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华

引言

故乡情结是广泛地存在于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审美心理机制，拥有故乡情结的作家通常都把具有明显地方特色和气息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这类作品“一般由本地作家创作，由于作家所写为本乡本土之人和事，故作品多含有浓郁的乡愁与乡情，富有感染力。”[1]故乡在许多作家笔下都是美好而充满温情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乡是人类安放思想的后花园，是流浪游子的精神栖居地，是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永远向往和思念的地方。瑞典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故乡情结是人类的一种超越个人的种族记忆，是集体无意识。人们对故乡的眷恋中存在着类似于“原始人与他居住的土地所谓的‘神秘的分享’”原型[2]，因为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存在着世代相传的祖先精神，离开它往往意味着不幸。然而乔伊斯年少时就因不满都柏林的宗教传统和社会习俗而逃离故乡，其作品中很少流露出对故乡真切而深情的向往，大多都是对故乡丑陋、闭塞、麻木、沦落的生存状态的指责和贬损。这种对故乡的逃离甚至背叛令人不解。但笔者认为，认真审视乔伊斯的作品，不难发现其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都柏林这块养育过他的土地，他对故乡的情感是矛盾的，在其深刻的批判背后更多的是热切的守望。

逃离故乡，在青春年少时

1904年，年仅二十二岁的乔伊斯迫于经济压力，同时也为摆脱家庭、宗教和自身狭隘环境的束缚，自行流亡到欧洲大陆。在此之后的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过着流离的生活，其间仅点缀着两次短暂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他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

年轻的乔伊斯对故乡是厌恶和叛逆的，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无从容忍，必须逃离。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故乡：“爱尔兰，它让我恶心。”他更苛刻地说：“都柏林是我在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遇到过的最没有希望、最无用、最善良的无赖民族。”[3]“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4]都柏林的一切，似乎真的没有可让乔伊斯留恋的了，唯有逃离才是唯一的永久告别这个令他厌恶的地方的出路。

他对故乡的厌倦和憎恨情绪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在早期创作的具有较强自传色彩的作品《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更为突出。在其最早创作的小说及代表作《都柏林人》的第一篇故事《姐妹俩》的一句话就奠定了他对都柏林的整体观感：“这次他没有希望了。”在乔伊斯的眼中，都柏林和这将死的神父弗林一样，是一个中风瘫痪、毫无生机的老者。

在乔伊斯的笔下，都柏林的环境是这样的：“街上的其他房屋全都低沉着褐色的面孔，相互逼视。”“一幢一幢的房屋在我们上街玩耍时，全都变得阴森可怖。夜空在头顶上幻化出一片紫罗兰色，同街灯的微光遥相呼应……在我们窜进屋后黑暗而泥泞的巷道时，遭到了棚屋中那群野孩子的攻击；于是我们跑向幽暗阴湿的花园后门口，那里的每一个灰坑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随后我们又到了漆黑的充满马粪味的马厩里。”褐色的低沉着面孔的房屋、阴森可怖的楼房、黑暗而泥泞的巷道，还有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灰坑和马厩，这就是都柏林这座城市给青少年时期的乔伊斯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作者对自己的故乡没有丝毫的思念和眷恋，有的仿佛全是不满和恶感。

除了对故乡的客观环境感到厌倦外，乔伊斯对一直生于斯长于斯的不思进取的麻木的人们更是感到憎恨和悲悯。乔伊斯认为故乡的人们多是麻木的酒鬼男人和爱生是非的女人，在他的作品《都柏林人》中，作者为我们讲述的有逃学的顽童、传播小道消息的长舌男女、腐败的政客、垮掉的神父、不专业的神学家、苦苦挣扎的音乐人、闷闷不乐的青年、粗俗的贫民、愤世嫉俗的爱国者以及苦苦挣命、勉强度日的普通人，这些就是作者印象中的都柏林人的众生相——简而言之，一群精神瘫痪、毫无理想、缺乏行动力的人们。乔伊斯还描写了一次自己陪姑妈上街购物时的所见所闻，鲜活而简洁地勾勒了都柏林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为了帮姑妈提包，我就得陪她上街去采购东西。在五颜六色的大街上穿来穿去，被酒鬼和讨价还价的婆娘们挤来挤去，喧闹声包围了我们：苦力们在咒骂，猪颊肉旁站立着的守望的伙计们在尖叫，卖艺者浓重的鼻音在街头唱赞美唐纳万·罗沙的《大家都来》，或是一支感叹国家动乱的歌谣。这些噪音汇聚到一起，成为一幅众生相，让我对生活的感受得以集中到一点上：似乎觉得自己手捧圣餐杯，正从一群仇敌中安然穿过。”乔伊斯笔下的故乡是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加上让人感觉仇敌似的不觉悟的一帮乌合之众。生存的空间没有给乔伊斯留下任何美好的印象，这一空间中的人们也同样让人心生排斥。对故乡和故乡人的双重恶感逼迫乔伊斯下定了逃离此地的决心。

