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梦与梦境的元素（一）

早晨的阳光在窗外铺张，已经成为记忆的夜晚的黑暗开始变灰。世界是寂静的，虽然世界已经明晃晃的，像一颗熟烂的桃子。阳光照在对面房子的墙壁上、窗户上，房子里的人还在沉睡。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的，隔在中间的花椒树无法把它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它半边在阳光里，半边在阴暗里，也像是在沉睡。去年秋天人们打完它身上的花椒，它就开始沉睡，到了前几天，别的树都在发芽开花长叶了，它却纹丝不动。我看了它好几天，怀疑得很，也害怕得很，害怕它死了。我从窗户翻出去近观，看见它身上长了青苔一样的东西，还有好多白斑。我折了根它的枝，居然是干脆的。它真的睡过头了。我不害怕了，只感觉遗憾。可是过了两天，我在窗户里读废名读累了，无意中发现它居然发芽了。嫩嫩的芽儿，卷卷的，像刚刚破壳的小鸡。莫非是死而复生？我又翻窗出去看，发现它的确是死了几枝。断了。肯定是打花椒的人折断的。想到今年还可以捣青花椒凉拌野菜，又放响了窦唯的《窗外》。窦唯窦唯，窗外窗外，花椒花椒。

花椒树就是这些，早晨的阳光也就是这些。我要说的是阳光背后的夜晚的黑暗，黑暗中的山村，山村里的老街。我要说的是梦。地点是明确的，黄土。路线是明确的，从拱桥沟进去，一直到黄土。人物是明确的，老婆和我。所以，这个梦不暗示情色。大石板也在，山峰溜尖，山涧幽深。还有磨刀梁，像从来没有吃饱过的野兽的脊背。我们进沟，走的是公路。我还是喜欢小时候走过的山路，有个著名的九倒拐，两旁是灌木和杂草，灌木丛里有八月瓜，吃起来又脆又甜。“八月瓜，九月乍，看牛娃娃吃了拉痢疤。”意思是只准我们扯猪草背柴的娃娃吃。毛坡里，麻子地，陶华家，董秃子家，填箭垭，这些地名让我神往。只有董秃子家的狗，是我最害怕的，它叫唤起来，大石板都听得到。现在真有了公路，叫村道，可以过拖拉机过汽车，胡玉军当村长修的。

黄土本没有什么老街，只是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些零散的人家户。赵永生家，王光荣家，陶华家，董秃子家，苟连清家。但我们去的黄土有一条老街，比我见过的石坎子的老街还要老，甚至比丽江的老街还老。这老街又是山地的老街，一级级上去，拐着弯，房子错落有致。我和老婆先上到了一个高度，问过两个榨油的女人，还吃了一个牧童给的八月瓜。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下来了。下来之后，我清楚地看见我们刚走过的路，雪白，露在树林和房舍外面。我发现我们走错路了，我们走了小路，其实公路一直通到填箭垭。

我发现我们的山村见闻来自两种记忆的虚构。一种是对上个礼拜天我们一家爬山的记忆，包括你们看见的豌豆花的记忆，雪白的山路的记忆，快到山顶的几户人家的记忆；一种是对央视八频道正在播放的《酒巷深深》里泸州古镇的记忆。

我是在和老婆第二次进村时看见老街的。几百年的老街。石板街。狭窄，幽深，也很寂寞。我们一级级爬上去，只看见洞开的门，不见人。发黑的木门，发黑的窗棂，发黑的屋檐。台阶上满是青苔，而且已经干枯。我想喝水，却不见茶馆，甚至不见一个自来水龙头，也不见一处溪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人的馆子，进去，看见大铁锅，大黄桶。看不清铁锅里煮的是什么，不像牛头，不像肉，已经翻滚了，但就是看不清。守着灶台的是个老太婆，拴着围腰，盘着头发。老婆要了一个锅里的东西，等老太婆捞出来，才看见是一包老玉米。煮在锅里的，却又是烤玉米，半块黑黢黢的，半块还是生的。问价钱，六块。我嫌贵了，可老婆已经啃起来。我给了钱，一张五块的和一张一块的。昨天晚上打春雷，两度停电，我去超市买水果。苹果漂亮得很，三块六一斤。超市有电，自己发的。下楼时又买了两样小玩意儿，正好是六块，正好给了一张五块的和一张一块的。

