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

文学有什么用

● 叶兆言

文学有什么用，本来不是一个话题，更不是一个问题。起码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是。

有一天，浙江一家报社打电话过来，希望我能去杭州新开张的图书馆做讲座，我没有过多考虑，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全然没有在意后果。后果之一，这个讲座完全是义务，没有一分钱报酬，是地地道道的白讲，你苦口婆心，说了也是白说。后果之二，我并不擅长演讲，嘴笨，脑子还不够灵活，很可能会扯不清楚，越说越乱，越说越不明白，本来可以很清楚的事，反倒让听众误会了意思。

报社的记者问我，你准备说些什么呢，我们总得准备一个题目，这样才能够出海报，才能够宣传。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不能算是满意的回答。记者沉默了，我也沉默了。过了一会，记者以商量的口吻，说总得有个标题吧，哪怕到时候不一定按这题目讲。于是我脱口而出，说就谈谈“文学的用处”。脱口而出往往是不动脑子，这是标准自挖陷阱。我本来生活得很好，小日子十分滋润，不用上班，任何会议也不用开，什么活都不接，天天自由自在地写作，不乐意了，谁的电话都可以不理睬。然而一旦，一旦答应了这个讲座，一旦为自己设置了这么一个讲题，立刻落入陷阱，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

文学有什么用呢，我情不自禁问自己。真是莫名其妙地自寻烦恼，没事找事，我仿佛又走进了考场，眼前放着一张试卷，计时已经开始了，监考老师在一旁散着步，虎视眈眈。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去思考，有用也罢，没用也罢，我已写了差不多三十多年的小说。写作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一个已婚的男人，结婚很多年，早就养儿育女子孙满堂，有一天突然哲学起来，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莫名其妙地思考“婚姻于我有何意义”。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哲学可以让人活得深刻，也可以让人活得很累。随着演讲日期的一天天接近，我竟然有些心烦意乱，甚至产生了毁约的念头。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答应人家，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一个这么不着调的题目。就在这时候，南京一家大学的EMBA开学，希望我能去给他们讲上一堂课，讲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没关系，譬如谈谈如何提高文学修养，谈谈文学的人生。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了，理由很简单，既然已答应了杭州方面，说一次也是讲，说两次还是讲，干吗不先拿这个EMBA练练嘴皮呢。

能读EMBA的基本上都是大款，起码是准备当大款。我被告诉，听讲座的人中间，会有一名国企的大老总，年薪乃天文数字。用行话来说，这些人都是有素质的，都是成功人士，都是社会的精英。能够高高在上地给他们作讲座，既是赏文学的脸面，也是我个人的荣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年头，谁还会真把文学当回事。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年代，小说家们都应该去打酱油。认识的一位读清华EMBA的女老总，曾赤裸裸地对我说过，读这玩意就是花钱参加一个很牛B的团伙，结识一帮有能耐的人，顺带也做个投资，看看能不能找个与自己般配的老公。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学还能有什么用呢，显然没什么大用。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养小蜜，包二奶，也不可能。在古典时代，当然还得是在人家西方，作家也会有女富婆包养，为了给伟大的文学留些斯文的脸面，我没必要再提那些被包养的大腕作家名字。历史地看，文人吃软饭并不算太丢脸面，因为古今中外，当作家的有太多无用之人。

张爱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看到一个警察打穷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写文章去抨击，而是假设自己能嫁一个市长，嫁了市长，就能让老公将那名警察撤职。这充分说明张爱玲是个明白人，明白权力比文学有用得多。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有很多东西都比文学有用，在权力面前，在金钱面前，文学常常无能为力。面对战争邪恶粗俗，面对暴政犯罪疾病，文学真的是没什么用。因为时不时地想到“文学有什么用”，我给报纸写了篇小文章，题目是《鲁迅会怎么说》，内容如下：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广州街头十分热闹。从这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拿下南京，拿下上海。这时候大局已定，仿佛后来共产党的一九四九年，胜负不再是悬念。国民党即将获得天下，国民政府即将定都南京，广州人欢欣鼓舞很得意，毕竟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是从这里开始。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在广州的鲁迅也没闲着，被请去黄埔军官学校，为年轻的学生们做演讲。史料上说，当时军校的同学很喜欢文学，尤其喜欢鲁迅的小说，因此很多人都赶过去捧场，现场十分火爆。

鲁迅在演讲中说了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次演讲的内容写成了文章，收在文集里。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他没有跟同学们谈小说，基本上也没有谈文学。他的一番演讲，概括起来就一个主题，赤裸裸地鼓吹暴力革命。面对即将驰骋战场英勇杀敌的军校学生，鲁迅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一下子都给挑明了：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鲁迅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文学其实是最不中用的东西，是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话。“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人只有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会借助文学，所以文学常常是无用之人玩的事，他随手举了几个很生动的例子，说自然界老鹰捕雀，猫捉老鼠，不声不响的是老鹰和猫，吱吱叫喊的是雀和老鼠，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会叫的被不会叫的吃掉。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经过考证可以确定，这话比“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早一个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鲁迅的演讲结束没几天，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国共从此正式翻脸，四个月以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英明主张。

