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霞

也论方鸿渐的人生围城

赵惠霞

钱钟书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围城》不仅是一部标新立异、艺术特色鲜明的小说，更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小说。他所描写的不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革命领袖；也不是植根于大地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更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而是一批生活在“人生边上”的非主流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方鸿渐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从他的爱情、事业、婚姻三个角度来进行论述，以揭示和透视这个典型人物所承载的丰富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以期有所启发和警醒。

一、爱情围城

爱情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美好情愫。作为三四十年代高级知识分子代表的方鸿渐应当说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追求有着别于同时代其他人的特别之处，但事实上又殊途同归，即开始充满向往后又陷于围城困扰。小说中方鸿渐对美好爱情的追求虽有点玩世不恭，大大咧咧，但却不失善良、单纯。自始至终令他困惑的是他想追求的得不到，他得到的却是不想要的，他总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他人摆布。究其自身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方鸿渐性格中的怯懦、迷惘、盲动性以及对外界环境的无力抗争所造成的。

方鸿渐还在高中读书期间，由家父做主订了婚，但并未与未婚妻见过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遂也就漠不关心。两年后，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花前月下，便萌生自由恋爱的念头。于是，方鸿渐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除婚约，却被父亲一顿痛骂，顿时“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从此不敢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从这里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方鸿渐的懦弱性格，一方面他想冲破旧式婚姻的樊篱，追求自由恋爱；另一方面又迫于父命难违，不得不死心，甘受命运的安排，等待毕业去完婚。然而，使他意外的是，未婚妻却因患伤寒夭折。此时，方鸿渐有犯人蒙赦的快感，他为自己获得自由而高兴，虽然这种态度对死去的未婚妻是不尊重。为了表达他内心的一点真诚，便给岳父写了一封吊唁信，这封信使他得到了一份意外之财，并使他有机会留洋学习。因此，他从内心里感激死去的未婚妻。如果说这次的经历没能给他带来爱情的体味，那么，在留洋归国的船上与鲍小姐的一次短暂恋爱却是他第一次对爱情的追求。鲍小姐是一个已经有了未婚夫，但打扮得被人称为“熟食铺子”或“局部真理”又黑又粗的女人。方鸿渐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很快被鲍小姐勾引，两人出双入对，情意缠绵。但是，好景不长，鲍小姐弃他而去，使他有些心灰意冷，但他并未吃一堑长一智。面对苏小姐的献媚、暗示，方鸿渐只一味迎合，他背地里提醒自己，“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别弄假成真。”他明知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但由于内心的寂寞、无聊、空虚，还是主动去拜访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女朋友。面对苏小姐的施恩，他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心迹。本想好好把握，但自始至终受苏小姐的控制，让她牵着鼻子走，使他不得不充当恋人的角色。而方鸿渐真心爱恋的却是苏的表妹唐晓芙——摩登文明社会里的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当苏小姐知道真相后，便迅速翻脸，反目成仇，从中作梗，破坏了他与唐晓芙之间的恋情。方鸿渐面对苏文纨的频频施压，无法左右自己，无法采取措施，只能任其事态自然发展。到了事情严重的时候，才狠命写了一封绝情书告急，这难免使我们看到他性格胆小怯弱、优柔寡断的一面。当他失去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唐晓芙时，他“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去。”面对这一切，方鸿渐却无力挽回他们之间的恋情，只是讷讷地说：“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能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把握幸福的关键时刻，他却不想给自己一次辩白解释的机会，不敢鼓足争取理想爱情的勇气，更没有给自己的人生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就这样让它烟消云散了。

