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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1941

2011-08-15陈联华

青春 2011年6期
关键词:苏中粟裕俊杰

陈联华

编者语: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这是一段血肉铸成的,警示后人的历史!时隔整整七十个春秋,这一段历史终于经由新四军后代执笔,当年浴血沙场的将军们泣血饮恨、酣畅倾述,凝练生动地重现在我们面前。作者以高度的使命感,冷峻果敢地拂去历史的尘封,首次用纪实加影视文学的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1941年突遭“皖南事变”劫难后迅速重组再建,在难以想象的残酷险恶环境中,以无比的顽强和睿智,出奇制胜,尽显铁军雄威,彻底粉碎了数倍于自己的强大日本侵略军精心策动的“清乡”计划,为扭转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最终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关于对新四军“不抗日只抢地盘”的污蔑。

谨以此篇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新四军苏中抗日反“清乡”七十周年

新四军1941

陈联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打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对中国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一路烧杀掳掠奸淫作恶的日军,气焰嚣张,仅数月便侵占了中国大部疆土。日军在攻打和占领南京时,更是犯下屠杀我30万同胞的滔天罪行。在日寇最为猖獗,也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及时刻,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民族大义的责任,率领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奋起反击,以极其简陋甚至于原始的武器,进行了毫不妥协的顽强抵抗,将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数百万日军深深拖入持久战的泥淖之中。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出于自身集团利益的需要,不顾日寇大敌当前,民族安危,突然在皖南茂林地区对我9000多名北撤新四军实施围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惨案。

“皖南事变”最惨痛的后果,就是致使新四军减员大部,最高指挥层几乎损失殆尽。

1941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了继续组织有效抗日,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在长江中下游两岸至黄海之滨的江海平原上进行英勇抗战。

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粟裕当即在新建新四军军部表态,坚决带领广大苏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奋勇抗日。陈毅对粟裕的表态大加赞赏,认为这指明了新四军当前的处境和首要斗争目标。

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日本侵略军,将中国变成为他们侵略亚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后方基地,妄图以此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军将目光聚焦在我美丽富饶、物产丰盛、鱼米之乡的苏中江海平原之上。

国贼大汉奸汪精卫趁国难之危,与日本侵略军公然勾结,在六朝古都南京缔结反共同盟,成立傀儡伪国民政府和“清乡委员会”,并寡廉鲜耻地亲自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由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汪精卫和蒋介石竞相派出代表与日本军参谋次长秘密商谈勾结达成协议,联手对付我共产党。大批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侵略军,成为汉奸伪军。日寇、伪军、间谍、特务、警察及地方恶霸汉奸,以多于新四军数倍的力量,大举向我苏南、苏中、苏北根据地进犯。

一时间,新四军腹背受敌,进入到历史上最黑暗、最艰难的时期。苏南、苏中、苏北均为我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隶属于粟裕司令的苏中军区负责。由于地处长江中下游两岸至黄海之滨,河网密布,湖河相连,海浪拍岸,军事上易攻难守。日本侵略军第六十一师小林信男师团首先对崇明县、青浦县境内进行“大清剿”、“大烧杀”,随后对苏南实行“清乡”试点。驻守苏南的新四军六师,对敌人此次“清乡”试点只作为惯常的扫荡应对,结果对战事发展措手不及,使得苏南根据地遭受重创。为了保存实力,粟裕果断指挥我新四军主力部队六师实行战略转移,迅速跳出苏南敌人对苏、常、太、澄、锡、虞的铁壁合围。

面对苏南失陷、数倍敌军步步紧逼的险恶、严峻斗争形势,陈毅、张云逸、刘少奇、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吉洛(姬鹏飞)、陈丕显、叶飞、管文蔚、曾山等新四军高级将领们,在苏北盐城新四军总部认真分析当下局势,深刻研讨苏南失守原因,从而决定新四军下一步的去向和战略对策。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因为其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新四军和广大苏中根据地的前途命运,对于究竟是继续武装坚守苏中,还是主动战略撤离苏中退守苏北,与会者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以粟裕为首的坚持派认为,虽然位于江海平原的苏中地区没有华北平原的优越地形,但却有着比苏南更为深厚、稳定、觉悟的群众基础,决不能再作放弃,否则唇齿相依的苏北根据地也将不保,广大根据地人民群众也将遭受生灵涂炭。更为严重的是,退却将会给日本侵略军取得太平战争的胜利形成有利条件,直接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我们部队的胜利法宝,从来就不是依赖地形地势,而是依靠生死与共鱼水之情的广大人民群众,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保护人民群众,扎根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充分利用水网地形特点,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及与根据地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之最大优势,人民群众就一定会像浩瀚之水,让我们的军队如鱼得水,藏兵于民。

饶漱石等撤离派则认为,既然苏南都能放弃,苏中更加难以坚守,加上江海平原地处长江和黄海之间,水位过高无法效仿华北平原深挖地道,更没有东北的崇山峻岭和茂密森林,大部队难以集结隐藏,根本无法与兵力强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都能在瞬间打跨的日本军队正面对抗,坚守的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无谓牺牲。只要我们新四军保存下实力,不逞一时之强去刺激日军,不在乎一时的得失,留得青山在,不怕日后不成林。那些从地方武装争取改编过来的领导,更是附和饶漱石的观点,竭力反对坚守。

最终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民主集中,陈毅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粟裕的主张。新四军军长陈毅指示并电告中央军委毛主席批示,苏中反清乡的重任就交由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全权负责。粟裕立刻带着任务披星戴月返回苏中区,分层开会传达、组织动员,统一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思想。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决定:一定要把汪伪政权拖入太平洋战争,日本侵华军队应全力加强支持汪伪政权,迫使其与日本共同完成太平洋战争。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随即抵达南京,与汪精卫研究执行“对华新政策”。汪精卫立刻打起如意算盘,借机壮大自己实力,日后好凭借实力和各方叫板:日本赢得太平洋战争,他可坐享其成当上中国总统;日本失败他可与共产党和国民党权分中国疆土,让历史重演三国。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全力依靠曾是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最终成为日本特高科梅机关鹰犬的李士群。而李士群却终于盼到了一个出人头地机会,表面孝犬马之劳积极“清乡”,暗地里却借机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竭力扩充自身势力。

日军驻华派遣军南方总司令畑俊六,想把对苏中地区“清乡”的指挥大权交由小林信男的六十一师团,但又顾虑到已在苏中驻守并积极要求担任此职的南浦旅团长,与现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甚密的关系,便恳请东条英机与南浦亲自谈谈。南浦在南京向东条英机当面陈述了要求负责指挥“清乡”的种种理由,东条英机让他可以直接去与畑俊六商量。此次会谈之后,南浦误以为自己的请求已得到首相东条英机认可,兴高采烈地回到南通,将当地的防务拱手让出,全部交给小林。自作聪明的南浦旅团,表面上做出保障小林信男六十一师团的北侧安全,策应六十一师团在南通地区的“清乡”姿态,实际上则集中精力转而监视粟裕部队,妄想寻机歼灭新四军核心主力粟裕部队,抢下头功。

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专门组织了“五次围剿战术研究会”,为在苏南取得所谓“清乡”胜利的日军第六十一师团长小林信男大肆庆功表彰,还亲自前往南通等地进行视察,并突然宣布由小林信男出任苏北当地最高指挥官。随之,调遣具有所谓苏南成功“清乡”经验的日军小林信男师团乘机进入南通地区,取代原日本驻军南浦旅团之责;调派伪第三十四师,直接控制海门、启东公路沿线要点;伪三十二师封锁天生港、白蒲、丁堰、岔河一线;伪二十二师封锁掘港、南坎、北坎一线;委任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汉奸张北生为南通“清乡”区主任,在南通设立了“清乡主任公署”、“特工站”、“政治工作团”等一系列庞大的“清乡”机构;并通过各种舆论工具鼓吹叫嚣,要以苏南之成功经验,远超于我新四军的兵力,一举拿下我“苏中”根据地,将新四军彻底消灭在长江沿岸与黄海之滨。

粟裕心里非常清楚,在如此险恶环境和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彻底粉碎日伪的“清乡”计划,单纯依靠战场正面对决,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必须充分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粟裕要求特工部不失时机地派遣一批优秀特工,趁着敌人初来乍到仓促设立新建机构,打入敌人要害部门,以便日后为我方所用,起到四两拨千金的巨大作用。马兰等一批优秀特工,立刻巧妙潜入日伪在南通设立的“清乡主任公署”、“特工站”等要害部门。

为了充分利用江海平原水网密布的特殊地形,完全掌控水上军事主导权,粟裕再次下令敦促一师七旅旅长陶勇紧锣密鼓地第二次策反收编黄海匪首孙大龙。黄海近海区匪首孙大龙本是穷苦渔民出身,自幼海里岸上摸爬滚打,练就一身的武艺和好水性,结交了一帮难兄义弟,曾经混入过杂牌部队,后来自己纠集了五条三桅大船,一百多支步枪,六挺手提机枪,两挺捷克式轻机枪,雄霸一方,巧取豪夺。当地渔船都得高价买下“龙”字号保护旗,方可在海上安全打鱼营生。为使这支水上武装力量为我所用共同抗日,陶勇曾遵照粟裕指示捉放孙大龙,使其投诚我军。

一日寒风怒号,孙大龙带领一帮手下上岸强行补给粮草。陶勇让特务营的人化装成“渔会”人员,在关帝庙备足酒菜,恭候海匪孙大龙。正当海匪们酒兴正酣,划拳豪饮、忘乎所以之际,“渔会”人员悄然离去。突然杀声四起,只见一辆满载烈焰柴草的牛车冲进关帝庙来,孙大龙和手下猝不及防,全部被擒缴械,五花大绑送到陶勇面前。陶勇亲自为孙大龙松了绑,晓以民族抗日大义,规劝他早日痛改前非回头是岸,随后请他吃饭放行。孙大龙感激涕零,民族自尊受到震撼,发誓不再祸国殃民,积极参加抗日。不久,孙大龙与另一股海匪吴余生带着二百支步枪,六挺手提冲锋枪,两挺捷克式轻机枪,被我新四军收编成渔民海防大队。但由于孙大龙队伍中的部分海匪崔广胜、崔广发之流本性难移,竟然公开抢夺粟裕调拨的重要军需,严重违犯军纪。因害怕受到军法处惩处,孙大龙后又畏罪脱离我军,投靠了伪常备二团团长胡家威。

