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成

中国画的写生造型本身有着多种因素组成，而形象本身是写生造型艺术生存的依据，以真写美,追求形神兼备。而“写”本身也是绘画理论中极高的审美概念，诸如以形写神，传神写照、传移模写、传写、写真、写生、写心……。写已成为中国画创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写画”的美学观点是一份值得总结和弘扬的民族优秀遗产。

写生人物画以线与面的结合，水墨的深与浅的变化，神与情的表现，笔的快慢节奏等诸因素组成的，同时出现了写生人物画所具有的特殊效果。

写生人物画的形与情趣、意趣都是以线于面的特点来完成的，从造型角度来看似乎是对写生人物必须画得像他本人（比例、结构），严格的造型训练往往被训练者越来越背离艺术而走入自然的摹仿但是从高度的艺术角度来看，“写”本身是宣泄倾吐、解脱、写生、描写、再现之意。

写生人物画又有着具体的人物特性来约束规定着作者不能随意性太大，多数作者往往大多是在人物发型上和衣服上大胆的做文章，从而达到写生人物画的效果。

从写生人物画作品来看，一位作者能够充分利用好笔墨变化来完成写生人物画，他的形与墨则恰如其分的掌握地好，结合地好，既有形又有墨，还有趣。一件好的写生人物作品，表现出来应该是你与模特之间所产生的内容，即客观有主观，才能够真正的感染人。多数作者是以目识对象，要抓住对象的特征、动态及神情，而后再落笔。

作为毛笔造型，我认为谁能够把毛笔的走势和任务的形体很好的既然和好，使笔下的形象在线的造型中产生体积感，一笔下去，有笔、有墨、有形、有味，同时形神兼备，整体看画面既有取舍变化等。把最强烈的部分画出来即是好作品。

写生人物画中的笔墨随意性要小于花鸟画和小品画，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被人物型体控制得全用焦墨去画准型体，如果这样去画写生人物画，似乎少了很多东西。本身任务写生是带着情感、质感、背景去完成的。它的笔墨运用就要具有针对性的变化。

首先要精心设计笔墨的处理，做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在补充皴、擦、点、染。

如画一位老人可以多用于焦墨画其结构，而相反画一位少女可少用墨焦，在适当的位置加以补充笔与墨的变化。落墨前应细心周到，统筹安排，有梳、有密、不散、不乱，既有变化，又统一。

但也不是绝对的焦墨与湿墨的搭配，也要看作品笔与墨的风格。如今，有成绩的作者也不少，风格和效果也不相同，如同样画一幅写生人物画，其中有刘国辉风格的，王子武风格的，相比之下，都是一干一湿，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笔墨变化和水墨的感觉。如果真正要说哪一种方法好，这要看作者真样去用笔墨变化把握住人物情与神的表达。

有的写生任务画更靠近写真些，而有的写生画则更靠近水墨趣味性，在着方面的表现要看作者本身的阅历和修养。如用重墨去画一名工人形象、工人的力量、工人的粗犷、救应当去追求“下笔既造型”。用笔讲究稳、准、狠，做到笔“得笔而出”。下笔既造型，造型必取势、得势，气贯于笔端，笔笔相随，形成很强的节奏感。

我认为写生人物画不能与文人画的笔墨划等号。写生人物画是在用笔墨反映时代的人物精神面貌。走向现代的写生人物画也就更有生命力和时代的特点。

写生人物画的发展很快，如成功的运用了中西的结合，前期有徐悲鸿、蒋兆和等大画家，到了现在有周思聪、王子武、方增先、刘国辉等一代大画家在努力的求索着、进去着、从形式上还有表现于不同的风格，如画家丁绍光的写生人物画，代表着点、线、面的组合交错等变化，也使少数民族的人物画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写生人物画的追求，都不过于两种追求的方法：一种是怀恋传统、一种是追求新的东西，都是在探求提高写生任务化的水平。

潘天寿曾说过：“凡入笔意各出天性，或出清秀，或出混厚，各如其人，但出情趣，均成佳品。倘俗而韵，虽雕龙镂凤亦不足观。”

现在初学写生人物画的作者是不可能做到“提笔直取”“随意可得”。要由慢而快、循序渐进。先由造型能力的训练，既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表现能力。三种能力结合好，变自然形象为艺术形象。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达到某种目的，都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才能实现，人物写生也是这样，作者怎样才能掌握好这种手段让读者产生许多感动，从最初面对对象的第一写生，发展到具有个人风格的人物肖像再创造都是通过笔、墨变化，形与神的表现，才真正的发展出艺术才能。有一种沟通、一种意识的暗合，这种写生人物画的作品才能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无疑是借助他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他内在的东西。把真实的形象变为艺术形象的力量，这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