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梦见辜鸿铭

我梦见辜鸿铭，醒后还能清楚记得梦中的细节。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是很少能够在醒后记得梦中的细节的。现在我要一边回忆这个梦，一边回忆一些往事，看看能不能找到做这个梦的理由。

梦中的地点先是我现在租住的家，又突然换到一位朋友家（我租住的家只是一个大房间，不适合外人来探访或留宿）。辜穿着滚黑边的马褂，梳着长辫，戴着一顶清代的官帽。他说：“（这时背景从我家过渡到不知哪个朋友的家）你才大学二年级（我已毕业六年）就能够这样（达到这样的[学识、智慧、成就]程度）很不容易。”（一星期前，我对一个从澳洲经香港回大陆的诗人说：“你已经具备一个优秀诗人的条件，现在只差磨练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写一些优秀诗篇，但不具备优秀诗人的条件，所以很快就销声匿迹。”两个星期前我对一个留学澳洲、娶印尼老婆、申请新西兰护照、现在来香港开公司并对我说他已经是一个国际公民已经没有民族观念已经没有中国情结的新朋友说：“达到你这种境界的人并不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对辜说：“我非常仰慕您。我几年前（七年前）就看过一本关于您的书（这时我脑中清楚看到那本由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他的书《文坛怪杰辜鸿铭》[现在我又清楚看到它]）。”他说：“我最新出版的那本（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他们给我寄来十本样书（他没有送我一本的意思）。”我说：“我还没有买（十天前我在一家书店看到，差点买下来）。”我问他：“您最近去了哪些地方（他住在外国）？”他说：“到各国大学去讲学，最近刚去了东京。”（我想起一个寓居美国的老学者，他跟儿子住在一起，闲来无事，写些零碎的散文。）

我们在一个有棕榈树在风中摇晃的阳光灿烂的露天咖啡馆聊天（这时他过渡成三十多岁，是我的同代人，但年纪比我略大，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穿着中山装）。我们在欢乐地说着笑着，我老婆站在与我和他成三角形的地方，在阳光的照耀下欢乐地抽着烟，一边掸烟灰，异常地潇洒和轻松（我老婆从不抽烟，并且从不那么欢乐或那么潇洒和轻松），她那样子好像是要吸引他（三个星期前我在一家把桌子摆到户外的酒吧遇到一个抽烟的女人[梦中我老婆的姿态完全模仿她]她那样子好像是要吸引我）。我对他说，你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已经一百多岁了，如果还活着的话），怎么还这么年轻（他的野心和魅力和返老还童让我妒嫉）？这时我老婆（她已经不知不觉过渡成我的日常老婆，既不抽烟也不欢乐潇洒或轻松）用她那双大眼睛狠狠瞪着我，责问我（我懂得她眼里的暗示）为什么要这样让一个七十多岁的人难堪，谈论什么年龄（事实刚好相反，平时都是我向她做这种暗示的）。我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平时我这样暗示她的时候她是否也感到抱歉）。

从那个不知是哪一位朋友的家（在四楼，有点像我大学的宿舍）的窗口望出去，是我的（大学二年级）课室。我说我要去上课了（这时背景过渡到课室内，我则过渡成一个中学生，正在广州一位朋友的老婆任教的小学教室里准备考代数，我看到很多圆和半圆和一些零散的数字[我对数学一窍不通]）。背景又再转到我那位朋友的家。辜说：“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很乐观，我在国外到处宣扬它的好处。”（他是印尼[马来西亚？]华侨，自小从印尼[马来西亚？]到英国和德国读书，掌握无数种语言，取得无数个学位，他以一种雄辩的英语撰写有关中国的一切，使本世纪初的西方人惊讶不已，并影响了当时英德一些重要哲学家。他在英国[德国？]的时候曾教过一个穷学生，这个学生立志要出人头地，后来成为德军入侵中国的将军，在北京碰到他，被他痛骂一顿。他是个保皇派，为辫子和小脚辩护，娶两个老婆，其中一个是日本女人，他生活的乐趣之一是把玩和嗅老婆的小脚。他在张之洞麾下做过官，后来在燕京大学教英国文学，是最后一个留辫子的中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曾来拜访他，并写了一个访问记）。我立即反驳说，我最痛恨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有点挑战的意味），我希望找到时间跟他谈谈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劣根性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我怎么会偷换概念呢）。我又说，这个问题已经使我感到绝望，也许他会给我带来希望（语气真诚而谦逊）。于是我起身准备去考试。这时候我醒来。一枚像面包屑那么大的阳光碎片通过百叶窗掉在我的蓝色枕套上。

