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伟红 （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5）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从她诞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易中天先生的《高高的树上》及姊妹篇《文火慢熬》，与其相距半个多世纪。两者本来或许不具备可比性，但所关联的是两者都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日常接触和思考最多的知识分子群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高校题材作为创作对象。从作品本身上看，虽然两者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却有着诸多的智慧传承。

两位作者创作的共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第一，作品不多却极富智慧，耐人寻味；第二，两人都是学者，其小说对人生况味、社会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忍俊不禁，或者令人倒吸一口凉气，或者读来让人感到兴味盎然。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显灵记”。在写作风格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塑造的人物皆非“主流”而属“边缘化”

不论是《围城》还是《高高的树上》及姊妹篇《文火慢熬》，描写的都是一些身份高贵、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但其表现却与人们概念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正义之士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中国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纵观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似乎每个时代都不缺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的中流砥柱。

20世纪初，一批批接受了世界思潮、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先觉者的身份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在中国近代乃至当代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作为社会“思想库”的高等学府，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数不清的精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了革新和追求真理，挺身而出，甚至献出生命，成为时代的先锋、青年人的精神领袖，正所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知识分子。正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然而，从“大政治”（区别于狭义的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从文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个不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和易中天先生的《高高的树上》及姊妹篇《文火慢熬》中的知识分子，与概念化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反差。他们身上没有如火如荼的革命人生，也没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激奋，甚至连顶天立地和铁骨铮铮的气概都没有。从精神实质上看，在作品里，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需要唤醒的社会大众没有什么区别，与普通人一样：庸庸碌碌，碌碌无为，鸡零狗碎；情感很“另类”，思想境界近于“边缘化”。甚至不知道应该把他们归属到哪一类人群里面，因为在性格或者人格方面，他们有的差强人意，有的很不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大煞风景，有的有点象“多余人”。

正如《围城》中唐晓芙（富有朝气与活力的“新生代”，方鸿渐的梦中情人）所疑惑的：留学外国有名大学的人不至于都那样糟罢。——那么，是不是作者们在有意地开玩笑或者调侃。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描写了上个世纪一批接受过中西文化教育或熏陶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在大时代阵痛中分娩出来的“宠儿”，包括：方鸿渐、李梅婷、高松年、韩学愈、董斜川、汪处厚、顾尔谦、褚慎明、曹元朗、陆子潇等一连串的人物，还有跻身学者行列的知识女性或当时很“潮”（不是贬义）的人，即所谓“新女性”：苏文纨、孙柔嘉和唐晓芙等等。易中天先生的《文火慢熬》中的主人公，诸如田飞非（一看名字就使人觉得此人有点想入非非）、文执中、汪明华等等。这些人物的名字，看上去都很文雅。但到了易中天先生的《高高的树上》就更绝了，在这里，作者不“玩”文雅了。给小说人物起名干脆就叫：高大兴、高不兴、副会长叫石敢当。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就足够“雷人”的了。单看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便觉得够好玩的，真是想不笑都难。但仔细琢磨一下，确实是既通俗又贴切，非常符合人物性格，与其所描写的内容很匹配。

然而，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属于“社会贤达”或“高雅之士”，但却是“群丑”。这简直让人一时间哑然失语，无从下口——怎么说好呢？

二、词锋犀利，语言风格皆属“学者幽默”

比如，《围城》中“三闾大学”实行导师制，本是模仿“牛津”和“剑桥”的做法。但“部视学说，牛津和剑桥，饭前饭后有教师用拉丁文祝福”，而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来听下界通诉”，结果李梅婷教授“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最后，还是校长高松年有办法：“我觉得在坐下吃饭以前，由训导长领导学生先静默一分钟，想想国家抗战时期民生问题的艰难，我们吃饱了肚子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正如作者所评论过的，喜欢在中国事里加一些无所谓的洋东西。其实“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除了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也难怪方鸿渐在演讲中对“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作出了令四座不安的结论：“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

在易中天先生的《文火慢熬》中，回忆起 “七八级的本科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会干部聚餐，飞非多喝了两杯， 便不免胡说八道。他说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大学生都好看不起人，理科的学生看不起文科的学生，文科中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什么人好看不起了，只好看不起自己系里的先生。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飞非见大家笑，就忘乎所以，说：‘现在不要紧了，教育学系的学生不必再看不起自己的先生， 因为还有政教系的学生可看不起。’这话当然惹恼了汪明华（读的是政教系），田飞非也自觉失言，从此两人就不再来往，不过见面还说话。可惜田飞非忘了，现在早已不是《围城》的时代，政教系的学生要比中文系的学生吃得开。田飞非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助教，以后又去读了研究生，好不容易才熬到一个讲师，而汪明华毕业后分到校团委，先是副科后是正科，每隔两三年升一级，早已当上学生工作处的副处长，成了可以进港台报刊阅览室而不怕被敌对势力演变过去的人物，而田飞非现在去见他，倒有了几分小民去见县太爷的味道，飞非心里不禁骂了声‘妈妈的’”（国骂）。

