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1620］

《啊，拓荒者！》中的生态冲突与和谐

⊙张 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1620］

薇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讲述了以主人公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美国西部拓荒一代在边疆地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故事。小说一方面表现了拓荒者对土地的热爱，因为边疆的土地塑造了拓荒者的精神，使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也描绘了拓荒者大规模地开垦土地，一步步驯服荒野的场面，表现了拓荒者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是这两方面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小说在生态问题上的冲突和矛盾。最终，拓荒者与土地融合在一起，谱写了一曲生态和谐的赞歌。

薇拉·凯瑟 《啊，拓荒者！》 生态冲突 生态和谐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以描绘拓荒者的生活、歌颂拓荒者的精神而蜚声文坛。小说《啊，拓荒者！》正是薇拉·凯瑟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以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美国西部拓荒者在边疆地区顽强生活、勇敢奋斗的人生经历。拓荒者对土地充满了深情与热爱，因为边疆的土地铸就了拓荒者的精神，他们的生命正是在与土地的对抗中得到了提升；但另一方面他们大规模地开垦土地，眼见塑造了拓荒者精神的荒野逐渐消失，他们感叹哀婉，却又对现代文明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小说在生态问题上的冲突和矛盾表现在这两方面的价值取向上。最终，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拓荒者与土地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的图画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一、不巧的拓荒者精神。“开发北美大陆的拓荒者、清教徒、探险家和移居者都热爱边疆，因为边疆生活给他们以挑战与训练，而正是这种挑战与训练造就了美国精神。”在《啊，拓荒者！》中，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拓荒者对西部的土地充满了眷恋与热爱，因为这片土地塑造了拓荒者的精神——坚毅的性格，聪慧的头脑和广阔的胸襟。这片土地见证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记载了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昭示了他们不朽的拓荒者精神。

罗尔斯顿在评价荒野地时说，荒野具有性格塑造的价值。在小说中，拓荒者正是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坚毅的性格。“这土地似乎以压倒之势制服着那正在阴暗的荒原上挣扎起步的小小的人类社会”，人们面对着冷峻、冰冻的土地只能感叹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为土地的凶猛而甘拜下风。对他们来说，这土地就像是“一匹狂奔的野马，把一切都踢碎，没人知道怎么能驯服它，给它套上缰绳”。随着艰难岁月的到来，连续三年的大旱和歉收，“分界线”上的人们全都泄了气，他们纷纷出售土地，离开了这荒野。面对艰苦的条件，曾经生活在“边界线”上的凯瑟说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分界线”上的艰苦生活，而在那里生活的十八个月让她深深地明白了拓荒者需要多么坚强的勇气才能推进边疆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小说中，当土地的凶猛和桀骜不驯使人们俯首称臣时，亚历山德拉没有畏惧退缩；当三年的大旱和歉收使人们万念俱灰时，她没有丧失对土地的信心；当好友和邻居纷纷离去时，她依然故我，没有丝毫的摇摆不定。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拓荒者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顽强地与困难抗争，执著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在与土地的对抗中培养了坚毅的性格，也正是依靠这种坚毅的性格，他们在凶猛的土地上建设了美丽的家园。