梦与梦境的元素（三）

幕布越来越厚，多层，关闭了夜晚清晰生动的情景。过滤，然后清除。时间的效应，也是遗忘。一个教师，一个封闭的山村，一盏孤灯。他的脸呈现在幕布外，呈现在幕布上，像今天电脑技术完成的图景。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多万字，却是废纸，垃圾。他的脸呈现在幕布上，平静得很，没有丝毫失望。写了，就已经完成，至于出版，走红，他不奢望。他没有这样说，但幕布上的脸、脸上的双眼是这样说的。人们同情他，与他无关，人们同情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晚饭后散步，接到画家的电话，问去不去写礼。明天，我们共同的熟人的儿子结婚。天色已晚，河堤上的风很大，我跟老婆正走在疾风里。涪江的水清了，为了绵阳正在举办的“一会一节”。如今政府的话越来越管用，连河流都得听。我犹豫不决。画家说他老婆要去看新房。我觉得稀奇，还有人保留着看别人新房的风俗。在南桥遇见画家一家，一起去写礼。走到街上，又决定不去了。画家最近画性大发，两个星期画了九幅油画。但画家的电脑坏了，修好又坏了。画家除了能画，还能说，主题两个：画家界的事和教育界的事。

没有太阳，温度也并不高，可我们在游泳。不像是大龙沟，也不像是夏之梦。倒像是阔达电站的蓄水池，只是池子是水泥的。方式是现实的，游一游，歇一歇。我和老婆坐在池子边晒太阳——怎么又有了太阳？人很多，却没有深刻印象。不像平常在游泳池，眼睛不得空闲，水里水上，有那么多的诱惑。

如果有太阳，太阳也很快就落了。起风了。“再游一遍，只游一遍。”老婆站起来，边说边往后退，她想游一个长距离。我也跟着退。退到尽头，下水，水已不是平常的水，水已不是H2O，密度大得很，张力也大，像糨糊，我竭尽全力也游不动。我只好拿出一只手当桨，在岸上划。好不容易划动了，水突然干了，我被搁浅在水泥地上。我转过身，看水像波浪一样退却。我追逐着波浪，一个鱼跃，又一个鱼跃，身子轻飘得很，但都搁在了水泥地上——我怎么也追逐不上退却的波浪——游泳池在换水，换了水灌新鲜水，喷消毒液。

黄泥屋

青岗坡源于青杠林，在我们村子的后山，生产队保管室背后那一片。记得它属于胡阶林家和胡玉华家。两条上桅杆坪的路都要穿过那一片青杠林。一条老路，坡度很大，从胡玉华家后门外过堰沟，便进了林子。中途有一段，雨水常年冲刷，成了黄泥渡槽，人和生畜走在泥槽里，不注意就会擦伤身体。背了垮辣子背篼，是很难通过的。泥路的一边是黄泥坎子，一边是山岩，已经很古老了，生满灌木和山草，显示出非常的年辰。不晓得胡阶林和胡玉华死了过后，那青杠林又属于谁。记忆中的那片林子很密，青杠树很大，地面很干净，只有落叶，连灌木也很少。夏天雨过天晴会生很多红菌子，湿漉漉的，粘着土和树叶，肉感十足。

大约我的黄泥屋就在泥渡槽的那一段——说是我的黄泥屋，也未必是我的，或许是亲戚家的或小伙伴家的——我刚脱了外衣睡在黄泥屋里，他们来叫我上桅杆坪。不是醒来，是还没来得及睡。很多人，有我妹妹，有林犬（就是现在工商局的胡玉兵），有玉儿（前天下午散步回来，在老物质局外面看见他坐在拖拉机上），还有她和她（我像是有好些日子没有见过她们了）。他们等不及了，要走。我还在穿。他们不晓得我有好落寞。她像是有心等我，眼睛一直在看我，是一种期待，一种催促。他们出了门，有人还碰倒了扫把。她拖在最后，不住地回头看我，目光里满是无奈。其实她并不是我希望等我的她，她只是一个好心肠的女孩。我希望等我的她混杂在他们里，压根儿就没有在乎我。