因此，乔伊斯早期创作的小说《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人物大多都具有自传性质，其中的人物大都和乔伊斯有相似的心理，他们都是居住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公民，但只要有出走的可能和外逃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逃离都柏林，到别国去冒险和游历。乔伊斯后期的巨著如《尤利西斯》与《芬尼根守灵夜》都可以被视为本书的续篇，在《尤利西斯》中，因母亲病危而返回都柏林的斯蒂芬非常苦闷，信仰问题一直折磨着他；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广告经纪人布卢姆由于儿子夭折、父亲已逝、妻子不忠等问题困扰，想要离开都柏林。但这种渴望对《都柏林人》中十五个故事的主人公而言只是一种梦想，在他们身上并未真正实现过。《偶遇》中的小男孩热切地希望逃离此地，美国狂野的西部让他兴奋和激动，但他逃逸的理想最终只能被都柏林的局限所锁定，成为遥不可及的想象；《伊芙林》的女主人公伊芙林想要与爱人一起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美好新生活的愿景，最终搁浅在这个城市的码头；《一朵小云》中的小钱德勒想要放下令他厌恶的庸常的家庭生活和重复单调的文书工作，随以前的好友伊格内休斯·加拉赫去他描述的大都会闯荡并见识一番，但妻子的埋怨又使他感到羞愧，认为只有留在家里才是最实际最可靠的选择。《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角斯蒂芬·迪达勒斯更像是作者的自画像，书中描述了斯蒂芬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期的各阶段成长和成熟经历，这位青年在看清都柏林社会、宗教和文化后，认为它绝对无法给他提供足够自由的、发挥自己艺术才思的空间，终于不顾一切远走高飞。《都柏林人》中各主人公未能实现的逃离都柏林的梦想终于在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的身上得以实现。这也是乔伊斯感到在精神上优越于他的故乡人之处，他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挣扎获得的精神的自由才是非个人的真实”。[5]和他故乡的都柏林人相比，他通过自身的努力逃离了故乡，逃离了他认为禁锢他思想和自由的蒙昧不觉悟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乔伊斯认为自己的离乡行为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胜利，而自己更像是一个英雄，为追求信仰自由而背弃故乡的英雄。

守望故乡，用一生的时光

尽管乔伊斯一生大部分时光都远离故土爱尔兰，但早年在祖国的生活经历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爱尔兰为背景和主题的，如他的代表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以及《都柏林人》。他所创作的小说大多都根植于他早年在都柏林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朋友、敌人、中学和大学的岁月。“乔伊斯是用英文写作的现代主义作家中将国际化因素和民族化情结结合最好的人。”[6]评论家劳伦斯·戴维斯在为《都柏林人》所写的序言中如此评价乔伊斯。

“故乡”是一个时空性很强的词语，首先它具有空间性，通常是指作者出生和成长的特定地域；其次在时间上一般为过去时态，是作者对养育过他的生长地的回忆和追溯。对于故乡通常都是满含深情地赞颂和歌咏，其主题也大多为游子思乡的牵念或叶落归根的向往。从这一角度考量，乔伊斯是一位乡土情结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空间指向从未远离他的故乡都柏林，时间指向均为发生在都柏林的往事。不过故乡在他的作品中不是滤去了苦涩的脉脉温情，而是五味杂陈的复杂感情。