再如，易中天先生的《高高的树上》中：“高兴学会”会长、“高兴学科”创始人高步诚；“上课的时候，像个蛤蟆一样跳来跳去，完全没有教授风度”的王大宝教授。

这等妙语连珠的语言在两位先生的作品里，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比比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语言的运用和驾驭，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话说回来，这种戏谑和幽默，例如易中天先生的《文火慢熬》中，关于评职称中的各方角逐；关于编写教材和撰写学术专著有何区别等等，这些内容及其微妙逻辑关系，只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才能够欣赏，确切地说，有学校工作经历或生活经历的读者，才能品尝出味道来，才会对其妙趣横生的描写有着强烈的感受。

三、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拷问灵魂“兴奋点”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平心而论，可以说是个性鲜明，各具“风采”。

《围城》中的张吉民，一副洋派。标榜“洋本领”、“洋时髦”、“洋姿势”，但他却毫不含糊地认为：“女孩到二十岁就老了，过了二十五岁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英派”的董斜川“活象遗少”，“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谑浪玩弄，或者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平视”。——非常虚伪，按照时下网络语言的说法，属于“闷骚型”人物。褚慎明是位哲学家，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厉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其实“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从后果推测前因就会联想到后臀，看见X记号就会联想到kiss（吻）。一方面恨女人、骂女人，一方面又要女人，心里装满女人；正因为要女人，心里装满女人，才越恨女人、骂女人。他是个因残酷压抑自己而使自己人性变态扭曲、人格分裂的“鬼气”最重的“意淫狂”。

在钱钟书先生的笔下，那个偏远封闭的“三闾大学”更是集中地展示了一群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在这里，形形色色的知识者各个“活色生香”。他们网络亲信，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男盗女娼，虚伪虚荣等等应有尽有。至于校长高松年，书中写道：“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他暗恋病美人汪处厚的太太，有事没事地总“喜欢到汪家来吃饭”。但他当然不敢让人看出来，异常痛苦地把它压在内心深处。别说汪处厚没看出来，就连汪太太本人也不知道，以至于当发现赵辛楣与汪太太行为暧昧时，他和汪处厚一样暴怒，气急败坏地把尴尬的赵辛楣给轰走了。

李梅婷教授更是猥琐不堪和丑态百出。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他对孙柔嘉小姐、王美玉和苏州寡妇依次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以至于方鸿渐和赵辛楣，这些年轻教师看在眼里觉得很不屑，甚至难以忍受。到了“三闾大学”，他也一如既往。但比较“高级”的是，他一边在镇上嫖娼，却一边在学校里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大搞“为防患于未然，未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的名堂，真可谓掩耳盗铃、贼喊捉贼。

在“三闾大学”里，“毒气”最重的是韩学愈。可以说这是个下作而又冷嗖嗖的形象。他谙熟中国文化的“折其两端，认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以“沉默寡言”和“木讷朴实”把自己隐藏起来，仿佛是个无所欲而又无所求、对谁都构不成威胁的盲点。可是，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假的，连丑陋的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美籍夫人。请历史系学生吃饭，让人一夜泻了四五次肚子。当他知道方鸿渐和他一样，并且是向同一个爱尔兰人买的假文凭时，他首先是不动声色，先发制人“这人是个骗子。”这就使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的方鸿渐猝不及防地反而被堵住了嘴。而这以后，韩某人开始以守为攻了。他一方面摆下“鸿门宴”安抚方鸿渐，另一方面又挑拨老师、唆使学生反对方鸿渐。他始终在暗处盯着方鸿渐不放，一直等到把方鸿渐挤走为止。

品读作品，人们会感觉到，他们写得太象、太地道了。也可以说是特别娱乐，令人捧腹而又扼腕长叹。

四、对知识者的反思，深刻而清醒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具有以柔克刚的特性。它善于把一些外来的或新鲜的东西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组合，各取所需，然后自满自足地保留下来。用赵辛楣的话说就是：“中国真是厉害，天下无敌手，外来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由于外来思想没能被我们很好的运用和再创造，所以即便是接受了现代思潮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往往也只是擦破了点皮毛，其骨子里还是原有的东西。就象方鸿渐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的中学女孩，“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一样，内心里却仍然“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

以伦理为本的中国文化使得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变得十分微妙与格外复杂，这方面在女同胞身上表现得尤其充分。用方鸿渐的话说就是：“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苏文纨是一位上海的大家闺秀。在留学回国的船上，她实际上很注意方鸿渐，希望他能来找自己，与自己靠近。但实际上，她并不是非要嫁给方鸿渐不可，她绞尽脑汁地启发诱导方鸿渐就范，只是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此，她不惜施展争强斗狠的本领，与唐小姐争风吃醋。遗憾的是，方鸿渐根本就没爱过她。于是，她耿耿于怀，在孙柔嘉面前对方先生进行诋毁，实施报复。