我穿好衣服，并没有去追他们。我不上桅杆坪了，我要去晒坝里。我想他们已经从桅杆坪下来了，至少她应该从桅杆坪下来了，我们逮猫猫，是非常过瘾的。这么期待着，从黄泥屋出来，不走路上，走捷径钻青杠林。过堰沟的时候看见水蛇，也不怕，还拿木棍去逗。堰沟上没有桥，跳过去也一点不费力。

到了九胜家后面，听见上面林子里有脚步声和人声，且能分辨出了哪一小部分是她的，我躲进灌木丛等着。他们下来了，跳颗跳颗的，脚，裤腿，甩动的手，屁股，一一被看清。她走在中间，前面是我妹妹金慧，后面是玉儿。她在吟唱最流行的儿歌：“走一解放军，走二美国兵，走三刘志丹，走五纸老虎，走六他老汉是头秦川牛，走七刘少奇……”因为她的吟唱，后面的人拼命地往前面赶，而前面的人又不甘落后，于是她被挤倒在胡玉清家的圈墙上。我跟在后面，轻手轻脚，笑声装满了肚皮，稍不留心就会喷出一股。

没有去晒坝逮猫猫的情节了，唯一继续下来的是对上述梦境的重播——真的，在我的睡梦里，他们两次来叫我，她两次表现出留恋和无奈，我两次从黄泥屋出来，两次看见水蛇，两次躲进灌木丛，两次听见她唱那首著名的儿歌……

古式对饮

一座有着阁楼的欧式建筑，一条有着菱形拐角的街道，一座古典但又弥漫着现代气息的城市。

城市本来与我无关，但遇见了习习，城市的很多元素（诸如砖头、屋檐、绿化树、车船）便活跃起来。起先习习来了只是一个消息，一个email或一个电话通知。我知道习习在兰州，是个善良爽耿的女作家，人跟文章一样的有个性有情调。我时常爬上她的博客，享受她的兰州风。说兰州风一点不准确，其实习习的风更多的来自她个人。兰州是一个省会城市，一如我们四川的成都。像我居住的县城，一个山区小镇，是无法比拟的。但如果在地图上用一根直线把成都与兰州连接起来，我居住的小镇却是直线上的一个点。天晴的时候，我一抬头便能看见成都——兰州航线上的飞机。

我见到了习习。我是一个情感缺失比较厉害的人，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暗暗地激动）。习习毕竟是我喜欢的作家，双重喜欢，人，文，而且人里又有美的元素，又有纯然。

像一个笔会，只是笔会到了晚上的节目，唱歌跳舞，喝茶喝咖啡喝酒。习习在舞池起舞，模样和气质还是我在她博客的照片上见到的那种，沉稳而不乏风情。我只认得习习，别的也许是什么大人物什么巨星我一个都不认得。舞池的光线很暗，但偶尔打在习习身上的探照灯还是把她暴露给了我的眼睛。她也认出了我，微笑着给我点头。她的微笑含蓄得很，也真得很，传递的信号就是老朋友的信号。

我没敢过去邀习习跳舞，连说话也没敢。我不仅是情感缺失厉害的人，而且是遇事内心就起泥泞的人。好在习习并不沉迷于与那些大人物和巨星的交际，把目光投给了躲在墙角发抖的我。我的发抖是因为情感的复位。她约了我去她的房间谈天。

对两个人在一个房间谈天的想象让我幸福而紧张。已经是夜晚了。夜晚会强加给我的想象更多的可能，温暖的春天的可能。

揣着幸福的会见，我去了习习的房间。一个套房，很公寓的套房。在套房里看见很多的人，我的想象哗地一下就萎蔫了，破碎了。我几乎在嘈杂的走廊里看见了我自己想象的碎片。习习在应酬着，应酬着她成群的姐妹，似乎又在准备一个演说。奇怪的是，我居然认得她全部的姐妹——她们居然是我的同学，一个玲，两个耘，三个梅，四个芳。习习用眼睛招呼我，很无奈的眼神，我却用手去招呼我的同学们，拍肩，拉袖，握手。最后是那个玲跑出来，拉着我走了。