《都柏林人》也并非全是对都柏林的指责，作者印象中的故乡也有阳光明媚的春日：“林荫道旁生机勃勃的树林挡住了天空，树枝上满是嫩绿的新叶，透过叶缝，阳光斜斜地闪映在河面上。花岗石愈加暖和起来，我脑海不知想着一支什么乐曲，便随着花岗石上打起了节拍。”还有让人留恋的河流和街道：“我们快乐地眺望着都柏林的繁华景致——从远处驳船上升起的一缕缕白蒙蒙的烟幕，以及密密麻麻地靠在林生村的棕色渔船。河对岸，停在码头上的白色的大货轮正在卸货……看着那些高高耸立的桅樯，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远方的奇异风光。”这无疑是都柏林留在作者童年印象中最美丽的记忆，这也是乔伊斯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关于故乡的甜蜜回忆。如同一道彩虹，常年阴郁潮湿的都柏林被它映衬得格外明丽。也许在远离成年的艰辛与困顿的生命初期阶段，故乡总能或多或少给作者留下些许难以割舍的回忆。

此外还有让少年时的作者难以割舍的人物，那是一段既甜蜜又苦涩的朦胧初恋体验，《阿拉比》就记叙了令主人公念念不忘的邻家女孩曼根的姐姐，他想跟她说话，喜欢她走起路来左右摇晃的辫子，喜欢她站在栏杆前被月光照亮的身影，她的棕色有碎花的裙子，身体的曲线，搁在栏杆上的手以及裙子的镶边。当他看不见她的时候，她的名字就是秘密的快乐的中心；他捧着圣餐杯，在做祷告或唱赞美诗的时候，她的名字也会脱口而出。阿拉比市场之所以在小男孩这里有那么大的魔力只是因为他第一次跟她说话时，她无意中提到了这个词。曼根的姐姐无疑是乔伊斯小说中给人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人物，她也许是故乡都柏林人留给作者的最朦胧而纯真的少年记忆。

青年时期的乔伊斯已经不是少年时无忧的逃学顽童或者是对邻家女孩有简单而美妙幻想的思春少男，他拥有了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审视和思考着自己的故乡。由于他认为自己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受到了故乡的宗教、家庭和道德准则的诸多限制，故乡在他眼中不再有任何的柔美曼妙，他对爱尔兰的看法是：“我从心里摒弃这个社会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7]青年时的乔伊斯以一种决裂的姿态对待故乡，坚定而强烈。

但乔伊斯有两次短暂的返乡经历，这与《尤利西斯》中作者的自传性角色斯蒂芬的经历一致，斯蒂芬返乡一是由于母亲身染重病，二是由于斯蒂芬想要寻找“精神的父亲”，即为自己的理想寻找适合的安放地。显然这次故乡寻梦之行让他失望了，他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精神的父亲和理想的栖居地。相反地，故乡人的麻木和冷漠让他非常失望并迅速离去。但这次故乡之行也让乔伊斯有所收获，他认为故乡已不能成为他寻梦的地方，他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自由家园，那就是文学艺术。但乔伊斯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和事都与故乡有着密不可分的牵连，在他的精神自由家园中，故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只是他对故乡和故乡人的守望姿态不是含情脉脉的思念，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和质疑。

从本质上讲，乔伊斯的乡土情结是一种复杂的复调式情愫，既有年少时对故乡朴素的思恋，也有青年时对故乡义无反顾的背叛，更有成年后为故乡书写精神道德史的执著。但总的说来，年少时的温暖回忆对作者来说只是短暂的慰藉，青年时的逃离是促成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回望故乡的契机，成年后的批判和质疑才是作者最根本的创作态度和立场。

[1]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下) [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2]〔瑞士〕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A].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一)[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24.

[3] [7] 〔美国〕理查德·艾尔曼著.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乔伊斯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4]〔爱尔兰〕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 尤利西斯[M].南京:译林出版社，1984.

[5]Sydney Bolt.A Preface to Joyce. Penson Education Limited, September 2000.

[6]James Joyce. Dubliners.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