学生的辅导员范懿也莫名其妙、不失时机地拼命诋毁孙柔嘉。因为她们是同寝室的，比较了解情况，背地里净说孙柔嘉的坏话，说她太邋遢，故意扬言孙柔嘉和陆子潇好。同为女同胞，无端地给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这个学生的导师，心理也太阴暗、萎缩了。至于孙柔嘉本人，结婚前和结婚后也简直是判若两人。结婚前，她能够一个人出来奔赴工作岗位（单身赴任）。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她甚至比男人更能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可是结婚以后她就变了。她变得依赖、偏狭、易怒、嫉妒、猜疑。正如方鸿渐哀叹的：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还有马莉娅那个娘们” （易中天先生《文火慢熬》里的原话），这位女教授“狗屁学问都没有，就会陪校长书记跳舞，还叫了个外国名字，简直就是溜须拍马再加崇洋媚外”。

品味这些描写，人们不免发出疑问，作者把这些知识分子写得如此不堪，其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以君子之心来度小人之腹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内心的纯正与严肃，以及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其实，作品里不论是人物的名字，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抑或是思想内涵，探究起来都具有很强的寓言性。

从哲学上说，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皆为普通人，不能也不应该把他们神秘化。当然，知识分子之中，不乏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人物，也有“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的高洁之士。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并非“非常”之人，而只是平凡之人。比如，在伦理关系上，有些人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人与自然方面，而是人与人之间。当人将注意力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便会重视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这就使他们不能跳出人以外，以另外一个角度，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反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于是，人与人之间变得不能理解、谅解、难以沟通，或者变得不能宽容与包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感情的畸形发展和心智的不健全。从另一方面看，心理压力大、精神负担重、“条条框框”与繁文缛节多，喜欢编织人伦之网等，在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值得有识之士进行深刻而理性的反思。

作为社会中的“士”，即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上的一种特殊力量。他们应该在社会中起着不同于其他集团的作用。具体地说，他们应该把推进知识的发展作为自己无可推卸的天职，以对文化的传承、促进和发展，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他们拥有的是文化资本，正如实业家拥有物质资本，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一样。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方式和途径应该是通过追求文化本身的意义，用文化资本造福于人类。但现实生活中“士人”们所追求的显然不可能是纯粹的文化。这是因为诸如功利主义的诱惑、社会物质力量的压力，往往使爱智求真的知识者产生异化。甚至于文化变异成了一些人巧立名目的借口，或者是升官发财的阶梯。相反，那种真正为学问而学问的情况反而变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之事。象苏文纨这等“清高”之人，最后也不过成了南北贩运的漂亮商人。《文火慢熬》中，大家们为了评职称，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高高的树上》的“群小们”，为了既得利益而巧立名目、奔走办会，实际上就是装腔作势、招摇撞骗。

其实，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于物质之外的事业和人格保证。从上个世纪开始，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一己之力进行抗争，或者著书立说大声呼吁。但事实上，大多知识分子不肯或者难以安分地坚守着这个冷摊子。就像杨绛所说的：“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的，所以“世人非但不以为宝，还唯恐穿在身上，象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就发生了转变，好的情况是“边治边议”；条件差的人就干脆“治而不议”，或者如《围城》中所揭示的，保留着“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如此看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担负着改造社会和启蒙民智的任务，而且还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造和自我启蒙。因为没有独立的、自尊的、健康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解放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巨擎，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本人，他一生的为人和治学之道便是一个例证。据他的同窗好友郑朝宗先生说（见《读书》1983年第1期），“他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的最大癖好，其余全要让路”。钱钟书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不自满”，对自己“万分严格”，“勤苦用功”。“他不是一个安于小成的人，他要不断更叩向上一关”；而且他又“守身如玉”，“最能耐寂寞，安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而“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

钱钟书先生是“痴”、“憨”的（杨绛语），又是严厉的。这一点，易中天先生与之精神相通，神韵相似。他们是太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了。钱钟书先生在原版序言中曾说到“忧世伤生”，我们恐怕不能做浅层的、一般地理解，因为其承载的分量或许比通俗的解释要沉重得多。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将痛感转移，他们是在与民族共忏悔。比如，据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讲：《围城》中的腐儒方鸿渐，三分象钱钟书的父亲，七分象他的叔父；而曹元朗在婚礼上的狼狈相，正是做新郎时的作家本人。这也使人们更深地理解了钱钟书先生“述而不作”的特点，与郑朝宗先生所谓的“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的关系。

总之，两位学贯中西而又通晓古今的学者兼作家不约而同地以他们熟悉的高等学府为背景，以他们的作品微观考察，也可以说是拷问了一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并且怀着切肤之痛和浸透着深沉的感情，反思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鞭辟入里而又意味深长，令人震撼，令人深思。诚可谓不可多得的艺术佳品。

[1] 钱钟书.《围城》.1947.5.

[2] 易中天.《易中天文学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

[3]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

[4] 朱维之.方平.《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

[5] 古鈿和孝[日].王康乐译.孙日明校.《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国外社会学丛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8.

[6] 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文艺探索书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

[7]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

[8] 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