粟裕为了尽快收编这支水上武装,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汽船、快艇对我方构成的威胁,指示陶勇不计前嫌,全力收编。经过精心谋划,我方再次派出新四军干部秦放假扮盐商,巧妙打入孙大龙内部当上副官,离间其与伪常备二团团长胡家威之关系,动情晓理,继续启发他的民族自尊心,并充分利用其最为钟爱又同是贫苦出身的太太,铁匠女儿英姑之爱国良心,及其曾遭受日本人欺侮凌辱的国仇家恨,教育规劝其改邪归正,决不要再一失足成千古恨,心甘情愿地就此做汉奸、亡国奴、害群之马,早日回头跟着新四军保家为国、抗日杀敌复仇。

日伪敌特一直在暗中监视孙大龙的动向,发现与秦放副官保持联系的我方联络员可疑,令胡家威将秦副官抓捕审讯。秦副官失口否认,并顶住各种酷刑拷问。我方立刻对胡家威的父亲施压,让其出面放人。胡家威不得不将秦副官释放。秦放正好就此教育孙大龙,日伪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利用他不过是形势所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趋缓,必将卸磨杀驴,终于使孙大龙幡然觉醒。

孙大龙趁着胡家威常备二团军粮吃紧,提出如给他增加一部分人手武器下海“放旗”征粮一年,保管常备二团三年内军饷粮草富足有余。正值为军粮焦头烂额的胡家威大喜,立刻放松了警惕,不顾敌特一再提醒,给人给枪给弹药。孙大龙见时机成熟,便通过早已加入地下党组织的太太英姑,与陶勇暗中做好接应准备,一举带领六条大船,三百多人,二百八十枝枪,一门土炮,第二次回到我军。孙大龙彻底觉悟,痛改前非,更名孙明义,后经收编整改成为苏中军区海防团团长,秦放为副团长。孙大龙从此脱胎换骨,在苏中抗日反“清乡”的斗争中出生入死,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江河湖海上与日伪军展开了一系列传奇式的英勇斗争,屡建奇功。

苏中军区先后建立了海防一、二、三团,成为中国人民海军最早的雏形。新中国建立后,陶勇成为中国海军第一任司令。

春风得意的小林师团骄兵气傲,与大权旁落的南浦旅团暗中结下恩怨,其狗咬狗的矛盾日益激化。受到轻视和打压的南浦既不服小林的盛气凌人,又惧怕被派往太平洋主战场送死,便采取阳奉阴违、消极怠工,被我方在反“清乡”斗争中所充分利用。

粟裕三年腼腆的求爱“持久战”,在陈毅军长的亲自关心鼓动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34岁的粟裕司令在三年血雨腥风中,连续三次求爱遭到一再严辞拒绝的挫折之后,终于以一颗赤诚之心感天动地赢得美人芳心,与22岁的楚青在如东县石庄一师的司令部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三年前,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粟裕到军部开会,在教导总队为二支队机关挑选优秀学员时,发现教导总队第八队有个名叫詹永珠的队员,长得聪明伶俐,各个方面表现都很好,不久前还入了党,从此开启了一段浪漫姻缘。后来,为了家人安全起见,身为楚国(湖南)人的粟裕,为詹永珠更名楚青。上帝似乎有意要考验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他们刚组建的小家庭恰逢新四军最为艰难的阶段。

大喜之日噩耗传来,当年和楚青一同参加革命在军部教导总队的五名女战友,先后全部被敌人抓捕。一位战友被敌人当着全村百姓的面剥光衣服,用刺刀将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可她坚贞不屈,直至壮烈牺牲。还有一位战友被关押在狱中受尽酷刑,还被多次轮奸,仍然不屈不挠,直到最后被敌人活埋。面对无耻的敌人,她坚定不移地怒斥,我的身子虽然被你们糟踏了,但是你们永远也无法玷污我纯洁的灵魂。战友们的壮烈牺牲再次震撼了万分悲痛的楚青,这让她清醒地看到对斗争的残酷性,深深地感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应该像战友们那样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从此更加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粟裕抚慰楚青,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打好反“清乡”的伟大战役,为所有牺牲的战友和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新四军第六师部队统一由第一师指挥,第六师番号不变,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至此,粟裕已经实际上指挥了原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全部队伍。

江海平原此时正好进入隆冬季节,一片肃杀。平时可供部队隐蔽躲藏的大片青纱帐,早已枯萎凋零或被砍作烧柴,即使化整为零的新四军部队也极难躲藏,为了既坚持斗争又不让根据地乡亲受到牵连,他们只能分散栖身于土地庙、乱坟岗、棺材铺这些常人很少出入的地方,处境难以想象的窘困。但面临巨大生命威胁、高度觉悟的根据地群众,仍想方设法支持新四军顽强抗日,一批乡亲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惨遭灭门之灾。王大娘为了掩护我方区委书记,争中生智,让儿媳妇陪书记同睡一个被窝,巧妙躲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正在家中做馒头准许备过年的庄大娘,发现十几名金少镇日伪军包抄围捕的人正是我抗日民主金沙区区长,马上主动上前将区长藏于自家床下,巧妙躲过了鬼子的搜查。

从“皖南事变”中侥幸逃脱的饶漱石,被刘少奇、陈毅收留并在华中局逐步担任了要职政治部主任。初来乍到的饶漱石开始十分谦逊,表示自己不懂军事,一定要虚心向新四军军长陈毅学习。性格豪放、才气过人、不拘小节的陈毅欣然答应,且毫无保留地真心赐教。而心胸狭隘、野心勃勃的饶漱石却对陈毅的才气十分嫉妒,尤其对陈毅平时大大咧咧的作风暗生恨意,但对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则竭尽诌媚、韬晦之能事,给刘少奇留下青年才俊、革命家的印象。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因为筹备党的“七大”会议,经中央多次催促调回延安。刘少奇建议中央由饶漱石代理其华中局书记兼政委一职,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陈毅对此毫不介意,一如继往,工作中直抒己见,业余时照常对弈围棋。

饶漱石对自己如此之快地擢升到华中局代理书记的位置,意外惊喜的同时,暗自庆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原来,刚刚从“皖南事变”中死里逃生的饶漱石,于1941年1月16日曾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入狱,但很快神奇脱离险境,二十多天后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1941年3月8日,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自己脱险的经历:“子铣日(16日)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筱日(17日)晨由其代办便衣通行证等,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脱离虎口。”在这份报告中,饶漱石隐瞒了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事实是,饶漱石在被捕后诡称自己是刚回国不久的美国华侨,为投身抗日而误入新四军部队工作仅仅几个月。随后,他伺机用随身携带的新四军军费金条,暗中贿赂收买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当天晚上,这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还做了一顿饭给饶漱石吃,并且安排手下的排长陪他办理路条,将其一直护送出国民党军队设立的警戒线。

大权在握却不懂军事心胸狭隘权力欲膨胀的饶漱石,深深地感到自己无论凭资历还是实力都根本无法与陈毅竞争,要想把头上这个“代”字去掉,必须将陈毅排挤出华中局,于是悄然开始制造与陈毅的矛盾冲突。

5月,延安整风运动扩大至苏中,饶漱石利用手中职权编造陈毅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等十大罪状,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组织新四军干部对陈毅发难,使矛盾日益公开化,严重影响到新四军总部的正常运作。饶漱石不顾前方战势严峻,要求粟裕等战区一线指挥官回黄花塘批判陈毅,一手开始制造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粟裕对此阴谋活动极其反感,带领其他一线指挥官予以消极抵制,以前方战况严峻为由,每每拒绝或推迟参加饶漱石主持的整风会议。

粟裕年轻漂亮的妻子楚青,坚定地支持粟裕的政治观点。她不失时机地鼓励安慰陈毅的爱人张茜。刚刚新婚不久的粟裕夫妇,正是陈毅夫妻推波助澜促成的大媒。她们坚信自己所爱的男人都是最坚定的革命者。

不久,楚青在扬州为粟裕生下一个儿子,粟裕非常高兴,根据自己戎马一生的经历,为儿子取名——粟戎生(后成为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

同年,张茜为陈毅在黄花塘新四军总部也生下一个儿子,陈毅以恰逢新四军最艰难时期所在地,取名陈丹淮(后成为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

刘少奇回延安后,向毛主席报告了陈、饶不和的情况。中央军委对华中局的情况鞭长莫及,一时难辨真伪,莫衷一是。

完全不懂军事的饶漱石,对苏中区的战略指挥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对粟裕的正确决策更是常常阻挠和横加指责。粟裕内外交困,心中的苦闷和烦恼只能与同甘共苦的爱妻楚青诉说。足智多谋的粟裕不得不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每场战斗一结束,同时向华中局和中央军委电报,从而既做到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又能得到上级组织的及时认可和大力支持。

1942年7月,为了避免内耗对军事指挥的干扰而制造不必要的牺牲,粟裕再次向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从“皖南事变”中汲取沉重的经验教训,防止新四军再次发生军、政不和的事件,在苏中区从上至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改善武装体制,实行主力地方化。他的建议并不仅仅只限于苏中本地区,还涉及到别的战区,立刻得到中央军委的完全认可。毛泽东、刘少奇从延安通过发电文,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饶漱石对此耿耿于怀极为不满,指责粟裕的建议是附合陈毅动摇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公开武装斗争是过分刺激日军,过早暴露新四军实力,给抗日制造巨大的隐患。粟裕对于这些错误论调和不实之词,一律采取不卑不亢、不理不睬。