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文化人，鲁迅只是动动嘴，只能玩玩笔杆子。枪杆子的厉害不用多解释，过去常说关键时刻，要投笔从戎，因为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得靠军事实力。我曾经十分怀疑鲁迅的演讲，是为了讨军校学生的喜欢，是为了鼓励未来的年轻军官们，后来终于明白，他远没有那么世故，只是说了千真万确的大实话。

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常会无端拔高，上升到让人脸红的地步。圈外的人说说也罢，多少还有些客套，偏偏许多文学圈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也经常忘乎所以。看见有人把文学拔得过高，我就会想到这次演讲，想到鲁迅会怎么说。

跟EMBA的学生讲座时，我提到了以上的内容。我说当年的黄埔学生，就仿佛今天的商务精英企业骨干，都是前途无量，都是打天下坐江山的大好佬。一将成名万骨枯，那年头是谁有枪谁狠，现在是谁有钱谁凶，实力决定一切。当然，有枪的人有钱的人有时候也会开恩，玩玩高雅来点文化，给作家一些面子，把文学抬得很高，玩文学的人千万不要当真。所谓灵魂工程师本来就是蒙人的鬼话，谁真要是相信了这个，并且煞有介事，基本上也和装神弄鬼差不多。作家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

在杭州图书馆，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这很容易引起歧义和误会，肯定会招骂，会让听众十分反感，然而我还是必须坚持说真话，实话实说。我对听众说，今天的话题是“文学的用处”，可是我首先要说的，是文学没什么用。没用才是文学的真相，文学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不是它的有用，也不是它的实用，而恰恰是它看上去的没什么用。

一个作家必须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不能文过饰非无关痛痒。大家都知道，“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话是斯大林说的，这个上世纪最强权的人似乎很给作家面子，可是他怎么对待自己的作家呢。俄罗斯文学有一个非常辉煌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杰出诗人，可是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下，诗人被流放，被处决，被失踪，就跟玩游戏一样。抬得高，摔得也重。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过，文艺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武器。他还有过一句更经典的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或许只是随口这么一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于是乎小说家们便倒了血霉，真反假反天知道，反正说你反党就反党，说你毒草就毒草。小说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一说到有用，其实都是“被有用”，结果就惨了，惨大了。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热爱文学的人常常都是弱者。弱者才是文学的正常位置，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都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一个人去从事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有用，并不是因为文学伟大，而是他们很无奈，干不成什么别的惊天动地的事情。结果就只能很无奈地去从事文学，借助文学这玩意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好在文学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美好和有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好的东西不一定有用，有用的东西不一定美好。文学和爱情一样，它们都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我们不妨很哲学地问一声，爱情有什么用呢，没有爱情，人类照样繁衍，照样延续下去，然而没有爱情的人生，注定不是美好的人生。

几乎每一次与听众面对，只要是有对话，我就一定会被问到家庭的影响。每次的回答都差不多，我不得不坦白交待，说自己这个作家，跟家庭的教育没有太大关系。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当作家，他为儿子设计了种种未来，唯一不在他考虑范围内的就是当作家。这里，我不惜再借用一点写过的文字，标题是《没有文学的少年》：

小时候的文学印象，最初可以追溯到排队买《欧阳海之歌》。隔着时间长河，穿过光阴面纱，记不清楚当年怎么一回事，只记得很长的队伍，男女老少各式各样面孔，喊声和骂声一片。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去排队，都去抢这样一本书，我只是一个很局外的看客，一个九岁小男孩，远远地看着热闹。

少年的记忆中没有文学，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我曾吹嘘过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其实这不确切，与各种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根本就不靠谱，我看书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孤独。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搁篮子里便是菜，抓手上就是名著。什么样的文字我都愿意看，“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不敢说倒背如流，要哪段翻哪段绝没问题。

如果那年头有NBA，有世界杯，有奥运会，有四大天王，有超女，有韩剧，有网络，或者有高考，有重点中学，男生女生可以早恋，我肯定不再乱看书消磨时间。我的少年根本就没有文学，那是一片文化沙漠，就像是月球的表面，看上去光滑，却毫无生命迹象。现在的孩子听到文化大革命，总觉得有些怪怪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讲日本人怎么进了南京，而喜欢提到这些掌故的人，差不多都是祥林嫂，都是《大话西游》中的唐僧。

