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

游仙诗在六朝便已成为堪与山水诗、田园诗鼎足而立的一个诗歌类型。自曹植以《游仙》命题作诗以来，《游仙》之名便正式出现于诗册，继而到东晋郭璞时，具备了完备的体式从而达到高峰。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其录入郭璞《游仙》诗共七首，本文拟从中试析东晋游仙诗的特点。

一、游仙诗盛行的时代背景

游仙诗作为一个特殊的诗歌类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由屈原的《离骚》、《远游》等作品首开其端，下迄至汉魏时期，也记载过许多类似游仙的篇章，如乐府《步出夏门行》、《仙人骑白鹿》、《生年不满百》等，都表达了远游人间的思想；曹操、曹植、曹丕等人的某些诗篇亦传达出相似的理想，如《气出倡》、《飞龙篇》、《灵芝篇》等，然而却是到东晋郭璞时盛行，确定了完备的体式，达到其顶峰状态，可以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郭璞活动的时间段是在西晋中期到东晋初期。西晋中期的社会，经过了太康时期短暂的安定后，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慢慢开始激化，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郭璞才在惠、怀之际，避难渡江南下（《晋书》本传）。郭璞生活的西晋中期和东晋初期这段时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谈玄尚虚之风盛行，大多文人名士沉溺于对老庄玄学的探讨。“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王弼、何晏“贵无”，以《老子》为宗尚。其后的阮籍、嵇康，任诞放旷，高节自标，更多的是以《庄子》作为自我的行为风尚。阮籍表现的更为外露，嵇康采用的直面方式则是《庄子》的“逍遥”的一面，但二者都是“任自然”而“非名教”，追求绝对的自由。值司马氏当国，谈玄之风未减。向秀有《庄子注》（《世说新语-文学篇》有论及），风靡一时，甚为当时人所称赞。裴頠有《崇有论》，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有无”之争（《晋书》本传）。“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向秀之后，郭象接过他的《庄子注》，将它继续完善。郭象的“明内圣外王之道”、“独化于玄冥之境”、“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也”的“新庄学”（汤用彤语）观点，认为“名教”和“自然”可以并存，可以内为“逍遥”而外行“王道”，从理论上解决了自阮籍、嵇康以来困扰名士的“名教”和“自然”不相容的矛盾，为文人名士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整个东晋的士大夫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璞生当此际，《老》、《庄》、《周易》玄谈之风盛行，他不能也不可能超出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所谓“道家之言”，即是“玄言”，《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郭璞的一句玄言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读之，以为“神超形越”。郭璞的游仙诗便是将玄言和游仙融为一体，他明了“三玄”，《庄子》的“心斋”、“坐忘”、“游心”等体道的方式，以及所塑造的“仙人”、“真人”、“至人”、“圣人”、“神人”等类似神仙的人物，都能够成为他的游仙诗中运用的意象，再加上郭象的《庄子注》提出的“内圣外王”，正好能够解决他又想归隐又要积极入世的矛盾心里，从而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游仙诗中不只有“列仙之趣”，还有“坎凛之怀”。

其次，神仙道教思想在两晋时期的发展盛行也是郭璞创作游仙诗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郭璞精卜筮，晓阴阳术数，好经术，喜欢搜奇猎怪（《晋书》本传），他所注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之后都成为道教经典。他结交的人如殷佑、许迈等都是道教信徒。而且此时期出现了一位重要道教人物葛洪，他的《抱朴子-内篇》中的《论仙》，提到了各种成仙的人物以及书中所提到的服食、炼丹修炼之术，对当时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神仙道教所提出的“仙境”思想，从两汉到曹操、曹植父子，再到阮籍、嵇康，一直都存在于文人的创作之中。这些“仙境”，如梦如幻，超脱现实，否定现实，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和庄子的玄冥之境有些相同之处。这些体现在游仙诗里边就是览游遇仙，餐霞饮露，长生不死等等内容。郭璞的游仙诗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产生的。只不过他没有完全超脱现实，在游仙之余，还始终关注着现实，郁郁不得志，诗中的“梗概之气”、“坎凛之怀”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也是郭璞的游仙诗高明的地方，将游仙和现实结合在了一起。

二、游仙诗主旨的分类及范畴的划定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其录入郭璞《游仙》诗共七首，但关于其创作主旨历来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一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所谓：“景纯艳逸，足冠中兴……仙诗亦飘飘而凌云兮。”这种观点认为郭璞游仙诗其主旨纯粹描摹的是轻举高蹈的“列仙之趣”，而非托物言志、自叙情怀。另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观点便是钟嵘在《诗品》中所谓的：“……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这一观点则是认为郭璞所作游仙诗是有明显寄托的，这才是其诗歌所传达的主旨所在。与钟嵘所持观点类似的，在《文选》李善注中也可以看出，他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拔，食霞倒景，饵鱼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由此可见，他们都认为郭璞是借“游仙”之名来抒发自我内心郁结的。若按上述对诗歌主旨所持观点的不同，则可将这七首游仙诗分为两类，即第三、第六、第七首诗，单纯了表现了“列仙之趣”；而第一、第二、第四、第五首诗则是有作者明显寄托的作品。