土地不仅培养了拓荒者坚毅的性格，还造就了他们聪慧的头脑。亚历山德拉不仅热爱土地，而且知道如何运用智慧开发土地。当人们纷纷出售土地的时候，她却“尽一切力量筹措钱，把能买的每一亩地都买下来”，甚至不惜拿宅第做抵押。亚历山德拉反其道而行之，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她仔细考察了河边的几个农场，发现多数都没有发展前途，这坚定了她对高原的信心。基于对土地的了解和机会的把握，亚历山德拉从挣扎在温饱边缘的农民变成了“分界线”上最富有的农场主。亚历山德拉善于与别人交流，从邻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在许多人家的猪都死后，亚历山德拉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及时找艾弗咨询，从而获得了宝贵的意见。她还虚心与上过大学的年轻人交谈，正是从他那里听来的种苜蓿地的建议拯救了整个村子。而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德拉拥有拓荒者的想象力，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构思出创造性的想法。亚历山德拉是全村第一个在土地上种麦子的人，在连续丰收三年后，大家也跟着她种麦子了。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亚历山德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而这又源于她在与土地的对抗中所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是土地激发了拓荒者的灵感，造就了他们聪慧的头脑，还赋予他们广阔的胸襟。这块土地是如此的美丽、富饶、光彩夺目，她像一位母亲无私地向自己的儿女提供食物，如亚历山德拉所说：“它……舒展开来，真大，真富，于是我们也就忽然发现自己很富了，是坐享其成！”而当变化多端的四季向她袭来时；当人们的犁耙、犁刀、犁头对她造成伤害时，她却“毫无怨色，毫无保留地……”以母亲般的胸怀包容了一切。大地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包容万物的胸怀也赐予亚历山德拉同样的品质。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为了土地和家人，亚历山德拉毫不保留、毫无怨言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当她心爱的小弟弟艾米为情被弗兰克杀死后，亚历山德拉不仅没有置弗兰克于死地，反而包容了他的罪过，想方设法地帮他获得宽恕。正是亚历山德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包容一切的美德，使她具有了广阔的胸襟，她像大地母亲一样，以博大的胸怀奉献自己的年华，包容别人的过错。这片土地铭刻了他们的拓荒壮举，谱写了他们的青春之歌，铸就了他们不朽的拓荒者精神。因此，他们热爱边疆的土地，热爱凶猛的旷郊，热爱桀骜不驯的荒野，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片土地而绚烂多姿。

二、人与土地，文明与荒野的矛盾与冲突。盖伊·雷诺兹在《现代主义的空间：薇拉·凯瑟的环境想象在文本中的运用》一文中说，小说的字里行间渗透了凯瑟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反传统模式关系的关注，尽管一方面它也探讨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因此，在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生态态度上，小说宣扬的是热爱土地、回归荒野的观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该作品中，也存在着开垦土地、驯服荒野、向往文明的目标选择。正是这种目标选择，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价值悖论：一方面热爱土地，另一方面又征服土地；一方面回归荒野，另一方面又向往文明。因此，在小说中，在处理人与土地、文明与荒野的关系时，不时呈现出冲突和矛盾的趋向。

“我们热爱一个地方，但同时也会给这个地方带来危险”。凯瑟笔下的拓荒者正是陷入了这一矛盾之中，他们热爱边疆的土地，但同时又不断地征服土地，破坏了它的野性美。当拓荒者来到这块土地上准备开天辟地时，土地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土地不愿意有人来干扰它，它要保持它固有的凶猛的力量、野性的美和连绵不断的哀愁”。因此人与土地之间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拓荒者用犁耙、犁刀和犁头来对付土地，而土地则用三年的大旱和歉收来报复人们。但最终土地在犁耙面前俯首称臣，泥土乖乖地为犁头让路，犁刀折射出锋利的光芒。正如约瑟夫W.米克在《薇拉·凯瑟：犁与笔》的文章中所说，犁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精神胜利的中心意象。因此，在小说中，人类战胜了土地，征服了荒野。于是草原上呈现出来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四处是麦地和玉米地，到处是丰硕的收成。但是，当卡尔回到家乡时却说道：“甚至于这个地方，我也觉得我更喜欢老样子。现在这样当然很漂亮，但是过去它像一头野兽的时候有一些气质是这些年来我做梦也想着的。”对卡尔来说，虽然过去这片土地是粗糙的荒野，像一匹野马，没有人知道如何驯服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散发出一种茁壮的、青春的和野性的东西”，正是荒野这种独特的气质吸引着卡尔。而在卡尔心中，只有那荒野才是他心中真正的故乡，就连亚历山德拉有时也会产生与卡尔相同的感觉，想起过去的草原。对于拓荒者来说，正是边疆的土地和呈现出野性之美的荒野见证了他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塑造了他们不朽的拓荒者精神，因此，对他们来说，征服土地，驯服荒野实际上意味着抹杀历史、摧毁拓荒者的精神气质。所以拓荒者一方面开垦土地、驯服荒野；另一方面又对土地充满深情，为荒野的消失而哀痛惋惜。