194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粟裕亲自主持苏中军区和地方党委在如皋县一个叫做南坎的地方,多次召开了具有化时代意义的军、政、党第三次扩大会议——“南坎会议”,迅速展开了精兵简政和“三冬”运动,抗租减税,坚壁清野,绝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一两棉花。谭震林(刚从苏南撤回)、陈丕显、吉洛(姬鹏飞)、叶飞、陶勇等军政领导参加,其他与会者为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还有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南通警卫团长梁英、政委周康、东南警卫团团长汪成、政委李春、金沙区委书记张山、金沙乡书记、妇抗会代表等人。粟裕在会议上精辟地论述了国际国内战争态势,传达了新四军总指挥部对反“清乡”的指示精神,总结苏南区在“清乡”中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清乡”认识模糊重视不够;兵力过于分散无法形成打击敌军的有效力量;干部不能及时机动应变导致坐以待毙;苏南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过“左”,反汪除奸扩大化,把很多人推到了敌方;未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所有力量,其中地方部队太杂未能及时整编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如胡传魁的忠义救国之类。粟裕全面细致地部署了苏中区反“清乡”的策略,阐明了坚守苏中抗日根据地公开进行武装抗日,对扭转华中战局,最终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日、意、德法西斯的伟大深远意义。同时确立了新四军主力在“清乡区”外线作战为主,成立两支挺进支队深入内线运动作战,从而构成第一武装力量;地方武装及收编民间武装为第二武装力量;民兵及发动起来的老百姓为第三武装力量,以此形成三层立体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创造性地建立具有相当隐蔽性的灰色武装。到会的四分区区长、副区长、苏中第四分区司令、新四军一师七旅旅长陶勇等各级军、政、党领导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支持。会议最终提出:“坚持武装斗争,作最坏打算,往最好努力”的斗争原则。

苏中地区的杨曹乡立刻着手组织贯彻南坎会议上粟裕的指示精神。该乡因积极为抗日武装提供大量粮食、兵源,掩护新四军后方机关和连接我地下交通线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就而成为日伪的眼中钉、肉中刺,被确定为“清乡”重点。杨曹乡的群众在我乡政领导的带领下,群策群力、斗智斗勇,全面展开了一场冬季改造地形,让敌人寸步难行的大行动。他们将连接沟塘和大河的大小桥梁截断;在主要河道水下垒起让鬼子汽艇无法通过的暗坝;宽路挖成窄道,两旁设下陡峭深渊般的棺材沟;把两边是河的夹道拦腰筑起一丈多高一丈多厚的“生死门”,门中布满竹签、刺钉、荆棘,仅能容一个人侧身慢慢通过;让芦草苇荡之间的茅草、芦苇茂密连片,便于隐身游击作战;大道上挖下无数陷阱,令各种机动车辆、马匹根本无法行驶通过。这种充满智慧因地制宜的战术,如同华北平原的地道战、地雷战,最终让清剿的敌军死伤惨重,彻底粉碎了日伪妄图在此驻扎据点武装控制的美梦。日后使得敌人一听说要去杨曹乡就心惊胆寒,称:“宁过九条江,不过杨曹乡”。

粟裕深入四分区各区、乡莅临指导,对杨曹乡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予以广泛推广。

苏中区地方武装力量首领,通海自卫团长汤俊杰则在会上对粟裕反“清乡”的策略公开表示反对。提出为什么让新四军主力打外围而让地方武装在区内当炮盔?当场与秉性刚直的陶勇等人产生严重冲突,几乎发生火并,被粟裕严厉制止。粟裕指出,面对民族危难,匹夫有责,共产党申明大义,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但绝不强迫别人如何抗日,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权自己做出抉择,包括在座的每一位,何去何从任由自己决定。

会后,汤俊杰非但不积极贯彻南坎会议的指示精神,反而开始消极应付反“清乡”工作,整日忙于结交豪门商贾,沉湎楼堂馆所。

此次会议上汤俊杰与粟裕的公开争执,立刻被国民党特工和日本情报部门获取。蒋介石派遣苏北特工总站站长、中统特务姜颂平出任“南通清乡行政公署”的副主任,掌握实权架空汪精卫派出的“南通清乡行政公署”主任张北生。姜颂平立刻启用长期潜伏海门茅镇的特务陆顺其,前往策反自卫团长汤俊杰。陆顺其以老朋友的名义将汤俊杰引荐给姜颂平。姜颂平与汤俊杰一番推杯换盏过后,随即开始对汤俊杰封官许愿,以高官厚禄、荣华福贵进行利诱。汤俊杰几经推托后开出条件:保证他的“起义”部队不改编制;原地驻防;增添装备和武器弹药;保留维持自己正在所有集市、交通要道附近经营的各项生意。如能答应这些条件,他表示还可主动去劝说拉拢关系甚密的崇明警卫团。

姜颂平大喜过望,立刻通过中统向蒋介石作了密报,同时与日军驻华派遣军总部紧急磋商。上海日本特高科“梅机关”间谍川岛芳子、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和小林信男分别反复研究,觉得如此规模的反叛不可能有诈。好大喜功的姜颂平更是拍着胸脯用脑袋担保。最终,江伪、日本特高科与驻守日军小林信男达成一致,答应了汤俊杰提出的所有条件。但要求汤俊杰自卫团,必须在反清乡行动前,带领崇明警卫团一起“起义”,以沉重打击瓦解我新四军反“清乡”的决心和士气。几经周折,日伪总算与汤俊杰达成了完全一致。汤俊杰随即前往拉拢崇明警卫团。不久,两团先后悄悄撤销了团内的政治部和所有政工干部。

其间,有人向粟裕报告汤俊杰的反常举止。粟裕坦然言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留不住心,留住人又有何用?”

其实,粟裕对此内幕一清二楚。汤俊杰是我方的特殊党员,早就将敌特策反他的情况向粟裕作了秘密汇报。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计就计让汤俊杰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向敌人假投诚,首开我军历史之先河,以最小代价夺取反“清乡”最大胜利成效。他亲自对汤俊杰假投诚计划进行了详尽的布置:专门抽调了30名高素质军队骨干,安插到汤团担任连排干部,使团内共产党员人数达到80名;派遣傅明任汤团政委,但只以汤记商行账房先生身份出现,负责汤与军区的联系;派遣孙兵任汤团副团长,负责汤团内部的管理和控制;配备秘密电台一部,由三名短枪队员负责谍报人员安全,专门为汤团所用;查明敌人“清乡”、“扫荡”计划;收集敌方情报,供我主力行动参考;控制南通到海门沿江门户,方便我新四军进出联系,掩护我方人员往来,搞好军火物资运输;全力争取和瓦解伪军,适时配合主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敌人。粟裕还对近八百人假投诚可能发生的所有险情,一一做出预测和应急方案;对团里不适宜的人员提前遣散;一旦发生不测,组织将为所有在假投诚中牺牲的人员澄清真相,追认烈士,抚慰亲属。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汤俊杰带着两个团突然与我军“激战”,公然打死我方一人,实际上是借机处决了一名我方队伍中的叛徒,随后率领七百余人及所有枪支弹药“叛变投敌”,受到小林信男日军和汪精卫伪军的隆重迎接。敌人的报纸、电台趁机大加渲染,称此举给新四军以沉重打击,给心想亲善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的中国人作了良好的示范,动员所有识时务的中国人赶紧效仿。

姜颂平亲自陪同汤俊杰去苏州,“晋见”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李士群对其大加赞赏,封官许愿,并授意汤要趁势扩充壮大队伍。李士群的同居情人、日本老牌间谍川岛芳子,将手下间谍美惠子赠送汤俊杰为妾,想借此进一步试探、完全监督和控制汤团。汤俊杰表示感谢并欣然接受,以此打消敌人的疑虑。

姜颂平受到李士群嘉奖的同时,又得到中统局秘密嘉奖,荣获勋章。中统局向姜颂平传达蒋介石密令,暗中争取汤团将来为国民党军队所用。

李士群不失时机地拉拢汤俊杰成为自己的军队,避开姜颂平对其示好。

汤俊杰被李士群委任为少将军衔旅长、联防司令,统管以金沙镇为中心的二十多个据点及所有集市和交通关卡。

汤俊杰和姜颂平前脚刚刚离开,李士群、川岛芳子马上各自指使汪伪特工站和特高科对汤俊杰实行全方位监视。

汤俊杰衣锦还乡,趁势在伪军中大摆宴席,夸大炫耀,令伪军各部羡慕、争相巴结,从而迅速站稳脚跟,与伪军高级军官搭上关系。

汤俊杰叛国投敌的汉奸所为,遭到当地百姓的一致唾骂,我新四军内部及各级党政组织纷纷要求严惩消灭汤俊杰所部,但粟裕迟迟不予批准。汤俊杰及其他人饱受委屈误解,忍辱负重地承受着手足同胞的鄙视,甚至于对他们生命的威胁。

1943年2月,日寇小林信男和汪伪军为了彻底切断“清乡”区内外的联系,从江南运来380万根粗壮的毛竹,从天生港向北,经白蒲到丁堰向东,经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的鲍家坝,筑起绵延三百华里的竹篱笆,封锁了沿江沿海所有的港口码头,对“清乡”区构成了铁壁合围圈,并且沿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每个检问所内均驻扎有日军和伪军,形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沿线各乡镇还构筑起梅花桩式的碉堡群和林立的观察哨,彼此呼应、互为关照,使整个区内外的百姓被生生隔离,我方武装斗争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困扰。

当日新婚的刘四儿送妻子回娘家被篱笆隔成牛郎织女再也不能相聚,妻子日日以泪洗面隔篱相望,终因一天望夫心切太靠近篱笆,被日军用枪打死;李万成一家人被隔成数家不能相互走动;王海自家地里的粮食蔬菜也不能收割,其母气愤之极,不顾禁令手伸过篱笆去自家地里取菜被日军哨兵用枪射杀。我方武装斗争的行动也一时难以顺利展开,蒙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日寇小林信男看竹篱笆封锁成效初显,心花怒放,仿佛看到又将取得像苏南时一样的“辉煌胜利”,于是开始逐步实施用心险恶的“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侵华战略,公然叫嚣只要用两个月时间即可完成对苏中地区的“军事清乡”,彻底将粟裕的新四军消灭在江海平原。四个月内则可全面完成“政治清乡”,让苏中区的所有中国百姓统统变成大日本侵略军俯首贴耳的顺民。

