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红［武汉工业学院， 武汉 430023］

作 者：申 红，武汉工业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对女性意识的解释向来很多。广义上认为“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狭义的解释则分两支：“所谓‘女性意识’，主要指的是女性作家的小说中浮现出的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另一观点则认为“女性意识并不仅仅属于女人，也不是女人都具备女性意识。如果一个男人能从女性利益的角度切入问题，这个男人也就具备女性意识”。简而言之，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独立个体，尤其是身为女性的价值体验及觉醒。

总之，但凡女性意识，都以女性为关注焦点，从女性立场的切身实际出发，对女性的生存境遇、自我意识、精神世界甚至是情欲世界给予真切的关注。

本文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傲慢与偏见》与《西厢记》为例。中外文学的发展道路虽然迥异，但在人文关怀上，却极其相似。

一、中外的女性意识 中国历时很久的封建文化带有浓厚的男权意识，其中以《论语》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最。且以汉字字形为例，可一斑窥豹。很多贬义性质的汉字，多以“女”字为偏旁，如“奸”“、奴”“、婢”等，甚至“淫”，最初的形态就为“”。

在西方，《圣经》就说女人的始祖夏娃只是男人亚当的一根肋骨。在伊甸园中，是夏娃经受不住魔鬼撒旦的诱惑，唆使亚当吃了禁果。于是，女人成了原罪和诱惑的代名词。

于是，东西方的女性就这样成为被动的、受支配的“他者”，成为一个有生命而没有话语权的历史群体。历来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反映这个主题的。创作者们重视女性与生俱来的性别要求认同，或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赞美。这种女性意识，更多的是作者源于一种基于自身情感体验和社会阅历带来的对女性意识的认识，是感同身受的真实表达。因此，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文本，对当今社会女性生存实况的关注，对经典作品的深度阅读，都有莫大的作用。

二、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有人曾说“，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这不仅因为奥斯丁作品的质量，其本人的经历也极让人佩服。

奥斯丁处于等级森严的维多利亚时期，作为一个女性，她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位置，“当妻子和母亲是她们人生的全部内容和唯一选择”。奥斯丁出身中产阶级，以莫大的毅力和勇气，拿起自己的笔，打破当时由男性所统治的创作领域。伍尔夫就对奥斯丁写作受限制的状态做了生动的场景再现：“简·奥斯丁把草稿藏起来，或是用一张吸墨纸盖上……她很高兴门轴会响，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在人走进来之前把稿子藏好。”如此种种，非笔墨能尽之。

不仅如此，奥斯汀在世时出版的作品都是匿名的，这导致了她的“女性身份焦虑”。为了克服这种“焦虑”，她必须“积极地找寻一个女性先驱，而这个先驱不代表一种被否定或扼杀的威胁性力量，而是能够证明反抗父权制文学权威的可能性”。恰好那时，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女权运动，出现了一批有觉醒意识的知识女性“，基调是‘权利’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妇女要求改善和增加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地位与机会，逐渐将过去大多仅仅与男性连在一起的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有关的价值扩大到女性中间”。女性作家范妮·伯尼的成功，无疑给了她莫大的精神鼓励。她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的生存实况，批评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对女性的价值重新界定，深入思考女性的婚姻观和爱情观，显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开头就提及，“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对于当时的中产阶级来说，只有在拥有一定资产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地拥有爱情与婚姻。这已不再是单纯的男女情爱的私人性事件，而是关联颇广的“公众性”行为。不仅是金钱，还有社会地位。伊丽莎白的舅舅是富裕的，财产也不比一般中产阶级少，但他没有什么贵族性的封号。相应地，伊丽莎白的身份地位估计就更不行了。但是在奥斯丁的观点中，爱情与婚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双方真挚的情感和彼此的心心相印，以及往后家庭生活的和谐美满，而不是金钱地位，这可谓是女性意识极大的觉醒。这一点在伊丽莎白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密友夏洛蒂的婚姻可以看做是伊丽莎白的一个反面例子。夏洛蒂是聪明而美丽的，却也很容易对现实妥协。她最终不顾伊丽莎白的反对，匆匆嫁给了自负、谄媚的科斯林。她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将来能有个稳定的经济依靠。相反，伊丽莎白拒绝了科斯林和达西的第一次求婚，这是因为她与他们没有那种真挚的情感，她不愿沦为婚姻“市场”中的一桩交易。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独立独有的价值。当伊丽莎白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真正地了解了达西之后，她无法抑制地爱上了他。当然，这时达西也意识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与众不同的个性，抛却了自己的傲慢无礼。尽管有外界的阻挠，伊丽莎白还是接受了他的再次求婚，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发现，正是因为伊丽莎白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爱情。