玲和我散步、嬉笑、谈天，一路上都拉着我。我感觉从未有过的亲密，亲密里有着男女恋情。可是玲不时地警告我千万别误会，千万别误会。我说我已经误会了。玲听了笑得像个电力充沛的洋娃娃。

从舞池出来去赴习习的约，我就想到肯定是要喝酒的，且是红酒，品质尽量纯正的红酒。后来也真的喝酒了，但却不是跟习习，而是跟我的同学玲。我清楚地记得还有下酒菜，在石头桌子上，杯盘都是石头的。我吃一口菜，很礼行地搁下筷子。玲也是。看见四支筷子礼行地摆放在盘沿，我差点笑出声——为我们回到古代。

诗歌课

在一间教室里听诗歌课，不是作为学生，是作为评委。学生不多，都是些大学生，男男女女穿着羽绒服，像企鹅。另外两个评委是雪峰和刘强。我们三个坐在最后面的通道上，就像教书那阵听别班的公开课。雪峰不停地在发烟、点火，跟现实中的人一样热情。

主讲是个成熟漂亮的女士，也穿着羽绒服，只是羽绒服散开着，露出了毛衣和乳房的轮廓。主讲有鹅蛋形的脸，椭圆的轮廓堪称完美。雪峰、刘强和我在底下接鸡下颌，有调情的意味。女主讲没有受我们干扰，只是有点脸红——或许是风，她后面的窗户一直开着，看得见窗外的白杨树在摇晃。

“读蒋雪峰吧？那一首，《沉船上的乐队》！”我站起来朝女主讲吆喝。女主讲抬起头，含羞地望着我，良久，才把目光移开。

“到底听戴望舒还是蒋雪峰？”女主讲还有些拿不定主意。我听见底下有半边学生在喊蒋雪峰，有半边学生在喊戴望舒。

“那就蒋雪峰。”女主讲边说边脱了羽绒服，拿过去挂在门边的钉子上，她展示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个相扑运动员的身材。

我们跟着雪峰从教室出来，好像在他看来女主讲开讲的那个写《沉船上的乐队》的蒋雪峰并不是他。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从教室出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山顶上，回头去看教室，教室简直就是一座神庙，雅典卫城那样的神庙。没有太阳，没有地中海碧蓝的天空，神庙也不乏光芒。

我们顺着山坡往下走，还不时回头去看神庙——女主讲也出来了，站在神庙的后檐目送我们，她的前面是青翠茂盛的剑麻——太阳出来了，在神庙后面投下巨大的阴影，女主讲就站在阴影中。

刘强一溜烟跑下了公路，我在频频回望女主讲，她的相扑运动的身材是个假象，她真实的身材是维纳斯一般的，面庞则酷似苏菲·玛索。雪峰走在最后面，他的脚又在痛风。山坡下的公路清晰可见，刘强坐在公路边一家小卖部门前的长凳上喝汽水。小卖部后面是一幢幢厂房，一排排烟囱吐着浓烟。

“冰山碰翻了酒杯和亲吻，你们的衣服和高贵的头为什么不动？”隐隐约约，我听见女主讲的声音在山顶发问。

穿越现实的麦当劳

母亲跟我从乡下回到城里，不再回我的家，却是跟了在路上刚刚认识的几位太婆太爷去。在路上，我只顾自己走，把母亲落在后面，等进了城记起，已看不见母亲的身影。路还是过去的路，有大架大架的坡，路边有桉树、水堰、水磨房，路下有奔腾的险滩和汹涌的漩涡。