而在处理文明与荒野的关系上，小说也呈现出矛盾之势。虽然亚历山德拉热爱土地，眷恋荒野，却希望自己的小弟弟艾米可以像卡尔那样在城市中成长，而不是像自己和他的两个哥哥，固守着这片土地，除了麦地和玉米地，没有什么可为之操劳的。在她眼中，城市生活意味着自由的行动和灵活的思想；而在农村耕耘土地则预示着粗笨、沉重的四肢和僵化的头脑。因此她把艾米送到州里的大学学习，并对卡尔说：“我宁愿要你的自由而不要我的土地。”当艾米从墨西哥回来后，亚历山德拉对自己说：“总算有一个能适应外面的世界，没有拴在犁耙上，有着与土地无关的、自己的个性。”亚历山德拉一生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把艾米培养成一个与土地无关的人，一个拥有充分自由的人，一个适应文明生活的城市人，只要能达成此目的，她会对自己的一生都很满意。可以说艾米的身上承载了亚历山德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她希望借艾米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事实上，这不仅是亚历山德拉的心愿，也是凯瑟的理想。在凯瑟年少时，她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地区，置身于拓荒者中间，但她日思夜想的却是如何实现“美国梦”。为了迈出“成功”的第一步，1890年，她来到林肯城，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预科，而这一年她才十六岁。大学毕业后，凯瑟没有返回家乡，而是到匹兹堡做起了编辑工作，随后来到纽约，成为了《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的主编，此时，名誉和金钱不期而至，她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可以说凯瑟对现代文明的向往直接体现在亚历山德拉对艾米的希望上。因此，亚历山德拉的矛盾之处，也正是凯瑟的困惑之处：一方面深深地眷恋着土地，热爱塑造了她性格的荒野；另一方面却渴望摆脱土地，投身到现代文明的潮流中。正是亚历山德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凯瑟的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小说在处理文明与荒野的关系上呈现出冲突的趋向。正是这两个方面构建了小说在生态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三、人与大自然共情怀。小说围绕土地问题而产生的生态矛盾使我们想起了与薇拉·凯瑟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是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他所创立的“大地伦理”的思想被认为是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在对待土地的问题上，利奥波德认为人们应该“不仅把它当成一个可供使用的东西，而且还把它当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从整体上尊重和热爱它。

基于上述对土地的认识，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的思想，扩大了共同体的界限，把土壤、水、动物和植物都包括在内，或者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大地”。这一思想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使人类从共同体中的征服者变成了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这意味着人们应当尊重共同体中的成员：土壤、水、动物和植物，同时也包括对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的思想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尺度和基本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从整体上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而当人们为了基本生存的需要而开垦土地、砍伐树木和猎杀动物时，也应当持有尊重的态度，心怀敬意，谦卑谨慎。

以此为参照，我们看到，尽管小说在对待人与土地、文明与荒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小说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仍然是热爱土地、回归荒野的生态态度，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追求。首先，在处理人与土地关系方面，尽管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的拓荒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与土地对抗的运动，但正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自从这块土地从地质纪元前的洪水中涌现出来以来”，亚历山德拉是第一个“带着爱和渴求面向着它”的人，“她觉得这土地太美了，富饶、茁壮、光辉灿烂。她的眼睛如痴如醉地饱览着这广阔无垠的土地，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亚历山德拉对土地充满了热爱、尊敬和赞美之情，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她对土地有了新的认识，同它产生了新的关系。对她来说，土地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生命的形态；而她与土地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正是基于对土地价值的高度认识，亚历山德拉怀有了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她觉得好像她的心也埋在那里，同鹌鹑、 鸟以及一切在阳光下低吟、长鸣的野生动物在一起。她感觉到未来正在那蜿蜒的、粗野的土岗下躁动着”。此时，亚历山德拉变成了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她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同呼吸、共命运。对于怀有对土地的伦理关系的亚历山德拉来说，她开垦土地，驯服荒野，“不仅是出于狭隘的经济原因，还有对审美和道德方面的考虑”，所以她尊重、热爱土地，同时也肩负起了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责任。