在方鸿渐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主要的性格是软弱怯懦，他总是被他人、被环境所左右控制，他如一片白云，一片树叶，在随风飘荡，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在上大学时，他爱欲觉醒，但父亲的一纸家书打消了他追求自由恋爱的念头；在归国船上，他与鲍小姐虽有点逢场作戏，但也算是第一次对爱的大胆追求，可他终究是鲍小姐的玩物；他和苏小姐接近不是真的爱她，而是内心的寂寞、空虚无法排遣，但他又不能灵活掌控和苏小姐的关系，最后被苏小姐报复，葬送了他与唐晓芙之间的理想爱情；而他后来与孙小姐的偶然结合，也是孙柔嘉极富心计进攻的结果。正如司马长风所认为的，在《围城》中展现给我们的是“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己遇合。”在这种虚妄的爱情追寻中，人们总感到一种无奈的痛苦：爱自己的人自己不爱，自己爱的人不爱自己。“生活本应该怎样是一回事——这往往是你从自己的‘个人天地’去希望、去期待、去期盼、去追求的，但事实怎样总会是另外一码事——相关的他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同于你的‘个人天地’；换言之，人生常叹事与愿违，与其说是‘命定’，莫如说是‘人为’，是人们彼此间的不沟通甚至相互折磨，由此便构成了所谓‘人生困境’”。

二、事业围城

方鸿渐在事业上的遭遇也很悲惨，不是遭人辞退，就是遭人暗算，他内心仅存的良知被当时的黑暗社会击得粉碎。

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方鸿渐等留学生面临的荒诞现实，一方面他们大多数职业无着落，急急忙忙回国谋事；另一方面，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日本入侵，职业不易找到，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为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荒诞背景，为他们的生存空间蒙上了一层阴影。

方鸿渐回国后，在挂名丈人的点金银行里工作，但是并不顺心，加上当时与苏小姐闹翻，与心爱的人唐小姐分手在即，他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第一个拦不住的就是周太太，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把这秘密哄出来，逼出来是长辈应尽的责任。”而方鸿渐偏偏不领情，一味躲她，不见她，致使丈母娘大发雷霆，要赶走他。方鸿渐又不肯主动与他们解释清楚，丈人听命老婆，辞退了方鸿渐。幸好有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邀聘，他可以逃离这座“围城”，然而等待他的将是一座更黑更深的“围城”。面对着现实世界的荒诞，方鸿渐缺乏理性、信仰、力量，时时流露出怯懦、迷惘、盲目和焦虑情绪，也表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矛盾态度。

在去三闾大学途中，他看着李梅亭、顾尔谦卑鄙、无耻的表演，只有“自惜自怜，愈想愈懊悔这次的来。与李梅亭、顾尔谦为伍，就是可耻的堕落。”来到三闾大学，本想谋个教授职位，一展事业宏图。校长高松年以方鸿渐未能在履历表上填博士为由，只同意聘他为副教授，让他任教无人肯教的伦理课。对于校长的虚伪、欺骗、威胁、利诱，初涉社会毫无城府之心的方鸿渐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忍让和迟钝，他不但不恨，还很感激，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收留的无处可去的弃儿。后来，他亲眼目睹韩学愈利用与他一样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假文凭获取教授职位，当了系主任，才猛然惊醒，感叹自己“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难怪赵辛楣对他说：“你不讨厌，可全无用处。”

正当他鼓起勇气，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时，方鸿渐却在不知不觉中卷进了学校派系之间的斗争，使他身心疲惫，最后因赵辛楣留下的一本《共产主义论》而遭解聘。可方鸿渐内心却很矛盾，充满幻想。他“虽然厌恶这地方，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怅恋。”方鸿渐与孙柔嘉正要上路，高松年的亲随奉校长之命送来大信封，方鸿渐以为是聘书，心跳得要冲出胸膛，而却不是。

回到上海后，在赵辛楣的帮助下，他来到华美新闻社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华美新闻社因刊登言辞激烈的文章而得罪了当局，王总编出于正义而辞职，方鸿渐也因同情王总编而离开报社，他又再次失业，前景渺茫，令他不知所措。

我们纵观方鸿渐的三次就业经历，从上海点金银行到三闾大学又回到上海，绕了一圈，还是一无所有，而且每次就业都是依靠他人介绍，没有一次是自己主动去争取。在上海华美新闻社再次失业后，他又寄希望赵辛楣在重庆为他谋个职。难怪孙柔嘉说他“你自己想想，一辈子跟着他，咬住他的衣服，你不是他的走狗是什么？你不但本领没有，连志气都没有。”方鸿渐自己内心也是实属无奈。他也联想自己像老头儿篮子里粗拙的泥娃娃，无人问津，所以职业难找。