我的少年时代，既不喜欢唐诗，也不喜欢宋词，能背几首古诗词蒙蒙人，完全是拜无聊所赐。没人逼着我看这些破烂玩意，爱看不看，反正不知从哪随手偷到了一两本，闲着也是闲着，结果不光看了，而且背了。记什么都是记，花拳绣腿有口无心，生吞活剥地先背诵下来拉倒。记忆中，最爽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个大义凛然，那个居高临下，那个牛啊。

直到上大学，都没有弄明白什么叫文学。没人在这方面专门培养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往写作的路上仔细想，甚至都懒得看上一眼。成了作家以后，很多人追问文学因缘，考究渊源，我也十分认真地检点过去，盘算再三，仍然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少年记忆中与文学有关的玩意，实在少之又少，想胡编都找不到北。我们这一代人被恶谥为狼崽，非要追问出一个所以然，只能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培养和滋润了我们。

这段文字回忆了我的文学童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我的文学观点。事实上，我们喜欢上了文学，往往不是因为文学如何伟大，有什么特殊功效，如何可以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文学并不是灵丹妙药，不是什么大力丸，服了它，国家就能够很快改变模样，文化层次立刻可以有很高提升。在杭州图书馆，一位听众站起来向我提出抗议，他很愤怒，觉得我对文学不够尊重，觉得我的文学观是玩世不恭。他提到了鲁迅，说伟大的鲁迅就是利用文学来改变人生，他要医治国民的毛病，如果说文学没用，那么鲁迅的一生不就没什么意义了。

有一个中学生也曾这样指责过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鲁迅伟大，为什么当代的作家不伟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的文章再也不为人民说话，再也不敢反对贪官污吏。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弃医从文，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比医学更有用，医学救人生命，而文学可以救人灵魂。

最近刚刚过世的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这句话今后将会被不断地引用，用来证明文学如何伟大，证明作家的地位如何重要。其实从一个画家的嘴里发出这种议论，并不稀奇，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难免也会对自己包括同行说些气话。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模仿吴先生的口气，说一百个鲁迅也抵不上一个齐白石，一千个茅盾也抵不上一个爱因斯坦。简单的比较总是有缺陷的，往往没什么道理可言，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一个鲁迅做招牌，就把文学这个行当抬得高不可攀，然后有意无意地轻视其他行业。文学就是文学，检验的唯一标准，是你这个文学做得究竟好不好。不好就是不好，三流还是三流，不能因为文学事业伟大，你就跟着沾光，不好也变成了好，狗屎也变成了芳草。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都可以出大师。鲁迅和郭沫若有意无意地都引发了一个错误，他们有权利改行，他们可以更爱好文学，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行为就是弃暗投明，就是改邪归正。俄国作家契诃夫原先也是一名医生，卡夫卡却是一名银行职员，他们最终也成为了作家，可是并没有人说是因为文学事业更伟大，他们才良心发现地改了行。他们改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热爱文学，而且仅仅是因为热爱。

用文学“有用”或者“伟大”来诱惑的最大弊端，说白了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它不过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现代翻版，是把庸俗变为高雅，是把低俗转为高尚。人们并不会因为足球伟大去踢足球，因为音乐伟大去弹钢琴拉小提琴，因为当官更容易为人民服务去干公务员，因为银幕上或舞台上的角色是英雄去当演员。是人都应该有一份平凡之心，要干一行爱一行。是人都应该有一份敬畏之心，要干一行尊重一行。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没有理由坐井观天，妄自菲薄不对，盲目自大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前辈作家高晓声关于文学的两个观点，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获益匪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是江苏最火爆的作家，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他从北京领了全国奖回来，电视台前去采访，问他对文学有什么看法，高晓声用一口浓重的乡音回答，说文学吗，是好玩的事。这个回答让采访者目瞪口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学仍然被捧到了不能再高的地位，不说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起码也应该冠冕堂皇地说些什么，把调子再稍稍提高一些，可是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高晓声，很干脆地用了两个近乎犯忌的字，“好玩”。

伟大的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玩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好玩就是“好”，古人论文，常常喜欢用到这个当作动词的好。还有一个字当然就是玩，玩味的玩，把玩的玩。文学是要让人琢磨，要让人玩味和把玩。因为很多人的文学太直露，剑拔弩张毫无藏锋，高晓声又表明了自己的第二个文学观点，这就是要潜移默化，要稍稍拐点弯。不能说直截了当不是文学，然而太直截了当，太浅薄了，很可能就不够文学。

高晓声的两个文学观点都很直白，是对“文学有什么用”的最好解释。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我们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或者用最流行的话说，是文学碰到了我们的G点。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立一个再大的牌坊，也没有任何意义。文学作品如果不被阅读，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如果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文学。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去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在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之前，最好是先让自己醒醒酒。

（原载《江南》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