自然，作为一个社会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简·奥斯丁也注定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在《傲慢与偏见》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摇摆和妥协，在“反叛”和“归顺”之间徘徊。当伊丽莎白惊闻妹妹和别人私奔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希望他们赶紧结婚，不要将事情闹大，让家族蒙羞，而不是为了妹妹以后长久的幸福，离开那个混蛋。也正因为这种心理期待，达西才会那么容易打动她紧闭的心扉。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待嫁闺中的女子，她内心或许隐隐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她自己未来的爱情与婚姻。这种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由于偏见和误解而拒绝达西的求婚之后，她为了散心而外出旅游。在无意参观了达西的庄园之后，她的内心不禁思潮万千，颇难平静。通过游览这个庄园，她得知达西和自己有诸多相通之处时，更是情难自已。奥斯丁在此处费墨，无疑是暗示着爱情虽需要真挚的情感，但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这种“反叛”之后的“归顺”，波伏娃在《第二性》曾言简意赅地说道，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慢慢变就的。

三、《西厢记》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意识一直承受着莫大的压制，但依旧时不时有一些抗争的音符出现。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以及武则天以女主临朝的创举。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是文学领域的一次“呐喊”之作，回响着女性意识觉醒者的声音。

这种觉醒集中体现在崔莺莺这个人物身上。作为相府小姐，她足不出户，从小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在爱情婚姻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乎“理法”的。莺莺明白，父亲生前为她定下嫁与郑尚书之子的婚约，不仅是她“理”应遵循的人生轨迹，同样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利益。

但是，这些深重的礼教无法禁锢一个青春热血的少女向往爱情的自由之心。崔莺莺在佛殿与张生一见钟情，爱情的种子像三月的桃花一样，在她心中怒放。这种新鲜的、合乎人性的情感，这种追求真正爱情的强烈愿望，如同奔腾的骏马唤醒了她心中被封建礼教压制已久的女性意识。

张生作为一个陌生的、“一穷二白”的男子，因为爱情，莺莺和他由相互倾慕到最后结为连理。这完全是男女之间真正的情感迸发，充分体现了莺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女性意识，给予她莫大的力量，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封建礼法。围寺事件中，母亲的承诺曾给过她一线希望，但后来母亲又公然违约，重新让她身陷困局。“传简——叛简——赴约”这些情节看似简单，却饱含了莺莺作为一个弱女子的痛苦历程，却也显示出女性意识力量的强大。

当然，故事的结局显示出王实甫的局限性，也说明了莺莺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尚且处在萌芽状态。莺莺最终还是要寻求封建礼教的“援手”，张生还是要去应试，只有功成名就之后才能迎娶莺莺。可在此处，吊诡也开始出现。倘若张生不中，那么和张生的爱情就可能会面临夭折的危险。倘若中举了，将来也不能逃脱“一夫多妻”的结局。长亭送别中的叮嘱充分彰显了莺莺的这种忧虑，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尽管这种光芒尚且不明朗，尽管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但只要有光希望就会存在。

[1]朱虹.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36.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83.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4]张维娟.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