方鸿渐生存在三四十年代，正值中国新旧文化交替阶段，他本人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一方面留过洋，接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他想追求自己生活，独立自主，但在强大的封建文化牵制下，他的愿望和理想一次次都破灭了，这两种异质文化在方鸿渐身上产生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他既丧失了传统文化可能带给他的完全泯灭自我，消溶个性，安分守己或宁静超脱的境界——这种境界既是一种逃避，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又丧失了完全地拥有西方文化强烈的实现自我，张扬个性，与物相争的精神——这就使他在追求自由自主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传统文化所淹没。”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方鸿渐既没有能力跳出自己的困境，也没有勇气逃脱世俗，超然物外。他是一个既有追求又安于现状，既要超脱又不得不随俗的具有多重性格的矛盾人物。他只能在一丝夹缝中求生存，在“围城”中作无望的挣扎。

三、婚姻围城

经历了爱情的多次失败和事业上的种种挫折之后，方鸿渐与孙柔嘉在三闾大学订了婚，在香港结了婚，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新家庭，从此，方鸿渐又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婚姻围城中难以自拔。应当说，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结合缺乏足够的感情基础，孙柔嘉在婚前装得幼稚可爱，使方鸿渐对她缺乏真正的了解。方鸿渐当时事业受挫，内心无奈、空虚，想逃避现实，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下躲入了孙柔嘉为他预设的温柔港湾。婚后两人缺乏理解，争斗不休，互不相让，致使原本并不牢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方鸿渐在感情上倾向于父母，而孙柔嘉对方家礼节祭拜很反感，不肯同去，为此方鸿渐常遭父母责骂；而孙柔嘉常因他父母古板，弟媳的纠缠受到奚落，为了生计，她常去讨好姑母，姑母对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瞧不起，令方鸿渐有自卑感。事业上受挫，家庭里围困，使他不免生出这样的感叹：“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内心的孤独、苦闷无人诉说，只能化作家庭的争斗，家庭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以至走上破裂。在家庭中，方鸿渐因薪水不高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而被轻视，甚至在仆人面前，方鸿渐也没有享受到一个主人应享受到的尊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方鸿渐生活十分艰难，他想挽回这种局面，但凭他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望，碍于男人的面子，又不想当“资本家走狗的走狗”。在他身上始终非常矛盾，他想超脱现实，却又不敢面对现实，小说的结尾孙柔嘉骂了自己丈夫三声“懦夫”，给方鸿渐的悲剧性格极大的渲染。

就这样，方鸿渐在爱情、事业、婚姻的围城中拥进拥出，进城之前充满兴奋好奇之情，进城之后饱含苦涩无奈之味，每每以希望始，最后以失望告终，面对命运之神说的：“撇下一切希望罢，你们这些进来的人”方鸿渐又能怎么样呢？方鸿渐至多只能算个文人——自古文人多磨难，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自视颇高，品位不凡，愤世嫉俗，实际却做不成什么具体的工作，“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在围城的进与出之间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也失去了追求的勇气。在生活上，在精神上赤条条，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那座祖传老钟的伴随中，进入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间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方鸿渐作为一个留过洋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和家庭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笼罩，因此，他必然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这两方面使这一人物性格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性：他想摆脱旧式婚姻，追求爱情自由，却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可和支持；他想追求事业的成功，努力工作，却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向往幸福美满的婚姻，却与妻子格格不入而最终失败。方鸿渐的人生悲剧，既是他本人性格怯懦、无能的体现，也是当时黑暗的现实社会负面影响的结果，更是中西方文化难以相容的产物。作品正是通过塑造方鸿渐这一典型文化人，道出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种种困境面前，无法找到出路。他的悲剧体现了性格的悲剧，也挖掘出人性的丑恶，引发人们的深思。

由此可见，对《围城》的认识单单地停留在“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和跳脱”的认识上是肤浅的，作者在文中也曾通过方鸿渐之口有所暗示：“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作者明确地把围城来象征世间处境、人生万事。通过对方鸿渐人生经历的描写，作者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也表现了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可怜的梦，人生在世，总是有所梦想，有所追求，然而那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让你意识到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

[1]杨联芬.读《围城》[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8

[2]谢泳.钱钟书和他的时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65

赵惠霞（1963— ），女，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文学与文化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