我在拴马的桉树林远远地看见母亲从石牌坊走进城，跟几位太婆太爷有说有笑。我走出树林，躲在房管所的房檐下。我从一扇油腻的窗户看见母亲走进了别人的家，几个太婆太爷招呼着，给她递板凳、倒开水。我走近窗户，叫了声妈。“你回去吧，你妈妈以后就跟我们一起过。”一位戴鸭舌帽的太爷对我说。“你们是谁？我母亲为什么要跟你们过？”我纳闷得狠，但也只是在心里问。“嗨，请问，你们是养老院吗？”我问太爷。“我们是公社。”太爷告诉我。什么时候，太爷手头已经拿了块熟肉。太爷把肉从窗户递出来，叫我吃。肉是好肉，只是拿肉的手黑黢黢的。我说我不吃，太爷还要递，我便从窗户前跑开了。“妈，还是跟我走吧，我们去吃馆子。”我对已经坐下来喝开水的母亲说。“要走你走，我们要留你妈妈耍，饿了不会只给她喝米汤水，困了不会搅了糨糊把她贴在墙上。”一位太婆这样讲，像是有点生气了。

我爬上公路，身边突然多了个小孩子，不是枣，是个男孩子。他已经归我照管。他的皮肤特白，小脸小手小腿都是肉鼓鼓的，且嘴巴特会说。他要吃麦当劳，而我知道我们要经过的整条街都是杂货铺。杂货铺，你知道吗？多扇的木门，一个长条的半人高的玻璃柜子，一排排的木制货架。玻璃柜子旁边是一个大盐桶，一个大油桶。遇到雨季，盐巴快化成水了，而煤油桶始终是油浸浸的。玻璃柜里摆放着毛巾、牙刷、牙膏、针头麻线、货柜里码的塞的全是肥皂、草纸、棕绳之类的东西。我们偏偏进了这样一家杂货铺，柜台长是长，但里头没有货柜，而是摆放着桌子，不是麦当劳里的餐桌，是丽江咖啡馆里常见的那种笨笨的木头桌子。我们坐下，要了两份。要了两份什么，我是一点也不记得了。偌大的盘子，偌大的刀叉。我敢断定是一套十七世纪的餐具。银盘银刀叉，搁在笨笨的木头桌子上，那气派，啧啧。可是我没有气派，也感觉不到一点气派，我只有自卑，一个中国人的自卑。小孩子是天使，谈不上气派和自卑，他就是一个吃东西的小动物。他坐在我旁边，吃得开心大好，一边吃一边又在甩腿和唱歌。我侧目去看他的盘子，面包师正在给他加做一种沙拉，水果加巧克力，一颗颗地镶嵌在盘子的边上，很小很小，是草莓的，像我们在夜空看见的星星。杂货铺还是杂货铺，面包师只属于我的小男孩。我几次抬头去看柜台和上面的杂货，觉得好奇怪。

我从吃麦当劳的梦里已经醒来，但依然在跟母亲从乡下回到城里的梦里，有人追上来告诉我，我们吃了麦当劳没有给钱就走了。“那不是在梦里吗？你们也收钱？”我告诉前来讨账的人。“梦里吃的，也要收钱。”那人一身贼肉，笨嘴笨舌，倒是我的小男孩替他说了。我是怎么也想不通，在梦里吃了别人的东西，醒来居然也要付钱。我哪里晓得，我的梦醒仅仅是一个层次，所谓梦醒依旧是在梦里。