一时间,“清乡”竹篱笆封锁区内黑云压城欲断魂,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一片肃杀。

日伪军无恶不作,烧毁民房、抢夺粮食、宰杀牲畜无数,连锅碗瓢盆都统统砸烂。一些民族败类趁机兴风作浪,出卖我抗战人员,对我抗日家属进行打击报复,实施迫害,投敌求荣,为虎作伥。一些牺牲烈士的头颅被挂上城头、旗杆示重。

敌人极其残暴的手段使得我极少部分怯懦的村民唯恐株连九族,有的甚至跪地请求我秘密武装人员不要在他们家附近与敌对抗斗争。这些人对日伪的欺骗性宣传产生侥幸,误以为只要不反抗,就可得以安全生存。为了不伤害与这些老百姓的感情,我武装人员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重要的行动计划。苏区反“清乡”抗日斗争愈来愈举步维艰。

我方各级地下组织和工作者,不顾生命危险,将烈士首级夺回,秘密全尸安葬,以告慰家属,并积极组织施救、安顿、转移烈士遗属,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罪大恶极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一个不漏地被我方记录列入首恶惩办名单,内定为必须全部严加惩处和坚决消灭的对象。

粟裕领导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在此严峻形势下,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紧急动员令,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明确提出“每天必须捕杀一个敌人”的行动口号,以此打击小林信男的嚣张气焰,激发根据地群众斗志,扼制敌方“清乡势头。粟裕身先士卒,亲自深入到苏中地区核心地带第四分区,逐一具体指导落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武装公开坚持原地斗争的战略方针,同时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整顿加强各级军、政、党组织、城市工作和敌伪工作,建立秘密情报网、交通站,发动群众,民展开破坏拆除竹篱笆行动,抽调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政治保卫队即群众称之为的短枪队,精心部署主力部队,配合内线武装国量,全面合理展开反“清乡”斗争。粟裕特别强调,苏中干部的特点是文化水平高,一定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好好打一场足智多谋、以少胜多的反“清乡”战争。

日军驻华派遣军总部对苏中区大规模“清乡”也制定出周密阴险的战略计划。这些“清乡”战略计划迅速被我打入敌人情报部门的女特工人员马兰截获,秘密转呈到粟裕面前。敌人决定从3月开始,首先对易于分割清剿的第四分区下手。粟裕当机立断,先对敌人几个重要据点发动攻击,大造声势,鼓舞人民,扭转被动局面。

43年1月10日,粟裕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报告苏中反“清乡”斗争部署,提出“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之目的”的方针。在3月,发出致各旅各分区电,指出:“反‘清乡’的总的策略方针就是团聚一切反‘清乡’势力,集中力量反对敌人‘清乡’。”同时做出反“清乡”斗争军事部署,指令第十八旅向北挺进至曹甸地区,打通与第三师、第四师的联系,控制这个战略枢纽地带。

经过精心策划,粟裕决定以新四军一师主力团为主,地方武装配合,对竹篱笆隔离区周边一些重点据点炮楼同时发起突袭。接连数日,粟裕指导第一师部队连续进行了悦来镇、三阳镇、斜桥、顾殿堡、丁家垛、小灶、茅家镇、石港、二窎镇、谢家渡等战斗,一批敌人据点被同时摧毁,根据地人民群众大受鼓舞,纷纷主动前来要求参加抗日斗争,很快扭转乾坤,为坚持原地武装反“清乡”开创了良好局面。

粟裕为了确保我军灵活运动作战又不被敌方情报人员发现,决定由新四军总部从各部秘密抽调富有敌后工作经验,受过特工训练的神枪手,取意依靠军民鱼水关系利用水网地形,组成飞鱼特工队,由敌工部特派员钟平带领,深入“清乡”区内,反间反特,并暗中协助各区、镇、乡级地方武装,除奸惩恶。很快,飞鱼特工队就摸清了日本梅机关、中统、汪伪情报人员的活动规律和行动特点。这三股敌特势力同时在寻找我新四军主力,监视汤俊杰所部一举一动,相互争功夺利,尔虞我诈。钟平充分利用敌人间的矛盾,个个击破,逐个消灭。

敌人的情报人员开始不断神秘失踪、离奇死亡。各特务机关弄不清原委,陷入极度恐慌。

与此同时,一场反奸除霸的地下斗争全面展开。为了更加睿智地与敌展开斗争,我方培养了大批“白皮红心两面派”乡长,表面上对敌惟命是从,暗地却为我所用,真心抗日。

三角渡据点里的汉奸扬一堂甘当日本人的鹰犬作恶多端,钟平飞鱼特工队指示伪乡长曹金标,将扬一堂请到家中喝酒,设伏将其绳之以法。

钟平飞鱼特工队协助地方武装活活勒死祸害一方的土匪殷北洲;捕杀了罪孽深重的伪乡长吴柏林;干掉了铁杆汉奸王全侯;捅死了伪警察“九指头”;处决了专门暗地里为日伪通风报信的汉奸汤其华……

钟平飞鱼特工队经过秘密侦查发现,长期潜伏在我根据地衣裳渡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魏泽山,暗中投靠了日本和汪伪,准备去石港区上任伪区长一职。就在魏泽山即将上任的前夜,飞鱼特工队将其扎了“肉粽子”。

大汉奸、四甲坝伪区长朱崇汉深受日军重用和宠爱,敌人专门派出二十名武装保镖日夜为其护卫。钟平化装成商人独闯敌人巢穴,历经惊险,终于摸清了狡兔三窟的朱崇汉藏身之处,深夜带领9名身手矫捷的飞鱼特工队员神出鬼没潜入敌人守卫的重镇,在一家油坊中将其生擒活捉,审讯后正法。

受过日本人三年训练的上海汉奸沈新根,来到三余镇为日军充当翻译,依杖日寇,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被钟平飞鱼特工队设计除掉。

曹埠据点从外地派来了一个神秘阴险的情报站长余魁,不时潜入我方刺探情报,钟平飞鱼特工队化装成伪三十二师巡逻队,将其截获审讯,他以为遇上了自己人,很快亮出自己老牌特务的真实身份,吹嘘因在阜宁功绩显赫刚调来担任情报站长。飞鱼特工队立刻将这个不打自招的特务捕获,迫使其交待出日伪将在四月开始大举“清乡”的重要情报。

伪乡长陈丙昌,死心塌地当汉奸,一天带领吕四镇据点百余名日伪军,突然回乡偷袭。我乡村干部立刻组织民兵掩护群众迅速安全撤离。陈丙昌和日伪军见到人去房空,疯狂报复烧房,将从东到西三华里的民房全部点燃起熊熊大火,整整7个小时一直烧到太阳西下,162户人家的200多间房屋被全部烧毁。为了记住这一民族仇恨,人们从此将村庄更名为火烧村。80多名青壮年立刻自发参加了复仇队。

粟裕得此消息后怒火万长,一面要求我方乡村干部又及时组织互救,重建家园,一面电令飞鱼特工队迅速铲除这个罪大恶极的伪乡长陈丙昌。钟平立刻带人潜入吕四镇,几经周折,很快查清陈丙昌行踪,终于在一家面店客房,将正搂着女人睡觉的陈丙昌活捉处决。

根据我方打入南通清乡行政公署的女特工马兰传出的重要情报,主任张北生和特务头子姜颂平精心选派了一名得力干将,即将前去战略要地天生港担当封锁主任。狡猾的敌人出于安全考虑,对这个主任的个人资料全面封锁保密。钟平接此重要情报后,立刻乔装打扮成阔家少爷,深入敌人据点重镇天生港,在完全不掌握任何有关此人姓名、体貌特征等资料的情况下,凭着超人的睿智和机敏,很快侦查发现了这个汪伪政府刚派来还未及上任的封锁主任,就躲藏在鬼子据点炮楼下的一个旅馆中。艺高人胆大的钟平及其特工队员,不畏险恶,虎口拔牙、狼穴掏仔,将这个为虎作伥的封锁主任击毙在据点下的旅馆中。当据点的鬼子兵闻声涌出将旅馆团团围住时,钟平和他的队员们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让敌人更加惊心动魄的特殊记号:用血画下的一条鲜红飞鱼。

事隔不久,钟平飞鱼特工队又根据马兰提供的情报,先后将八名潜伏到我方的特务一一铲除。

惩恶除霸的风暴势如破竹,猛然席卷着江海平原,使得大量伪军、区乡镇保长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二甲镇伪军清乡中队全部向我投诚;南通县7个伪区长同一天提出辞职;金沙区85个伪乡长、保长向我自首……

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本梅机关间谍美惠子终于在一师机关和七团临时集结地南通二窎镇附近发现了粟裕的坐骑小黑马。日军南浦旅团长接到情报后欣喜若狂,立刻命令第五十二大队保田中佐大队长,率领400多日伪军,连夜兵分两路长途奔袭而来。钟平飞鱼特工队将这一重大情况立刻提前通知了一师侦察科。

粟裕果断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任务交给素有老虎团光荣称号的主力七团,战场就设在二窎镇以南的谢家渡。指挥部则设在敌人留下的旧炮楼里,可居高临下观察整个战场。粟裕与七团长严昌荣、政委彭德清迅速拟定了一个诱敌深入,再分割歼灭的作战方案。粟裕手指乌云翻滚的天空,情不自禁地大声笑曰:“就连老天爷也在帮助我们”!大家马上心领神会。果然,飘泼大雨很快将敌军陷入泥泞。此仗打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陷入我军伏击圈包围的日军五十二大队,多次组织反攻抢占山头制高点,拼死负隅顽抗,惨烈的拉锯式战斗直到次日下午3时方才结束。主力七团不负“老虎团”的光荣称号,一举全歼日军保田中佐以下110余人,缴获十余挺歪把子机枪等一大批武器弹药。

翌日天刚放亮,部队随即在当地展开宣传教育,鼓舞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他们用保田中佐大队长的肩长、军刀、手枪及缴获来的各种武器举办了小型展览会。兴高采烈的乡亲们赶着猪,抬着月饼,挑着鲜活肥美的大螃蟹来到部队,一定要给打了大胜仗的指战员们补过一个圆满的中秋佳节。

