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家明

碑石漫议

韦家明

碑石是指刻在路碑、界碑、功德碑、庙碑、墓碑、纪念碑、记事碑、诗碑等上面的人类活动迹象的各种符号（文字、图象、装饰等）的总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五次出巡郡县，为了炫耀功德，示强盛，服海内，公元前219年东巡登邹峄山、泰山、芝罘山、琅琊台时，都刻石颂德。汉代大为盛行，《文体明辨序说》中综述说：“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刻石碑文，原本是古人用来歌功颂德的，但风俗一开，效法的人多了，到后来刻碑的风俗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人人可碑，于是中国竟有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特色——碑石林立，碑石也就成了实用性很强、使用范围极为的文明载体，碑石也就成为承传中国文化的丰碑。

作为文明载体，可以说没有哪种能比碑石历史悠久了。人类用碑石来作为文明的载体历史可以远溯到上古的石器时代。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工具及装饰品已有明确的文化意蕴，说明中国文化观念已经产生。蔚为大观、形象生动的阴山岩画和昆仑山岩画更透出了中国远古文化观念的信息。战国秦汉时期，石刻又大量使用并达到顶盛时期，那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化剑为犁政策，人们看到所使用龟甲、兽骨、金鼎，和竹、木、缣帛、纸等作为文明载体都被销毁了，就连作为古代诗歌集大成的《诗经》都难以幸免，唯独象封神榜、石鼓文等碑石能够保存下来，而且秦始皇本人也多次登泰山刻石，从而促进了碑石的广泛使用。同时，碑者，取之于石，它没有改变石的化学结构和顽固不化的禀赋，却能把文化依附在其坚硬的基础上，千秋万代，传之久远。路碑、界碑，墓碑等永久性的标识，正是承传和发展着中国文化重要保证。而后来，中国文字狱就更多了，而碑石记载的却无法抹掉，也无法烧毁，确实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同时，许多文人也都通过碑石来宣传自己政治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碑石不再是简单的“以识日影，以知早晚”了，而是记载着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见证，使得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保证。可以说，从中国到外国，碑石是中国的使者；从国外来中国，碑石是中国的名片。很多外来民族曾想同化中华文明，但由于有了大量的碑石承传保存着，不但同化不了，反而被中国文化同化，人们看到碑石这种万古不易毁灭的特点后，就大量地用它来传承文化。

中国碑石是一部石刻的历史，是一部庞大的奇书，吸引着人们去探讨、开发和挖掘。源于石器时代的碑石，其年代久远，远远超出一般的文明载体。碑石不仅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为中国文化发展锦上添花。

有碑必有文，有文必书石，书石必雕刻。中国是一个讲求书法艺术的国度，由于碑石的质地、位置、功效及广泛使用，适宜于中国书法，中国历代书法大师均在碑石上留有真迹，使它成为集书法的宫殿，可以说是一座灿烂的艺术宝殿。周贞实在永州双碑的承平洞题下“贞实来游”四字，其字迹刀法，锋棱劲挺，起止有序，与甲骨文刀法如出一辙，非等闲之辈所能为。汉末文学大师蔡邕，系舟潇水之旁，上道州含晖岩题“水天一色”，劲健雄俊，奇正相生，潇洒古朴，变化多端，而又不失清刚豪迈之气。唐代一代“旅游大师”元结作文颜真卿书丹于浯溪摩崖的《大唐中兴颂》大字真书碑，结体雄秀端庄，天骨开张，方中见圆，正而不拘，庄而不险，雄强茂密，大气磅礴，多力丰筋，具有盛唐气象，也显示其正直、质朴、倔强与内美外溢的个人风格。后人拜读之际，莫不感奋服膺，叩首揖拜。碑石原先偏重实用，后世却讲究艺术。成都武侯祠碑亭中有一通高达一丈余的唐碑，名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石，雕刻家鲁建刻字。文章、书法、刻技，均臻精美，人称“三绝”碑。柳州柳侯祠中有一通宋人“荔子碑”，韩愈的诗，苏东坡的书法，颂的是柳宗元的事，人也称“三绝碑”。泰山碑的内容很抽象，因此它到现在的价值，倒不在借碑传事，而在于保存了古代书法艺术。相传为李斯的小篆，笔划如筋，是有名的玉筋篆范本。永州本土书家怀素《千字文》碑，酒后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多变化而饶法度，与西安碑林中的《藏真帖》、《圣母帖》刻石一并彰显着中国草书圣手的风骨。

精美流畅过度，便成巧媚轻滑甜腻；法度过严，便成急速僵化。千多年来，晋人飘逸，唐人精严，宋人随意，到明代已演绎为外表姿态的变化与追求。这一体系内，是难得寻到开拓的新领地了。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意识强烈的书家，必须会将脚步跨出帖学领域之外。清初，傅山就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是对讲法度、求精美、尚内涵的帖学的反叛，书法审美的航向变了，书法艺术开始步入另一个历史时期——碑学时期。

世代荣昌中国的石刻文化，洋洋大观，集名人、名文、名刻之大成，在世界五千年文化史上，可谓璀璨夺目，独领风骚。柳子庙珍藏的“荔子碑”，就是其中的一枝独秀，堪称千古绝唱。“荔子碑”虽历经沧桑，却未被漫长的历史岁月尘封而代以相传。柳宗元人品文品高尚，备所后人推崇；韩愈大手笔诗文绝妙，尽令来者赞叹；而苏轼的书法乃得意之笔，丰腴跌岩，出神入化，既呈天真烂漫之趣，又不失遒劲古雅。明朱熹称这笔行楷“奇伟雄健”、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其是“遒劲古雅，是其书中第一”。这，又无异于锦上添花。千古绝唱，“荔子碑”当之无愧的称誉篆隶楷行草，洋洋大观，异彩分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历代书法名家都十分推重此碑，苏东坡称其“雄秀独出”（《东坡题跋》），明代王世贞、清代杨宾等在评该碑时，都称其为“鲁公法书第一”。就连强烈评击鲁公书法的米芾，也被该碑的宏大气魄所感染，认为“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尤其是书法艺术，可说是一座灿烂的宫殿。汉字，在汉朝末年由古体的隶书演化为近体的楷、行，到东晋，王羲之最先写出了蜕尽古意、精美纯正的今体字，他被尊为“书圣”，书迹刻帖传摹。王羲之书法体系作为“帖学”，盛行于书坛一千多年，无数书家又在帖学领域之内，尽力开拓和完善，这一体系，不论在楷、行、草各体或者各种风格上，都推到了美的极致，法度精严，趣味纯正，而又流便顺手，在这种法书名迹面前，谁能不顶礼膜拜呢！

在历代碑刻中，蔡邕、颜真卿、怀素、柳宗元、韩愈、何绍基、黄庭坚、米芾、苏轼、吴大澂等文学、书法、碑学大师的作品，它们各异的书法笔势，风格不一，或法度森严，或烂熳多姿，或大气横陈，或端严俊逸，秦籀汉隶，真草行楷，无体不备，如同一张张镌刻于岩石之上的中国名片，传递着永不磨灭的信息，映衬着中国的灵动的山水，永不失忆。

总之，碑文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强盛、深厚、神密而又多姿多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每年来华旅游情况[N].中国信息报,2005/07/27 http://number.cnki.net/show_result.aspx

[2]王南溟.不是书法：后抽象艺术与观念艺术中的“暗示”[J].艺术当代，2005，（3）.

韦家明，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