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悦妍

自从近代文明产生，法国思想就以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在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其思想之发展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近代尤为突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福柯的新尼采主义以及德里达反语音中心的结构论等，其前后的呼应，摧毁，延承，发展，并带来深化，不可否认的成为西方文明乃至世界哲思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阅读福柯的作品，《疯癫与惩罚》让我感触颇多。“愚人船”式的毫无保留的揭示，直指核心毫不保留的批判，让人深思公共意识与自我判断之间的鸿沟。“疯癫或愚蠢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福柯一反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对人“主体性”的意义探寻，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认为“所谓的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通过其论述策略所杜撰出来的，他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生命的人，是已经死去的人”。福柯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所追求的“生存美学”——即不再考虑任何法律、规范或约束，不再顾及道德，使每个人在考虑他人快乐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快乐。这种思想可远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某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将人的生活看做“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自由的风格”。而这种思想随着基督教道德的渗透而逐渐消失不存在了。人文主义所给与人们的自由，是以实现对于全民的全面规训为代价，“大规模关押”亦是人文主义所宣扬的科学化、理性化的结果。通过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通过财产私有，人人平等，以期建立起一个整体序化的社会。异质性被排斥。福柯所追求的异质性的权力，在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泛滥的现代社会也几乎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而我认为，这种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现代人心灵的回归。在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之中，内心构筑起理想的生活王国，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对工业社会模式化、功利化的一种悼念式的反抗，和对原始朴素情怀的最后坚守。

福柯通过其知识考古学和权利系谱学的研究，试图回答“现代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和文化制度，不是靠社会和文化整体范围内各种因素之间的斗争和协调而存在与发展的；但同时，也没有一个文化或社会，不是靠组成和接受该文化与社会的个人，通过其自身“向内折”和“向外折”的思想活动（语出福柯好友德勒兹）与“文明化”过程而存在与发展的。翻阅现代性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建构是在书写文字同关于自身叙述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即是说现代主义建构的过程体现了主题同社会文化制度中的象征性体系的关系。西方所有的书写文化，不管是何种问题或体裁，都是在叙述“自身”如何成为一个“人”，一个主体化的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及其运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与他所总结的三种类型的技术的运用密切相关的——关于生产的技术，关于意义或沟通的技术，关于统治的技术。而在福柯这里，他发展了第三种技术——关于自身的技术。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知识论述、道德和权力运作的技术，因为它关系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及接纳与发展文化的各个主体的思想与行动方式。

在权利系谱学中，福柯完全颠覆了康德的原义，以尼采哲学为基础赋予了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新的意义。系谱学因为始终反对着将知识等级化及权利集中化，而成为一种分散的、片段的、无序的和中断的知识对于统一科学知识的造反。从而揭示了所谓“客观真理性”的真正面目仅在于权利所有者利用其独一无二的论述结构，在传播、扩散之中渗透到社会成员个人的主体化过程中去从而达到其“规训”目的。在对所谓真理的知识进行解构和颠覆——指出它们所隶属的社会整体权力系统的实质，必然就使得知识考古学同权力系谱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补充成为社会历史批判活动的组成部分。福柯一反对“权力是什么”的研究方向，转而深入探讨“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他反对以霍布斯为代表的传统权力观，提出“必须从《利维坦》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因为这是个非自然的人，是统一制造的自动人，囊括了一切现实的个人。他的实体是公民，但他的灵魂却是统治权。必须在《利维坦》的模式之外，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制度划定的领域之外研究权力。重要的是从运转的技术和战术出发进行研究。”因其权力不可简单的同镇压相连接，仅看为一种单纯否定性的力量。而应该是同权力运作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密切相关并相互交错的力量关系网及其总和。

从福柯的哲思中，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性权力之重要性。我想起毕加索曾说过，“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合理的”——个人本身即不可限定的整体。在社会所给与人的“选择”中，我们选择并进而导致“选择”渐少，人总会被自身所从事的、所学习的东西而规约，外界又加之以不同的框架衡量来确定你对社会来说尚且安全。个体如何在其中找到自身实现的路途？是否唯有跳出体制才能获得自由？福柯给我们的答案是既浪漫又否定的——“在不伤害他人快乐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快乐”。我们尚且不谈这其中可实现的成分，单就其言论给人的启迪价值而言，已然具有论禅获救般的效果。其生存美学对于我们个体微不足道的人生旅途，也因而有了一种更为悠远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