再次，剖析这七首游仙诗的文本内容，又可将其范畴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怀仙，咏仙：这种类型诗歌的主旨是表达对于列仙生活的感怀与歌咏。如第一首“京华游侠窟”，这首诗塑造的是一个企图冲破俗世罗网、高标于尘世之外的人物形象。他羡慕京华的游侠，想象仙人一样高居世外，摆脱一切缨网。他厌恶那些世俗中的朱门豪贵，发誓要托身蓬莱，追步老氏。将仕宦求荣与高蹈遗世对比，认为前者不如后者，于是表示不仅要到山林里像神仙一样餐霞饮露，还要矜表自己的高节，不与俗世中的那些人为伍，要像伯夷叔齐那样，高标自赏，属于典型的怀仙、咏仙诗。再如第七首“晦朔如循环”，此诗则坚定了自己仙隐的决心，不仅描摹了仙居处的清幽无羁、其乐无穷，同时指出“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将王孙伤身与列仙养身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其生活方式的优劣一目了然，最后得出结论“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从中传达出的也是一种对列仙生活的企怀与歌咏。

第二，游仙，梦仙：这种诗歌类型即是典型的游仙诗，承接先秦、汉魏以前的游仙传统，着重刻画描摹高蹈遗世的神仙生活，从中表达出对于长生境界的企及与向往。如第二首“清溪千余仞”，诗中塑造了一道士“鬼谷子”的形象，描摹其高蹈的姿态，而诗的后半部分则是用“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隐喻自我在现实的仕途中的愤懑与失意，前后对比便可看出作者对于游仙生活的渴望。第三首“翡翠戏兰苕”则是着重刻画了神仙的生活，塑造了“静啸抚清弦”的冥寂士，描写其居住环境的清幽可爱，生活方式的缥缈俊逸，所谓“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间”，刻画的是一种“放情凌霄外”的悠闲自在，传达的则是作者对于长生境界的无限向往、对世人生命短暂的哀叹之情。再如第六首“杂县寓鲁门”，也不离游仙、梦仙的范畴，营造的也同样也是“升降随长烟，飘摇戏九垓”的清高姿态，尤其是“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一句歌咏了作者对长生的向往憧憬，诗末在否定燕昭王与汉武帝不是学仙材料的同时，表达传递的是自己对于仙境的向往和学仙的信心。

第三，慕仙，求道：这种类型的诗歌，其内容特征主要是在诗篇里没有直接去描摹神仙的姿态行为，而多数偏于直抒胸臆，抒发自我内心的真情实感。如第四首“六龙安可顿”与第五首“逸翮思拂霄”，前一首感概的是似水流年，学仙未成，不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叱”；而后一首则是感概知音难遇，抱负难施，不免“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这两首诗歌，虽未直接描摹神仙的行为姿态，生活环境方式等，但从在字里行间里却传达出一种对于对于仙隐生活的倾慕与求道的决心，类似于“咏史诗”的直抒胸臆，更多的是暴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心理，从某个层面上说也是作者创作的客观原因。

三、游仙诗的艺术特色

游仙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反应在，给人以繁富的感官意象和虚拟意境的创造上。此部分以《文选》所选郭璞的七首游仙诗为例，具体剖析其艺术特色的表现方式。

（一）视觉意象：即主要是通过直接描摹色彩和营造视觉效果两个方式去塑造意象特色的。如：“绿罗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临源挹清波，陵罔掇丹荑 ”等句，其中“绿”、“赤”、“紫”、“丹”等词鲜明地描摹出色彩，给人以很直观的视觉意象。视觉效果则通过营造动态的意象来表现，如“升降随长烟，飘摇戏九垓”，形象地勾勒出列仙曼妙的姿态，展现出一幅动态的视觉效果意象图；“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则同样是通过对冥寂士抚琴的这一动态的勾勒，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想象空间，从中传递出的情感是对其生活方式悠闲自在、高标独立的肯定。

（二）听觉意象：多采用描摹仙家歌曲的方式塑造听觉意象。如：“姮娥扬妙音”，一个“妙”字便彰显出其声音的与众不同，营造出听觉的非凡意象。

（三）触觉意象：即是指通过接触刺激所产生的感觉，表现在诗歌当中应该是作品所遣之词在接受者脑海中所产生的触动，进而成为一种意象。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间”；“临源挹清波，陵罔掇丹荑”；这些诗句都通过对动词的使用在强化接触刺激的感觉，能让接受者读后，在头脑中有鲜明的意象。

综上所述，从《文选》所录入郭璞的七首游仙诗中，可以略窥游仙这一诗体的特征，这主要是与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然也融入了作者自己自身的一些特点。游仙诗在东晋郭璞这一时间达到其顶峰状态，其创作题材上承先秦，下讫唐宋，对后世有厚重而深远的影响。

[1]萧统撰,李善注.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李养正.道教概说[M].中华书局,1989.

[3]徐公持编着.《魏晋文学史》中华书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