粟裕此时并没有忘记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心理攻势,充分展现我新四军不仅是一支铁军,更是正义之师和仁义之师。他特意指示将保田中佐的尸体收拾干净,用一口上好的棺材装殓,随其他三满船日军尸体,附上一封劝诫信送还麒麟镇日军据点。严正警告日军立刻放下屠刀,以免同遭保田中佐的可悲下场。三天后,日军南浦少将回信不得不承认:“贵军战后归还遗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战略之胜利。”日后,新四军就此在战略上有意对日军南浦和小林师团区别对待、厚此薄彼,进一步加剧了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粟裕指挥陶勇在如东双灰山战斗中生擒了23岁日军士兵松野觉等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毒害的松野觉,多次自杀不成被我新四军救下疗伤。叶飞、陶勇亲自请他吃饭,动情晓理。松野觉亲眼目睹新四军官兵平等,相互尊重,从不打骂,爱民如子,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终于幡然悔悟,决心和其他觉悟的日本兵一起帮助新四军抗日。他们在一师驻地三仓河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部”,松野觉主动担任宣传委员。他们随着陶勇的部队一起战斗,向鬼子喊话,播放日本音乐,展开强大的心理攻势,现身说法,让许多侵略军号啕大哭,有的绝望自杀,有的最终放下了武器。

小林信男为之震惊,要求梅机关暗杀松野觉,监督南浦旅团。川岛芳子和美惠子立刻秘密展开行动。但她们的险恶用心立刻被我钟平带领的飞鱼特工队获悉,每一步行动和暗杀计划都被我方控制和化解。

汤俊杰的部队驻守着“清乡”区主要关卡要隘。汤字号各家茶馆、八鲜行、商铺生意兴隆,封锁区内外的来往客人都在此歇息。汤的财务管家傅明八面玲珑,迎来送往,把人气生意盘得红红火火。新四军的特工情报人员和钟平率领的飞鱼特工队在此进出自如,各种军需物资也悄然顺利出入。

八鲜行女老板郭玉身材高大如男子,人称铁姑娘,是我方智勇双全的情报特工。她假装对日伪军十分殷情,主动将菜送进据点,借机侦察敌情,将工事、武器、装备、动向,摸得一清二楚,及时被我新四军所掌握,使得我方行动有的放矢,敌方每每落空。

而特高科、中统、汪伪特工从未放松过对汤俊杰部队的全面监视,不断对汤俊杰本人进行试探。川岛芳子向汤俊杰赠送的日本色情女间谍美惠子,被汤的老婆闹得不可开交,只好作罢。美惠子转而向汤俊杰的勤务兵邵兴发起攻势,施展女色,恩威并施。勤务兵邵兴终于经不住美惠子的色诱威逼,慢慢滑入日本美女间谍的温柔乡。

小林信男、李士群、张北生、姜颂平突然将汤俊杰单独请到南通宪兵总部做客,汤俊杰知道其中定有文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果不其然,汤俊杰刚到立刻被以贵宾身份软禁,随即令其让全团部队拉到南通集训,并将部队的武器全部集中管理。早有准备在家等候的孙兵,立刻将精良武器全部隐藏并告知我军后,准时带队前往接受敌方教官集训。汤团部队一到集训地,就被置于日伪军重兵包围之中。原来,小林信男与汪伪密谋商定,对汤俊杰做最后的试探。他们深信这种明显的反常军事动作,必定会使汤团投诚的真相大白,汤团如有任何异常反应,立刻就地消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汤俊杰的勤务兵邵兴被日本女间谍美惠子色情引诱下水,致使汤团的处境更加险象环生、岌岌可危。

粟裕下令钟平让飞鱼特工队密切注视日伪对汤团的一举一动。汤俊杰立刻与孙兵商定,请组织帮助在南通城外将勤务兵邵兴处理掉,哪知秘密电台未能及时将消息发出,粟裕接到电报时已来不及安排飞鱼特工队,而汤俊杰则已借故派勤务兵邵兴前往城外。粟裕立刻回电:自行处理,如有不测可自行决定提前回归。万分危急之时,汤俊杰果断命令孙兵带人亲自前往,将勤务兵邵兴在城外秘密处决,最终使汤团化险为夷,彻底排除了险情隐患。

美惠子发现勤务兵邵兴离奇失踪,总觉得汤团内部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勤务兵邵兴曾在当日白天对她说,晚上要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以示对她的爱意。但美惠子却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对汤团无可奈何。小林信男也看不出汤团在集训中有任何异样和丝毫可疑之处。

汤俊杰一边向蒋颂平、李士群大献殷情,送钱送礼、合伙经营违禁买卖,招待他们吃喝嫖赌,一边向特高科红人、中统特务、大汉奸李士群哭述委屈,没想到“起义”竟然如此下场,要求还他部队人生自由。无奈,敌人不得不将武器归还汤俊杰,并新赠大量武器和十几万发弹药,以示歉意和信任。

43年2月中旬,日伪军万余人从苏北宝应、兴化等地向我苏北根据地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妄图釜底抽薪摧毁新四军总部。粟裕和黄克诚立刻快速反应,带领新四军一师、三师主动向日伪军分兵合击,先后将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五十一大队击溃,击毙其大队长石井中佐,歼灭伪军一个营,并击退来援之日军,又夜袭洋河镇,击毙日军30名,俘伪军40余人,烧死70余人,乘胜攻进淮阴城内,再回首袭击淮安以南地区,使日伪军连连受挫,损失惨重。

1943年,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强大,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开始呈现败势。

1943年4月1日,小林信男亲自率领经过长期准备的日伪军队,对苏中地区的大规模“清乡”行动正式开始。日伪、宪兵、警察、汉奸败类,从水上、陆上、空中,兵分两路展开拉网、梳篦式清剿。各式各样的水上汽艇、巡逻艇,地上汽车、摩托车、装甲车、高头大马,在天上飞机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向我苏中根据地开了过来。

根据地人民群众早已严阵以待。只见水上汽艇、巡逻艇突然搁浅;地上汽车、摩托车、装甲车、高头大马纷纷跌入陷阱;地雷炸响、枪炮齐鸣,日伪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清乡”人马难以前进,到处挨打。

根据地各乡镇的群众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竹篱笆“清乡”区内外,人民抗日战争潮起潮涌,大浪澎湃。一些像刘四儿、李万成、王海那样被日伪军残害的家属纷纷拿起武器,自发的组成复仇队,歃血盟誓,杀敌除奸。各级妇女组织也积极参与。掩护过区长脱险的王大娘儿媳成了妇女骨干;曾经害怕株连九族、跪求我武装人员不要在其家附近行动仍受到日伪迫害的妇女们也纷纷觉悟,动员支持家中男人参加抗日斗争。满门忠义的刘剑仁一家,4个儿子全部投身抗日武装,其中两个先后壮烈牺牲,家中三代人都被敌人抓起来当作人质。群众不失时机地破坏拔除篱笆,每次两三里路。敌人从这边白天刚插上,夜里那边就被拆了个精光,破坏拆除竹篱笆行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势头不断漫延。

日伪军十分头痛,只有强抓劳力反复再进行修补。百姓们为此编出很多歌谣:“可恨鬼子臭王八,竹篱笆硬分家,粮田荒了没法种,有田有粮收不到它”;“老百姓,本领大,你插下,我来拔,扛起毛竹回到家,编筐子,做扁担,用处实在大”。

粟裕对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斗争感到十分高兴,但仍觉得还不够力,于是开始策划一场更大规模更为彻底的破拆行动。他把这个想法与陶勇、张震东商量,哪知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想到了火攻,但其气魄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历史上诸葛亮和周瑜火烧赤壁的气魄。他们迅速组织发动了竹篱笆沿线4万余名民兵、自卫队和群众,由新四军主力负责保护警戒,哪个据点的敌人胆敢出动,就立刻消灭之,确保每一个参加的乡亲绝对安全。在经过向当地的老农请教后,选定了一个天干物燥繁星闪亮的夜晚。一声令下,绵延三百多里的竹篱笆同时燃起冲天的大火,蔚为壮观。这把大火,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粟裕、陶勇以及所有苏中根据地军民的心。小林信男惨淡经营、引以为“清乡”成功法宝的三百里篱笆,就这样被付之一炬。延安《解放日报》随即对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作了大幅报道。一首新歌谣立刻在江海平原上到处传唱:“汪精卫清乡篱笆长,功劳吹得牛皮响,东亚和平抢钱粮,老百姓火烧篱笆喜洋洋。鬼子碉堡梅花桩,皇军做事怕见光,烧光杀光又抢光,鸡子牛羊花姑娘。汉奸鬼子你清乡,我把仇恨记心上,你欠血债用血偿,篱笆野火烧精光。”

饶漱石对火烧竹篱笆一事十分恼怒,批评粟裕只知道死打硬拼,而不懂得韬光养晦,如此刺激日本侵略军小林信男,只会将新四军置于险境。

陈毅的态度则与饶漱石大相径庭,完全赞同粟裕的大智大勇。

孙大龙从海上和陆地关口的汤俊杰相互配合,为我方除了早已建成的上海51号兵站地下交通运输线,又打通了一条水上交通运输线。与此同时,破坏和切断了敌人的水上防线和交通运输补给线。敌人的军需物资不断被我新四军截获和销毁,造成日本太平洋和中原地区的军队后勤陷入困境,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痛斥小林信男无能,命令其必需在短期内改变被动局面,全力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粟裕司令将计就计为敌人布下汤俊杰率领两个团假投诚的特大陷阱,使得整个苏中反“清乡”斗争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效。为了迷惑敌人,确保汤团的所谓“成功策反”,我方不时派出小分队假装去袭击汤俊杰的据点,每次又都被汤团成功“击退”。鬼子为了嘉奖汤俊杰的勇敢和胜利,又是宴请又是补充枪枝弹药。鬼子把抓到的新四军、共产党员、地方干部送给汤俊杰关押,关押期间牢房就成了休息、调养的安全地。汤俊杰还利用此特权趁机收藏了一大批新四军后撤时留下的老弱病残同志,秘密处决了一批日伪特务和汉奸。

