五等公司经理,第六等洋买办,第七等新产品开发人士,第八等金融银行业职员。而从事科技文教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远远落在以上八等人之后,又一次沦为了“臭老九”。

1999年转折点: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

我国知识分子待遇大幅度提高的转折点,是在1999年秋天。这一年全国的高等学校纷纷以“津贴”方式增加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例如,上海市复旦大学给予300名“优秀教员”每年增加津贴1万元,400名“骨干教员”年津贴2万元,50名“首席教授”年津贴5万元,并评选出15位“学术大师”年津贴8万—20万元。华中理工大学给予院士级专家月津贴1700元,合每年2万元。浙江大学给院士们每月“学校津贴2000元、国家津贴200元、浙江省津贴1000元”,每月总共津贴3200元,合每年38400元。(《光明日报》,1999年2月7日)

1999年开学后,我国高等院校开始试验全面的“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例如北京大学原有教授800名,副教授1500名,其中计划聘任“学校关键岗位”1000名(实际聘任724名),“院系重点岗位”1500名。相应的岗位津贴为:A1级年薪5万元、A2级年薪4万元、A3级年薪3万元。清华大学的情况类似。

总而言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大致上恢复到1956年工资改革时的状况,但是还没有达到七十多年前抗战前夕的水平。

结语

反思整个20世纪,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1世纪开始以来,虽然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提高,然而一方面提高得还不够普遍,另一方面出现了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问题。物质上浮肿虚胖的同时带来精神上的贫血缺钙,地位拔高而素质下降……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20世纪前期到30年代抗战以前,我国知识阶层经济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许多先进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初步形成了中间阶层的主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中间阶层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能够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在相当大程度上保障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

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从1940年代中期逐步贫困化,以后愈演愈烈,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有所回升,但是不幸在60—70年代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期间陷入谷底,以至于发生70—80年代“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毋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对于指令性分配制度的依赖性,造成精神的缺钙贫血和学术研究的大滑坡。到90年代末,知识阶层的生活条件逐步好转,目前进入提高的阶段,但是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学术腐败”、“科教质量下降”、“学校衙门化”、“贫富悬殊”等等,尚待切实解决。

那么,今后我国知识阶层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怎样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继承发扬“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五四”传统呢?怎样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逐步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真正的中间阶层(或称为中产阶级)呢?历史进步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努力奋斗。

作 者:陈明远,著名学者、作家。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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