我付了钱，好像每份是四百元，觉得很贵，想到带个小孩子去吃中餐，怎么也吃不完一百元。这梦里的心态，我是太熟悉了。好在看着收钱人远去的背影，嘴巴里还有麦当劳的味道。

泥窗

老屋。我十三岁之前的睡房。靠东墙剁顶上那一排泥窗，保留着树皮的吱呀的后门，猪草的青汁浸在泥地的痕迹，一摇晃就扑落灰尘的蚊帐。从蚊帐上落下的竹叶、苍蝇、长脚蚊、蜘蛛，透过蚊帐隐约看见去安源的毛主席，他握着把油伞。但睡在蚊帐里的不再是那个青春期刚刚到来的孩子，而是现在的我，且不只我一人，还有妻。我指着那些泥窗告诉妻，它们就是我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泥窗。那一排泥窗让我与那个孩子重逢。七个还是九个？已经不记得，但一定是单数。从识数以来我差不多每天都睡在蚊帐里数它们。从每个泥窗里透进的光并不一样。有的白，有的红，有的绿。绿的是樱桃叶映衬的。在每个泥窗里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是天空的湛蓝，有的是隔壁林犬家屋上的瓦，有的是从林犬家伸过来的白樱桃，有的是火鸟栖在枯枝上。我们把火鸟叫火拐子。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父亲时常说的铁链枷。“铁链枷落到茅坑里，周身都火巴（pa,平声)了就嘴壳子硬。”父亲总是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特别是形容大哥和二哥。我把泥窗指给妻的时候清楚地看见泥窗四周的木片和绷在木片上的蛛丝。它们不再是幻象或者假托，也不再是语言及其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自从十三岁离家去县城读书之后，我便没有感觉过自己离泥窗是这样的近，打量泥窗的眼睛也不是三十年之后的我的眼睛，而是那个刚刚有过一次梦遗的少年的眼睛。

整栋房子里再没有别人，或者都在沉睡。外婆不像记忆中的外婆，大开着后门从还是黑暗的早晨抱了梢子柴进来，在灶房制造出咚咚的声音，或者在我床头的木柜里撮米面。在迷迷糊糊的睡梦里或者在无边的意想里，我依然能感觉到那些米粒下锅前的焦灼。像我记忆中的每一个夜晚那样，昨天夜里外婆同样睡得很晚。我们床前砍碎的猪草已经撮走，留下一块青痕。我没有问妻昨夜睡前外婆是否有讲故事。可以说，外婆的故事哺育了我童年的全部想象。那些想象不只来自故事里送灯台的赵巧、长尾巴的吃人婆、要啥长啥的夜明珠、几口喝干整条灌县河的逆龙，也来自外婆砍猪草的响声、猪草的气味、外婆偶尔打盹出现的寂寞。那些被撮去倒进铁锅的猪草里包括了苦麻菜、锯锯藤、水麻叶、狗儿望、车前子、蒲公英、鹅卵草、水葵花，等等等等，有时候也包括了劐麻。我们是不敢碰劐麻的，碰到哪里哪里就起连浆大泡，外婆总是徒手抓了劐麻砍，我一直都觉得神奇。梦里想起，我是很爱这些草本植物的，有时候它们还带着朝露，有时候也带着螺丝和蝉蜕。它们的气味是各种各样的，苦味的居多。现在想来，在这些草本植物的苦味和外婆的故事里睡去，感觉一定是相当美妙的——一种复杂的美妙。也只有现在想来，且借了梦境的烘托。

父亲终究没有出现，但他确乎又有从我的床头经过。他的脚步带动的风，他的尚未扣好钮子的衣裳弄出的习习声，在我的肌肤上久久不散。父亲在厅房有过几次咳嗽，在前院又有过几次。从泥窗可以看天已蒙蒙亮，且渐渐听见了雨声。“啥子鬼天，一大早就下雨。”外婆回来了，站在屋檐下抱怨天气。雨突然下大了，雨水淌在檐沟的声音很清晰。我似乎已经看见雨水在檐沟溅起的白沫，由落点向四周扩散，一个一个破灭。我又看见那个少年，比十三岁还要小，揉着睡眼跌跌撞撞从屋子里走出去，不敢睁眼看天光；光着身子站在阶沿上，握住小鸡鸡朝着雨里撒尿，远了近了近了远了，撒出的尿形成的泡沫盖过了屋檐上雨水制造的白沫。前面隔着院坝是竹林，竹林背后是石墙，墙里是樱桃树。雨声不嘈杂，没掩盖住不远处河水的轰鸣。

（梦醒之后挥之不去的就是那排泥窗，那间睡房，那栋老屋。1986年清明，外婆在老屋病故。1988年春节，二哥家修新房拆除了老屋。记得去水田河吃老何的酒回来，老屋已经不存，二哥带了人正在往老屋基上灌水泥浆。有关老屋的最后一点记忆像是带老朱回家时，在大哥家的厨房吃搅团，现年二十一岁的侄女君不满一岁，被绑在一把木椅上。大哥家的厨房正是我往日的睡房。当时我一点没留意厅房神龛上那些奖状。我只好在《老屋》借虚构完成对它们的清理与收藏。最大的遗憾是，老屋没留下一张照片。）