侵华日军北方总司令冈村宁再次发来急电,请求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火速为太平洋部队运送一批军用棉衣被服,因为日本太平洋侵略军已严重缺乏被服。畑俊六命令小林信男和南浦必须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将苏中棉花运出。

粟裕司令得此情报后,立刻布置孙大龙海防团、汤俊杰属团,配合新四军主力里应外合,彻底粉碎小林信男和南浦这次运棉行动,以此给予在太平洋战场上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军雪上加霜的致命打击。孙大龙海防团随及在各水路要道布下龙门阵,鬼子汽船巡逻艇和武装护卫艇不断遭到袭击,装载着棉花的货船根本无法通过。小林信南本想通过水路悄悄运出棉花的计划落空,转而不得不改走陆路。为了保证铁路沿线安全,小林信男师团主力沿铁道线布防,而南浦旅团则以防区为限,拒绝向铁路线靠拢,去接管军用棉花。由于兵力严重不足,小林信男只好将大批棉花不得不交由汤俊杰联防团临时看守保护。我新四军主力正好对小林信男师团实施分段歼灭。南浦见新四军专打小林信男不打自己,心中暗自窃喜,庆幸当初谢家渡吃败仗之后,自己言辞恳切地给粟裕回信实在是明智之举,于是识时务地隔岸观火,不作任何支援。汤团见日军闹起内讧,立刻向粟裕报告请示,趁机将日军棉花调包,让孙大龙从水路运往我方根据地。

小林信男愤然向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状告南浦见死不救。南浦则反唇相讥,小林信男只会狂妄吹牛,两个月前就该全面占领苏中,将新四军全部逐出江海平原,在苏中战事上更不与其商量,一意孤行,最终导致目前窘境。如果苏中“清乡”当初交由他指挥,就不绝会是今天的局面,声称要向东条英机首相投诉。当初独断专行做出决定的畑俊六此时无言以对,只好对小林信男发难施压。

救援日本太平洋侵略军的棉花竟然被新四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截走,加上美惠子又报告了汤俊杰勤务兵在南通受训时的神秘失踪,使得小林信男和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再次对汤俊杰产生怀疑。

粟裕审时度势,立刻下达让汤俊杰部队在假起义六个月后归队的命令。汤俊杰在敌人全方位监视、家人被押做人质的严酷艰险条件下,按照我方的精心策划,与敌人巧作周旋,以下属军官举行大婚盛邀汤俊杰家眷参加为由,终使汤俊杰全家安全无恙,全团部队人强马壮地从敌方破腹而出。破腹战斗全线打响,各地的汤团官兵以突袭手段,摧毁了当地的敌人碉堡、特工站、警察署、区公所,然后迅速撤往指定地点。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穿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胜利返回我新四军。此举沉重打击了敌人,为苏中区成功反“清乡”立下了比正面作战更为巨大的功劳。

为此,李士群、姜颂平都受到日本人和各自主子狗血淋头的痛骂。

而饶漱石和管文蔚却对粟裕此次正确指挥假起义的巨大成功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种曲线救国的行为不可取。

残酷镇压抗日人士的李士群四面楚歌。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李士群开始让日本人反感。南浦向特高科状告李士群暗中扩充势力,与汤俊杰、军统都有瓜葛,甚至将汤俊杰假投诚的责任也一起推到李士群的头上。受到排挤打压的周佛海更是恳请上海日本特高科梅机关,早日下手除掉李士群。

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找来川岛芳子和美惠子核实李士群的劣迹,早已懊恼付出过多的两名日本女间谍,借机推托自身责任和竭力摆脱与李士群的肮脏关系,异口同声地谴责、证实李士群的不是。

粟裕让钟平通过各种渠道,将李士群受收汤俊杰贿赂、违法倒卖军需等劣迹,以重金出售透露给日伪特务机关,以此反间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败类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

1943年9月6日晚,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突然特邀李士群,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中为他设宴。李士群深感不妙,赴宴前为自己注射了各种日军在华进行的人体试验疫苗,以防不测。

到了百老汇大厦,冈村、李士群及其随行共4人,逐一入席。冈村的夫人将日本风味的菜肴一道道端上桌。李士群心里有戒备,看见别人动了的菜,他才稍加品尝。最后,冈村夫人端上了最后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夫人最拿手的菜肴,今天李部长来了,特地做了这道菜,请李士群赏光尝一尝。

牛肉饼只一碟,李士群顿起疑心。这时,冈村夫人又用盘子托出3碟牛肉饼,在冈村等人面前各放了一碟。冈村解释,我们日本人的习惯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特意分成单数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人一件,人家会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人家反而不高兴了。经冈村这么再三解释,且其他3人都把面前的牛肉饼吃得精光,李士群也只好吃了三分之一。

李士群一回到家中,便直接往洗手间里跑。家人以为他是急于解溲,其实是去抠喉咙,想把吃下的东西呕吐出来。但终因时间过久,而没能呕吐出来。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1943年9月11日,李士群一命呜呼。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等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致使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当时在中国,这种病毒只有日本军队中才有。汪精卫心知肚明,自己的得力干将李士群是被日本人毒死,但却不敢有任何言语,只能拨款5万元为其治丧。

日本人毒死自己走狗的消息,立刻传遍李士群家所在的苏州。李士群入葬后的一个晚上,苏州日本宪兵队派人将上海76号特工总部的几个特务头子,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长分别叫到李士群家中,把这些人连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召集到一起,宪兵队队长当众宣布,李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们深表哀痛。但是,你们中国人却说是我们日本宪兵队毒死了李先生,这是对我们宪兵队的最大污蔑,也是对我们天皇的大不敬。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们发现杀害李先生的就是叶吉卿与储麟荪。据我们调查,他俩通奸已久,因怕被李先生知道,于是下手将其毒死。眼下谣言不止,我们只有先把叶吉卿与储麟荪抓起来,查个水落石出,用事实来辟谣。但是这样一来,李先生的名声将会给败坏,南京政府的面子也不好看。宪兵队队长说着便拿出一张纸来,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对他家属的错误,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再继续对我们日本宪兵队造谣,我们已在这里写下书面结论:李先生是因病死亡,请大家签名。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日本人,只好表示接受。叶吉卿起初拒不签字,但最终经不住在场汉奸和日本宪兵的劝说威逼,不得以签字画押。

粟裕指挥的苏中反“清乡”战斗开始全面开花,捷报频传。粟裕指挥新四军进行大小战斗2100余次,摧毁日伪军据点49处,毙伤日军600多人、伪军1700余人,锄奸(包括警、特、坐探、汉奸等)1645人.争取伪军和伪行政人员1700余人投诚,从根本上击退了日伪军的清乡。经过历时六个月的艰苦对决,粟裕指挥的新四军带领广大的根据地人民群众,彻底粉碎了日伪吹嘘叫嚣的“清乡”计划,终于带领苏中人民走出了最为黑暗的时期,牢牢坚守住了广阔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我们的一些干部开始骄傲轻敌,认为小鬼子也不怎么地,照样可以让他们成为手下败将。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失利的形势下,对苏中“清乡”的失败更为恼羞成怒。日本国首相东条英机,以天皇裕仁的名义对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发难施压。畑俊六狗急跳墙,立刻与小林信男研究制定出一套全新的两个月延期高度“清乡”计划,决定采用更加阴险、残忍的手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快速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敌人军事上实行分散的“驻剿”与“流动清剿”,分区包围,反复搜剿,占领集镇、大村构筑据点,压缩我方活动范围。战术上同时转变策略,“特务武装化,武装特务化”,“以零散对零散”。大批宪兵、特务穿上便衣化妆成老百姓、商人、新四军、游击队、渔民和讨饭的等,甚至于男扮女装,夜晚摸进集镇、乡村,冒充我方人员敲门、劫舍。谁开门就枪杀全家。不开门的就砸开抢劫。日军为了增强战斗力,还专门为各清乡日军部队配发了新型武器96式机枪。这种机枪有夜视镜、能上刺刀,可用五种不同速度射击,重量轻,威力大,非常便于携带使用。

与此同时,奸诈险恶的敌人一边武装强行编制保甲,登记壮丁名册,实行十家联保联做,一边戴上“政治怀柔”的假面具,利用汉奸、特务大肆造谣惑、威胁利诱,强迫各乡建立伪政权,发动“自首运动”。我方培养的白皮红心“两面派”乡保长们,竭尽全力与敌人周旋,能拖着不编的就不编,拖不下去的就乱编,或者以假充真地编,让上交的名册与实际人口对不上号。也有极少数一些乡村在敌人的残酷高压下,被迫编制了保甲。敌人一旦编制保甲不成,便立刻露出凶恶的真实嘴脸,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根据地老百姓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能一概闭门谢客。前阶段反“清乡”取得的辉煌胜利,也在我们的队伍中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一些放松警惕的地方干部先后被捕。其中一些人经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投敌。甚至我方一些武装部队也未能及时转移隐藏,而遭到敌军突袭,蒙受了无谓的牺牲。苏中地区反“清乡”的大好形势,突然出乎意料的急转直下。

我方部队规定,每天必须进行三、五十里地距离大范围运动转移,以确保部队的绝对隐蔽安全。但有些部队却因前一阶段的胜利而不再严格执行这一重要规定。南通警卫团在三余区沿海一带活动时放松了警惕,在一个营地连续住了三天,结果被日伪敌特发现,趁着该团午休的时候,化装成下海打鱼的渔民,悄然偷越我方设下的侦察警戒线,突然发起袭击,致使团长梁英不幸壮烈牺牲。

日本宪兵特务队队长“中国通”森岛,穿着破衣围裙,手提小竹篮,带着短枪匕首,假扮我方人员,深夜敲开群众的门,偷袭我干部、民兵和地下交通员,仅在竖河镇就率领特务队用此手段逮捕了我200多革命群众,惨绝人寰地杀害了我方100多人,剥光了15名群众的衣服,用刺刀逼迫他们下到河里被活活冻死。钟平飞鱼特工队立刻对森岛进行围追堵杀,令其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将其击毙祭奠英灵。

