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朝霞［河北经贸大学， 石家庄 050000］

作 者：赵朝霞，河北经贸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一、生态批评的范畴及霍桑的生态意识

当今世界，由于工业现代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不谋而合的现代西方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1978年在《爱荷华州评论》上发表的《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中第一次在文学研究领域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此后，生态批评——一种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在欧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作为一个批评流派在欧美学术界得以确立。狭义的生态批评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宽泛的生态批评则从文化层面来探讨文化与自然、社会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因为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可以分为外部自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和内部自然（人类的精神生态）。

霍桑受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等的影响加入了著名的超验主义乌托邦共同体——布鲁克农庄，超验主义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红字》中，霍桑一方面反映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冲突，另一方面提倡建立一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社会，这无疑与生态批评的观念不谋而合，体现了霍桑深邃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生态意识。本文拟从生态批评这一崭新的视角，通过对《红字》的重新解读，揭示小说的生态意识：一是人与自然相冲突而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二是人与他人相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三是人与自我相冲突而引发的精神生态危机。

二、《红字》的生态意义解读

1.自然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和谐 霍桑虽然在《红字》中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自然景象，但几乎每一处对自然的描述都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小说的第一章“狱门”中，象征着文明社会的监狱的那间狰狞而阴森可怕的木屋呈现出一番凄凉景象，大门上面沉重的大头铁钉长满了铁锈，监狱旁边的草坪上长满了很不雅观的植物。然而，霍桑笔锋一转，在监狱入口的另一面的门槛上设想了一丛野玫瑰，这种美与丑的对比预示着故事中文明社会与大自然的冲突，并以野玫瑰上缀满了宝石般晶莹的花朵来期望缓解自然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小说《红字》以清教社会的波士顿为背景，人们要恪守清规戒律，否则会被施以刑罚，海斯特就是因为犯了通奸罪而被罚戴上红A字，清教社会的这一无情的烙印对自然森林的影响无处不在。在第十六章“林中漫步”中，海斯特和珠儿在森林中走近阳光时，“那欢闹的阳光——在这阴沉为主的日子里和情景中，至多也是有气无力的欢闹——就缩回去了”。就连小珠儿也知道是红A字吓跑了阳光，“妈妈，阳光不爱你，因为它怕你胸上的东西，所以跑开了，藏起来了”。大自然由于红A字的压迫而淡然失色，而当海斯特把这一耻辱的标记扔到枯叶中之后，自然又重新呈现了她美丽的容颜：“突然之间，好像天颜顿开，阳光普照，一股强光射入阴暗的森林，使每一片绿叶都喜气洋洋，使所有的落地黄叶都焕发金光，使千年古木的灰色树干也闪闪发光。”

为了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霍桑在小说中创造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珠儿，珠儿是自然的具体体现，因为森林给了她生命形成的机缘。森林是她无穷的乐园，她在森林中像一个美丽快乐的小精灵：“她用白桦树皮做了很多小船，装上螺壳，然后送往大海……她捕捉了几只海星，还把一只水母放在烈日下晒化了。接着，珠儿抓起那潮水边上的白沫，对着微风掷去……”小珠儿在森林中玩耍时，她并未惊吓到森林中的小动物，一只鹧鸪鸟，一只鸽子，还有一只小松鼠和一只狐狸——甚至一头狼：都注视着她，而且毫无惧意。也许这些慈母般的森林所养育的这些野生动物都从这个“人类的孩子身上完全认出了近似的野性”。珠儿在大自然中嬉戏的画面表现了霍桑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意识。

2.社会生态危机——社会的和谐 小说《红字》充满了悲剧色彩，而究其悲剧的根源则是清教政府的律令条款和宗教的教规信条，人们处处要恪守清规戒律，稍有越轨，轻则施以监禁，重则受刑甚至处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海斯特与她那老而畸形的丈夫奇林沃思的畸形的婚姻出了问题，结果因为出轨而被清教社会处罚戴上红A字那耻辱的标记，之后便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与压迫。