重访白马寨

这次去白马寨，与往日不同，是走路，有很多背背篼的白马人同路。这样的情形有些类似不通公路的时候。我给白马孩子准备了一些礼物，具体说来是三份礼物，书本文具一类。为了偷懒，我把它们悄悄放进了走在我前面的两位白马老妪的背篼里。

走进白马山寨，印入眼帘的不再是寨门、神山、夺补河，而是如我们汉人村舍分布的民居：石片墙、果木、篱栅、泥地、萱麻、溪流、石崖。我没有急于从前面白马老妪的背篼里取出礼物，而是想再偷一段路的懒。谁知前面分路了，两个白马老妪各人走了各人的路。我只好追赶上一位，从背篼里取出东西，等回转去追另一位，已不见人影。山寨内部有很多条小路，每一条小路上都走着背背篼的白马人，我不晓得找谁。叫住两位，翻遍背篼也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当初放东西时我并没有看清她们的脸。

白马女人头上插的野鸡翎子一色的白，在风中摇动。

无奈只好随便走一条路，走一路问一路，走一段路又折回。没有人能为我提供线索，都只是摇头。女人摇头的时候，白羽毛便晃荡得更凶。男人摇头过于用力，把洁白的羊毛毡帽摇落到了地上，滚到了还在冒烟的新鲜牦牛粪里。

在一棵老榆树后面的小屋里看见何明奎（他好像长期住在白马寨写生），没说几句话，我又继续找我的东西去了。我曾经与他两次来到白马寨，都住在阿波珠的焦西岗，第二次还去了当时已无人居住的下壳子，拍照一直拍到电池没电。

在离老榆树不远的地方，遇到一位长着熟悉的汉族女子面孔的白马姑娘，她主动与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往别人的背篼里放过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她的面孔有一种汉族女子的熟悉——汉文化浸润过的熟悉，而非我个人认识的某个人的熟悉。她一边问一边从裹裹裙里捞出东西来给我看，是几个煮熟的带皮的土豆。我毫无异议地确认了。

看见我的同学阿波珠坐在穿过山寨的公路边，我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好像正在耍性子，见了我也不给一点好颜色。他嘴里说到钱，一笔款项。我拿出千辛万苦找回的礼物，要他转交他的学生——阿波珠是白马小学的校长，他接过礼物看也不看就扔到了地上，说：“你这些东西加起来最多值一百元，而现今就是一万元也解决不了我的学生们遇到的麻烦。”

不像是春天，公路边没有记忆中的青草和蜀葵，只有刚栽不久的小树苗和一堆石头。

陆续有陌生的白马人走过来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不说话。他们一个个都慢吞吞的，有着大山的气质。我感觉阿波珠的势力在加强，而我越来越孤单。

我起身欲走，先是跟在座的每一位打招呼，再是特别地跟阿波珠打招呼。阿波珠的颜色略微好看一点了，跟我说：“下次来了，打电话。”

上了路，刚转过弯看不见阿波珠他们，便有四个老家的年轻人过来与我牵手。四个人加我手牵手走在公路上，样子实在滑稽。其中有一位是曾家老四。我很明白他们与我牵手的用意，是希望借此表现一种团结——集体的力量，好不被白马人欺负。手牵手对于我从来都是恶心的事，我抽回手说：“不怕，我经常一个人来采访，从来没有白马人找过我的麻烦。”

像何明奎、阿波珠一样，四个年轻人与我也只是短暂的相遇，接下来依旧是我一个人在回去的路上飞跑。那是一条坡度极大的下坡路，飞跑起来犹如飞翔。然而，很快就遇到了一道长满青草和灌木的陡坎。我抓住一窝一窝的青草、灌木和微凸的石块，攀援而上，灵活地换手，稳扎、镇定、轻松地攀上到了正路。攀援时，我的身体和脸完全贴在青草、灌木、泥土和岩石上，闻得到它们的气味。它们的潮湿弥漫到了我的肌肤里。那种与自然元素贴近的感觉让我年轻、充满活力。