1943年7月26日,狗急跳墙的日本军大举进行报复性清剿。在清剿中,日本小林师团手下的机动大队长山本作恶多端,将我革命根据地通中、十总店一线,将53名宁死不屈的群众一次性集体活埋;在如皋县童家角一带枪杀大批革命群众;10月23日,在石港抓捕了560多人,用马刀活活砍死23人,砍下人头示众;将孕妇时文姑娘当众强奸后用刺刀捅开肚子,掏出血淋淋的七个月胎儿挑在刺刀上……

日军将唐三寡妇的丈夫杀害后仍不罢休,还来将她家的房子点燃。唐三寡妇冲进火海中抢出丈夫灵牌,敌人又将她的婴儿扔进火中。愤怒之极的唐三寡妇奋不顾身抱起一个日本兵,冲进火中同归于尽。

掘马南区区长、区基干队长白桐本,因汉奸密报被围捕,身中数弹,后被日伪送到南通“江北中央医院”救治时,自己拉出肚肠,壮烈牺牲。

21岁的余西区委书记周济凡因叛徒告密,遭到百余敌人围捕,在各种酷刑拷打折磨下坚强不屈,烧红的铁丝穿透手掌,盐卤灌,火棉烧,最终唱着《国际歌》和《新四军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人民万岁,被敌人活埋。

敌人重金悬赏捉拿的通八区农会副会长、袁港区委书记、区基干队长陆文山,由于叛徒吴汉清告密被捕关入金沙监狱。身负重伤的他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南通日本宪兵司令亲自审讯时,他戴着手铐脚镣冲上去,一口咬下日本司令的耳朵。在押赴刑场途经金沙虹桥时,他猛然撞倒两个敌人奋身投河,一起跌入河中的敌人恼羞成怒,乱刀将其捅死,然后用硝酸镪水毁尸灭迹。

人民在流血,群众在流泪……

对于日寇一手制造的“十总惨案”等诸多滔天罪行,粟裕指示中共四地委机关报《江海报》和南通县《南通报》,破除重重困难险阻,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报道,激起了我四分区300万军民的无比仇恨。

苏中一望无际的河网芦荡上,每次战事发生后,便可见到一位沧桑老妪独自划着扁舟在水面上翻看浮尸。她就是钟平的母亲,革命的钟妈妈。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钟平从不向母亲吐露真情。识大体的钟妈妈从不多问,但心里却完全明白儿子正在为民族大义和家乡父老做着大事。日伪军将钟妈妈抓进炮楼吊打拷问,妄图逼迫她说出钟平的下落,但是钟妈妈坚称儿子外出做工不知死活,所以自己才会划船在水面上的浮尸中翻找。粟裕得知此事后,立刻组织多方营救,敌人因实在找不到证据,只好将这位革命的母亲释放。

粟裕针对这一敌情变化,立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特工对特务,以集中对零散,以零散对集中。”钟平的飞鱼特工队得到了迅速的加强和扩大。部分封锁区内的新四军和我方地方武装快速收缩,统一着装行动,以示军威,易于分辨。我方武装力量集中埋伏守候,专门打击这些小股化装的敌特。

我打入敌人民团、伪军和日伪特工队的人员,遵照指示里应外合打击化装敌特。麒麟镇日军警备队长野原督郎,率领一小队人马化装成新四军进入长春镇附近被我民团内线发现,立刻命民团进行围攻痛打。事后,野原督郎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不得不表扬民团忠于皇军,发给香烟奖励。

白皮红心的伪乡、保长们,虽然表面上积极为日伪军搭建了80多个瞭望哨台,可是一旦发现人数少的敌特便衣,要么暗中处决,要么不容解释暴打后堵嘴捆送到鬼子据点领赏。新四军不在时故意乱敲铁盆报警,搞得日伪整日不得安宁,哭笑不得。发现敌人出动,立刻向我方人员示警。而新四军和我方人员真的出现时,这些瞭望哨台反倒哑然无声,大开方便之道,使得这些瞭望哨台为我所用。当小林信男刚有所觉察时,粟裕又组织部队和群众配合,将80多个瞭望哨台付之一炬。

新四军小分队和地方武装根据内线传出的消息,埋伏在各个据点守候,专打穿便衣出动的日伪军;原来穿便衣的新四军直接统一穿起军装,在乡村活动时让乡亲们便于辨认士气大振;为我方所用的伪军故意装作认不出日军便衣,不给鬼子进据点,让我伏击人员在据点下将他们个个歼灭。一名鬼子特工刚离开岗哨几百米,就被我伏击人员干掉。另两名鬼子特工化装成妇女,在扫荡大队人马前侦察引路,刚进入我伏击地段即被活捉。天刚擦黑,一队80多人的伪军和一队40多人的鬼子在刘家园公路相向而来,钟平飞鱼特工队有意从中间同时向两队敌军展开攻击,后借着夜色迅速撤离,致使两队敌军狗咬狗打了一夜,直到次日天明方才发现上当,但已死伤过半,日军中队长元和以下12名鬼子被打死,只能相互怒吼埋怨一阵后,各自抬着死尸悻悻离去。

日本侵略军占领久隆镇后,招募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地痞、流氓、无赖,原本在镇上开肉店的施行。他当上了日本人的特工队长,为虎作伥,一肚子坏水,千方百计捕捉我干部、民兵,深得日本主子赏识。施行在一次随日本人行动时,被钟平飞鱼特工队击中脚部抓获,因民兵看押不严而又逃脱。飞鱼特工队对其继续追杀中,先将一个瘸子伪军当作施行击毙;另一次在大烟馆又因子弹卡壳,再次让施行逃脱。经历这一波三折之后,施行成了惊弓之鸟,行踪愈发诡秘。飞鱼特工队干脆派人打入施行的特工队,以白粉作诱饵,终于引蛇出洞,用匕首将其捅死,用绳索将其情妇勒死。

对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山本,飞鱼特工队一直在连续跟踪追杀,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又过了漫长的半个多月,飞鱼特工队终于等到一个绝佳时机。在确认山本机动队清晨出动后,飞鱼特工队立刻将此情报告知粟裕,粟裕随即下令南通警卫团迅速潜入石港据点前的必经之路两旁,悄然设下埋伏圈。直等到太阳西垂,清剿了一天的山本机动队眼看着就要回到自己巢穴之时,南通警卫团如同神兵天降,一举将其歼灭。等据点中的日军如梦初醒赶来援救时,山本早已横尸污血之中,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偿还了血债。

在这次战斗中,我方第一次夺得了日本军方给清乡部队专门配备的新式武器96式机枪。

陶勇向苏中四分区各战斗单位发起号召,限期向日军缴获12挺新型96式机枪的竞赛活动。各单位立刻积极响应,群策群力,足智多谋,花样百出,摸炮楼、掏敌巢、打伏击,提前超额缴获了13挺新型96式机枪。

一些伪军家属围起据点喊话,让自家的孩子不要给日本人卖命,更不要做任何缺德的坏事;把据点周边所有水源放入死猫死狗死耗子,断粮断草;敌人胆敢走出炮楼,我方狙击手就将其击毙。吓得日伪军都不敢轻意走出据点。有的伪军托人向我新四军保证决不做坏事,有的伪军据点以无法生存为由,干脆全部搬走。

日本侵略军妄图在苏中地区延期高度“清乡”,以此挽救太平洋战争败局的罪恶计划,开始土崩瓦解。

一个天气恶劣的下午,如东北坎地区狂风大雨,正准备转移的南通县警卫团七连,忽然听到天上飞机轰鸣。只见一架画有膏药太阳旗的日本军用飞机盘旋后,突然在东海岸边的草滩上降落。专为增援加强苏中“清乡”日军空中力量的24名日本航校毕业空军军官陆续下了飞机,其中一个领头的看见穿便装的我七连队伍中有人穿着日本军装,以为遇到了他们自己人,但经过一番对话发现不对,立刻进行反抗,发动飞机准备起飞逃跑。七连一阵猛打,飞机燃起大火,一些鬼子军官浑身着火栽下飞机。直到天黑战斗方才结束,野中少佐、广濑大尉、阿部中尉、印钥少尉等军官被当场击毙,还有几个鬼子趁黑逃脱。警卫团立刻通知周边民兵搜捕。次日清晨一位拾粪老汉,用粪叉打死一个负伤鬼子,缴获勃朗宁手枪一只;民兵用门板又捆了几个鬼子送来;最后两个躲藏在海水中的鬼子军官,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砸死葬身鱼腹。

九架美国B24轰炸机从马尼拉基地飞往我长江下游入江口对日本舰船实施轰炸。其中一架由中尉机长雷特蒙驾驶飞到苏中沿线,炸毁几艘日军运输船后,为躲避炮火被迫低飞不慎机翼触水,失事坠毁于江边,前舱3雷特蒙、少尉机械师纳思达、少尉报务员伽罗道跳伞脱险,八人遇难。日军立刻从四面扑向失事地点。

粟裕指示新四军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对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盟军飞行员组织施救,经过与日军几天的激烈战斗,将成功救出的美国飞行员武装护送至一师驻地,受到部队领导的亲切接见,并由留美医学博士、军部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亲自医治,安全送返美军基地。气急败坏的日军只能用刺刀在失事美军飞行员的尸体上泄愤,将飞机残骸拖回宪兵队门口聊以自慰。

新四军遵照中央下达的《关于各战略单位开展整风的通知》,做出整风运动的相应部署。陈毅对于整风这套东西是深有感触的,他说:“希望不要把整风变成整人!”他在整风会议上多次提及井冈山时期的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提醒各位军事主官和政委注意把握原则。饶漱石大为不满,他告诉政治部要把陈毅的一言一行都详细记录,报送少奇和毛泽东,他还和彭雪枫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在新四军内部有“大眼”之称的饶漱石,感到整风运动正好可以借中央之名,尽情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权力,动辄整人,甚为严厉。军政干部们对身为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敢怒不敢言,背着他公开流传起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饶主任找你去谈话,谈话就谈话,谈话就把主义挂!