而在处理文明与荒野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亚历山德拉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憧憬，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了解自己对土地的感情，明白自己是属于土地的。因此，小说中说道，“亚历山德拉真正的住宅是那辽阔的旷野，在她最能表现自己的土地里。”亚历山德拉对土地的深情与眷恋培养了她朴素的生态意识，她知道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展现自己。于是在这里，我们发现“那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终于成为同一个格言了”。人类与自然“本是同根生”。亚历山德拉正是怀着这种朴素的生态意识逐步实现了与荒野自然的相互认同。她说道：“土地是属于未来的……我们是这里的过客，而土地是长在的。真正爱它、了解它的人才是它的主人——那也不过是短暂的。”在与土地、与自然的接触中，亚历山德拉认识到土地“是属于的问题而不是占有的问题”；大自然是永恒的，而人类只是这永恒自然界中的匆匆过客。当我们在大自然中感受到她的伟大和美丽时，就会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渺小，此时我们感到在自然面前应该谦卑，应该充满爱。当亚历山德拉对土地产生这种认同时，土地也“终于敞开胸怀接受了像亚历山德拉那样的颗颗赤心，然后又把它们奉献给人间——在金黄的小麦里，在沙沙作响的玉米里，在青春闪亮的眼睛里”。这是土地对亚历山德拉的认同，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认同。

当人类对大自然充满尊重、热爱和赞美之情时，大自然也会用丰硕的收成来回报人类的辛勤耕耘，感谢人类的谦卑和爱。最终，人与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亚历山德拉觉得“……自己和周围平坦、褐色的世界特别接近……好像那土壤中的活泼生机融入了自己的身体”。此时人与自然达到了合一的境界，你不能说是人在自然中，还是自然在人心中，人与大自然共情怀。当亚历山德拉融入自然之中时，凯瑟也从1911年开始逐步摆脱了杂志社的工作，纵情于山水中。她游历印第安人的遗迹，勘探峡谷，参观印第安人栖身的崖洞，目睹内布拉斯加的麦收，正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她热爱的乡土上，凯瑟获得了新生，创作出了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真正地踏上了艺术之路。

薇拉·凯瑟执著地追求着生态和谐的完美境界，从《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到《一个迷途的女人》《教授的住宅》，她的作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对人类精神平衡的永恒崇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审美追求。而纵观与凯瑟处于同一时期的几位作家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中也透露出对于生态冲突的关注。在海明威的非洲狩猎作品中，作者一方面以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追求猎杀的快乐和骄傲的征服感；另一方面又向往质朴的生活，谴责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希望回归自然。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既有作者对北方工业社会的羡慕之情，又有对给现代人造成精神荒原的现代工业的谴责和对人类应该怎样对待大自然的探讨。可以说，无论是薇拉·凯瑟、海明威、福克纳，还是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在处理人与自然、文明与原始的关系时，不时显露出冲突和矛盾的趋向。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凯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示生态冲突的层面上，而是执著地追求着人与自然相互认同，“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追求构筑了薇拉·凯瑟作品的独特魅力。

[1]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 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M].资中筠、周微林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3] Hermione Lee.Willa Cather:Double Lives[M].Vintage Books，1991.

[4] Susan J.Rosowski.Willa Cather’s Ecological Imagination.Cather Studies，vol.5[C].London and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

[5] LawrenceBuell.Writing for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M].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7] Mark Q.Sutton，E.N.Anderson.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logy[M].Altamira Press，2004.

[8] 刘锋杰.回归大自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 者：张蓓，文学硕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大学英语教学部副主任，研究方向：二语习得与大学英语教学，影视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