正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障碍物，类似湖南卫视播放的“闯关”。先过一廊桥，再钻一暗箱，廊桥和暗箱下面都是潺潺流水。我小心地踩实每一步，不去看下面的万丈深渊，手、脚、头、肩并用，顺利通过险关。

我继续一路飞跑。转过一道山嘴，虽然人还在白马人的地界上，但已经能清楚地看见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不过我最终回到的并不是那座城市，而是一个乡村。矮石墙后面有一个院坝，院坝里有一位年轻女人正在洗头。她看见我，叫我的名字。我走过去，却是位老妪，仅仅有年轻女人的身材。慢慢认出她是某位亲戚家已故多年的老母。亲戚也在，要给我让座、倒茶，我谢绝了，说马上要走。我扶了老妪从院坝里出来，头碰到了樱桃枝，老妪踉跄，我急忙扶住。

一场关于“今天”的演讲

不在广场，也不在剧院或学院的阶梯教室，在一间5·12地震中垮塌的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室里。再做一些判断，像是在南坝中学的一间教室里——我刚从学校出来分配在那里的时候，一幢刚竣工的教学楼尚未交付使用便成了危房，为此校方与建筑方打了两年官司。

我演讲的主题是“今天”。教室里座无虚席，但也仅仅类似一堂县级的教研课。下面坐的除了当年南坝中学的校长李佐，便全是小孩子了——是初中生那么大的孩子，还是小学生那么大的孩子，我无法判定。

很荣幸，我讲的“今天”，与北岛们的“今天”巧合。演讲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一点。我清楚地记得，我讲的“今天”不是一本杂志或一本书，也不是一个界限，而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时段。我喜欢“今天”一词的发音：jin tian，也喜欢它的所指。我对它的理解是流淌的河流，翻腾的大海，吹着的风，纷纷的雪飘，下着的雨，晒着的太阳，说着的话，眨着的眼睛……说得哲学一点，就是“存在”。在现代汉语的时态里，就是“着”；在英语的时态里，就是“be ing”。我可谓侃侃而谈，白色口水泡沫乱翻。在讲“今天”之前，我先讲了“古代”。第一次，我讲错了，把古代与现代的分界划在了1919年。我马上纠正了，划在了1840年。这是中国的古代与近现代的分界。在我的演讲中，“古代”是一个消失的概念，它给予我的印象是一本经书，一部史书，或者一件古物；而近代或现代给予我的，还是一片看得见的海；至于“今天”，它是一道强光下的白炽。

我讲得有条理，有逻辑。我还讲到“明天”、“未来”、“将来”，只是下面的孩子们有些坐不住了，骚动起来，下座位、扔字条、扯怪叫……

“鸦静，鸦静！”我不去敲刷子或者拍桌子，我停下来，给他们一种空洞，让他们突然感到害怕——静得害怕。他们果然害怕了，意识到了，归位的归位，吐舌头的吐舌头，做鬼脸的做鬼脸。我继续讲“今天”。现在需要“古代”和“将来”消失，变成纸页上的语言和图画，需要“今天”凸现，像一座岛屿，或者一个广场，边际直达“古代”和“将来”。

我一开口，孩子们也开口，又下座位、丢字条、扯怪叫……校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望着我，不说话。突然冒出很多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望着我。“连纪律都管不了，做什么演讲？”我明白，但我不以为这算个什么事。“对牛弹琴”，我想到了这个词。跟孩子们谈“今天”，不是对牛弹琴吗？

顺便说一句，我演讲的这间教室，连同两幢教学楼的二十几间教室，在5·12地震中瞬间垮塌了，垮塌成了渣滓。所幸这所中学上课的时间较其它学校延后了十分钟，是两点四十分，住校生还在寝室，通校生被关在教学楼外面的操场上。同镇的小学是两点三十分正式上课，死亡一百七十三人，还不包括六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