1943年6月2日,中央再度电示军部要求对师长以上干部开展整风。饶漱石觉得机不可失,加紧利用权利,大搞整风运动,进一步加剧与陈毅的矛盾,干扰粟裕的军事指挥,不断向中央谎报情况,混淆视听。饶漱石处心积虑地为陈毅设计下套,假悻悻提出自己的兼职16个过多,有意让陈毅电请中央可否给予其他同志负责一些。陈毅说你指的是那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接着,饶漱石便去了二师蹲点工作。对饶漱石所说信以为真的陈毅,就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认真商量此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兼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给予中央汇报。饶漱石在二师得知此情后欣喜若狂,觉得终于等来了一个彻底整倒陈毅的绝佳机会,立刻利用专门的电台和专用密码本给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发出电报,愤怒控告陈毅阴谋篡夺新四军领导权,请示中央对陈毅开展整风。此时,中央刚刚收到陈毅关于要求免去饶漱石政治部主任的电报,恰好证实了饶漱石的控告,即复电饶漱石:同意!

当月,饶漱石给各师打招呼,要求赶往军部开整风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饶漱石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十大罪状,头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会上除了粟裕、黄克诚以外,各师首长见中央都已同意,只能表态支持饶漱石代表中央的做的发言。粟裕、黄克诚却明确提出,在完全弄清真相以前不要向下扩散。对此,饶漱石根本不予理睬。整风会持续一个多月,中央回复给饶漱石的电文同意饶漱石的建议:暂且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一时难辨真假的中央军委,为了避免华中局和新成立的新四军总部内矛盾激化,被敌人利用再次发生“皖南事变”的悲剧,决定暂且先调陈毅回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3年6月23日,粟裕自东台出发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汇报工作并参加整风扩大会议,直到10月3日返回第一师师部,在历时3个月行程500余公里的往返中,粟裕有意识地选择南北两条路线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设想。但是,粟裕设想的战略还远远超越了车桥,这一年,他向中央军委建议:抽调主力部队经营苏浙皖边区,这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而又非常大胆的设想。但是,粟裕发动车桥战役的正确设想,却遭到已独揽新四军军、政、党大权的饶漱石完全坚决的反对。

1943年11月25日,陈毅服从大局,孑然一身,告别妻子张茜奔赴延安。原来,饶漱石有意封锁了陈毅离去的具体日期,故意致使无人前来送行。陈毅走后,饶漱石把陈毅的问题扩大到团一级,全军开展对陈毅的专门批判会,使得新四军当时很多班干部误认为陈毅真是犯有严重问题。粟裕从一开始就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饶漱石按照战斗序列(粟裕是一师师长兼政委)要粟裕首先发言。粟裕说:“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而性情暴烈、直率的三师师长黄克诚则公开叫板饶漱石严厉批评饶漱石整人、心胸狭隘等等,此番公开论述言语特别激烈。饶漱石哪能容忍这样批评,马上决定严肃处理黄克诚,并作为典型上报中央。刘少奇立刻代表毛泽东,回复反对。饶漱石只好作罢。

陈毅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对陈毅多加安抚,对黄花塘事件做出结论:陈、饶同志矛盾由来已久,不宜旧事重提,不属于路线问题,可以调解之,另,陈内战、抗战有功,可作解释。1944年春,毛泽东和陈毅就黄花塘事件谈话:“你来了很好,旧事不要提了,饶漱石也是少奇推荐的,少奇说他组织思想强,当年,朱毛陈在一口锅里吃过饭,这是历史,谁也否认不了的,新四军还是由你和少奇主持。”毛泽东亲自执笔,代表中央答复华中局,陈毅的十大罪状不成立,一些历史争议也早已解决,尘埃落定,不可再提。中央发给新四军的指示电文:军事上仍然由陈毅同志负责,但陈在延安,可由饶、张、赖负总责,大事汇报中央及少奇,特告。至此,“黄花塘事件”暂告段落。直到1953年,饶漱石的个人政治野心及阴谋活动才在党内彻底暴露,并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将其绳之以法,陈毅的这段冤屈方才得以彻底昭雪。

1944年1、2月间,粟裕指挥部下两个师,出色地打破了日军小林信男对苏中根据地的“清乡”围剿,同时为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好了准备。很快,苏中根据地开始发起春季攻势作战,迅速解放国土近3000平方公里、村镇150多处,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

1944年2月下旬,粟裕经过缜密思考,决定顶住饶漱石坚决反对攻打车桥的巨大压力,毅然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区主要领导会议上提出,在车桥打一场大规模战役,彻底粉碎日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切断日本太平洋军队输血管的设想,立即得到与会者的全部支持。当即决定,由粟裕负责全面组织指挥,叶飞副师长担任战场指挥。

粟裕立刻秘密组织实施,布置宝应县动员3万多名民兵和群众,在曹旬、安丰等水网沿线筑路打坝,建造了顶宽一丈,高出水面五尺,穿越湖荡绵延15公里的5条大坝,供攻击部队隐蔽接敌;征集了数以千计的船只,以及大批的云梯、担架、柴草,作攻坚之用;开沟挖塘,破坏道路、桥梁、埋设地雷炸药;强化训练部队战士游泳、操舟、水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和作战的硬功夫。

1944年3月5日,粟裕面对二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下令发起车桥战役,正式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车桥站役打响后,粟裕立刻亲临战场最前线的七团八连阵地,指挥攻打鬼子最大碉堡。车桥镇位于江苏淮安,居淮安县城、泾口、泾河、曹甸镇之间,坐落在涧河两岸,东西长2里,南北宽1.5里,河道上有桥5座,俯瞰全镇形如繁体的“車”字,是联系苏中与苏北的枢纽。日军第64师团(师部驻扬州)和第65师团(师部驻徐州)的接合部,敌军长期经营,在此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新四军以主力一师五个团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对车桥实行远距离奔袭,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坚持主动带病参战壮烈牺牲,历经20个小时激战,胜利攻占车桥。此役先后击败敌人五批增援部队,打掉53个碉堡,迫使日伪军从淮安、宝应地区10余处据点全部撤走,该地区为新四军所解放。车桥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直接打开了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通道,并为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1944年3月8日,粟裕迫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内部的特殊情况,再次先斩后奏。他向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中央军委同时报告了车桥战役的详尽战况。饶漱石勃然大怒,立刻回电指责粟裕犯了大忌:“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报复”,“可能造成对全国各方不良影响和牵制”。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共同署名复电申诉。

眼看着新四军内部,就要为车桥之战的对错在饶漱石和粟裕之间爆发一场水火不容的矛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少奇、陈毅从延安发来贺电:嘉奖车桥战役参战部队,连战连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军一师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记录。部队英勇善战,指挥英明果断,人民积极支持是根本致胜原因。此举及时遏止了饶漱石的错误论调和淫威。原来,远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苏中反清乡的局势发展,更加理解粟裕的难处,只要有一丝可能都给予全力的帮助。对苏中情况了如指掌的陈毅,接到粟裕关于车桥战役先斩后奏的报告,就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隐情和即将可能爆发的矛盾,马上去找刘少奇及时会签了那份至关重要的贺电,充满睿智地制止了一场可能对新四军构成灾难性的纷争。

粟裕手捧延安来电热泪盈眶,从心底涌出对陈毅深深地感激和敬意。

粟裕领导下的苏中、苏南新四军从这一年开始,正式转入以车桥战役为标志的局部反攻,而反攻取得的连连胜利,进一步保证和推动了广大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粟裕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率领一师主力部队渡江南下,打开苏浙皖边一片新的天地。

6月22日,粟裕根据车桥战役后的战势变化,命令在兴化、盐城、两淮地区执行反“清乡”外线机动作战任务,有着“老虎团”光荣称号的一师三旅七团立刻回到苏中四分区。该团奉命急行军至如东耙齿凌地区时,与正在围追我如皋地方武装的日军加滕中队长的一个中队、伪军第26师一个营,共计500多人不期而遇。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副团长张云龙当即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敌人因为刚俘获我十几名地方武装人员,气焰十分嚣张,挥舞着战刀叽哩哇啦向我方冲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残酷激战,500多名日伪军被全部歼灭,还活捉了14名日军。这场遭遇战打得酣畅淋、荡气回肠,仅教导队秦立一人,就用拼刺刀单挑了十五名敌人。细心的我方人员发现,日军俘虏现在精神状态与几年前刚来苏中地区时对比,有了本质的变化。41年前的日军俘虏是顽固不化、拒当俘虏,而现在却是立正敬礼加讨好,鞠躬喊“太君”,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气数已尽。

6月26日,粟裕指挥苏中新四军再次集中五个团,对如东南坎日伪军据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发起南坎战役。在以南坎战斗为中心的一系列作战中,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共拔除日伪据点七八十处。

10月24日,中共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由粟裕率苏中军区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抗日根据地。

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

12月2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3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江南下。

1945年1月6日,粟裕率部到达浙江长兴,与第十六旅会合,全部收复了日伪最初“清乡”占领的苏南失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由粟裕任司令员的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部队。粟裕一心经营苏浙皖边的用意,在于连接苏南和浙东两片根据地,相机向南发展,从而牢牢控制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地区,形成对敌人心腹地带南京和上海的战略包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条英机、日军驻华派遣军南方总司令畑俊六、日军六十一师团小林信男、南浦旅团长等一批日本侵略军将领,作为战争罪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与广大苏中根据地军民,热烈欢庆抗日反“清乡”取得伟大的胜利。

遵照中央军委做出的指示,陈毅重返新四军军部担任军长,受到粟裕、黄克诚众将领及张茜、楚青的热烈欢迎。

陈联华,经济法研究生,高级职业经理人,历经插队知青,侦查员,外事警官,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行政总裁CEO。1975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92年加入江苏作家协会,曾先后在《钟山》《青春》《百花洲》《啄木鸟》《作家天地》、《作品与争鸣》、《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转载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翻译作品逾百万字。

责任编辑⊙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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