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对比妻子海斯特的美貌绝伦与丈夫奇林沃思的老朽畸形，但在海斯特被游行示众时这种对比已经使人一目了然。然而不幸的是，清教的官员与牧师们只看到了海斯特的失足，对其失足的原因却全然不顾。清教徒法庭对海斯特的判决给她造成的痛苦是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无论她走在街上还是走进教堂，人们都对她冷笑皱眉。奇林沃思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但由于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妻子与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并生子之后，他没有理性地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反而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作为工具，去狠毒地报复自己的情敌。波士顿的市民们除了和当权者一起对海斯特进行惩罚和折磨外，在海斯特被释放后经常粗暴无情地触及她的痛处：那些贵妇人常常编造出一些居心叵测、毒汁四溅的粗言恶语来折腾她，就连她施舍的穷人也常常辱骂她。

霍桑通过真实的场景和现实的清教哲学，成功地描述了清教社会的残酷和它对人性的扼杀：在当时清教的严酷状态下，社会生态已严重失衡，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亟待解决。

3.精神生态危机——心灵回归 在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的双重威胁下，人类的精神生态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进入精神道德的混乱状态。作者通过披露清教社会当权者的道貌岸然、牧师丁梅斯代尔的虚伪以及医生奇林沃思的疯狂复仇，揭示了当时社会严重的精神生态失衡，并通过赞扬海斯特心灵的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表明只有达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实现心灵的回归，才能解决精神生态危机。

当海斯特失足生女后，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清教法规戒律的代言人，一方面鼓吹禁欲主义，迫使海斯特背负耻辱红字，成为遭受人们弃绝驱逐的“贱妇”；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海斯特这一“贱妇”精致而又富于想象力的手工技巧，于是，海斯特的飞针走线便出现在“州长的皱领上，军人佩戴的肩带上，以及牧师的衣帽镶边上”。

霍桑笔下的精灵般的孩子小珠儿在烘托牧师丁梅斯代尔的虚伪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海斯特怀抱小珠儿在绞刑台上受辱时，小珠儿不堪折磨嚎啕大哭，而此时她的亲生父亲却在旁边一边劝诫海斯特说出她的同犯来，一边默默祈祷海斯特为他保守秘密。由于无法忍受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牧师在夜里出游，爬上了海斯特受辱时的绞刑台。海斯特和珠儿的出现暂时缓解了他精神上的痛楚，他答应珠儿在“最后审判日”同她们手拉手站在一起，但拒绝和海斯特及珠儿一起站在绞刑台上，因此，他的内心虽然在罪恶和虚伪中煎熬，但仍不能真诚地面对世人和自己。直到最后，牧师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告诉迷惑不解的镇民他就是珠儿的父亲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摆脱了虚伪，获得了道德上的新生，踏上一条“精神复活之路”，完成了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

海斯特的丈夫齐林沃斯本来是个聪明的学者，却由于强烈的复仇心理对牧师疯狂残酷地报复。为了实现他的复仇计划，他对丁梅斯代尔进行心灵的窥探，恶毒地侵犯了神圣的人心。他冷眼旁观着牧师肉体和精神的痛苦，疯狂的复仇心理使他完全迷失了真正的自我，变成了“撒旦的使者”和“魔鬼的代理人”。

海斯特是霍桑所颂扬的人物，她敢于表露自我本真的情感，敢想敢爱并敢于承担责任。虽然红A字将她与其他人无形地隔开，但是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独守着自己的那份爱情，过着简朴的生活；她自强独立、待人真诚、友好、乐于助人，得到了周围人们的认同与尊敬。她清楚自己所犯的罪，勇于承担所受的罚，最后通过自我救赎实现了心灵的回归。她虽然是清教社会中受压迫的女性，但她忠于自己的感情，保持了自己的本真。

当今世界，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精神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变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生态失衡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物欲横流。霍桑在他的小说《红字》中以超前的生态意识揭露了所谓的人类文明给大自然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人类应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心灵，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都应该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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