这是我第一个完完整整地回忆出来的梦，它由很多碎片组成。我记下它和它可能的根源，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一些树和一个女孩

我看了看钟，一点四十分。我跟一位朋友约好一点四十五分在湾仔美国餐厅见面，肯定要迟到了。我在看一本杂志，喝一杯茶，时间就这样悄悄“扒头”了十分钟──我是应该在一点三十分出门的。

我匆忙把挂在椅子上的那件从出口店买的藏红加暗绿大方格衬衣套在穿着短袖圆领运动衣的身上，再把袖子卷了两卷。这是我穿这件衬衣必做的功课：卷起袖子，把里边的白底翻出来。第二个步骤是敞开衣襟，不扣纽，也让里边的白底若隐若现地露出来。其实第二个步骤就是什么也不做。

然后我抓起桌上那本约翰·阿什伯利的诗集《一些树》，是要借给朋友看的。我进浴室照了照每天见一面的脸。这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因为我并没有去留意我的仪容，如果发现有什么缺陷也没有时间去修理。就是打个照面而已。

当我来到巴士站的时候，我把右手伸到浅蓝色牛仔裤的右裤袋里掏硬币。全掏出来了：一个五块的，三个两块的，一个一毛的。我要坐的巴士收费应该是两块两毛，就是说我差一毛。当我在想着该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的时候，我要坐的那辆该死的巴士兴冲冲地驶来了。我没有多想，就上了车，把两个闪亮的两块塞进投币箱。就是说巴士公司白白多赚了我一块八毛，而我却不敢亏它一毛。塞进去后，我对自己的好市民行为深恶痛绝，又若无其事。

我一边抓住扶手一边往上层急闯。巴士司机总是把车开得要飞上月球似的夸张：使每一个站着或坐着的乘客大摇大摆地晃荡起来，仿佛笔直的英皇道是拐弯抹角的麦当劳道。事实是，到拐弯抹角的时候，他们偏偏小心翼翼地驾驶，让巴士无声而平稳地滑翔，仿佛飞驰在打蜡的地板上，让每一个乘客的倾斜心理失去预算。想想，这些枯燥的司机大概是工作过于沉闷，在最安全的大道上故弄危险，吓唬吓唬更加枯燥的乘客，不失为一种提神而刺激的游戏。

到了上层，我目光扫视一下，瞥见前面靠左第三排空着，就狠狠地把屁股和一点也不够份量的身体往座位上埋。在快感还来不及享受的时候我听到左裤袋里有硬币碰撞的声音，伸一手摸，摸出一把该死的一毛两毛和五毛硬币。这使我感到愤怒。我的左裤袋平时绝不放硬币，只放一本有英文字母索引的1.5×3英寸的电话本子，最多是加放一两片供无聊时咀嚼的高丽参。我对自己把小面额硬币放错裤袋感到莫名其妙和深恶痛绝，又若无其事。

我翻开《一些树》，随便找些诗行来读。司机仍然把车开得左摇右晃，把我视线里那些诗行扭来扭去。

Each servant stamps the reader with a look.

Aftermany yearshehasbeen brought nothing.

The servant's frown is the reader's patience.

（每个仆人用一种表情给读者烙下印记。

多年以后他一直没有被带来什么。

仆人的蹙额是读者的耐性。）

车靠站停下时猛烈地一撼，我停止阅读，看到窗下一个穿红色牛仔裤的长发女孩用绷紧的红色屁股对着我，脸朝“屈臣氏”里边望。开车后我又继续我的阅读。

Traffic is the reader's pictured face.

Dear,be the tree your sleep awaits;

Worms be your words,you not safe fromours.

（交通是读者那张绘成画的脸。亲爱的，成为你的睡眠等候的那棵树吧；让昆虫成为你的话，你免不了受损于我们的。）

巴士在我的目的地之前那一站停靠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准备下一站下车。这时我发现我座位背后距我三排的位置上，一个异常漂亮的中学女生正大胆而好奇地望着我。在我也大胆而好奇地望着她的时候，她没有示弱的意思，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输了，避开她的目光，往梯口走。她就坐在梯口边。当我忍不住又望一望她的时候，她仍然大胆而好奇地望着我，目不转睛。我也大胆而好奇地望着她，但很快又输了，避开她的目光。当我开始往梯子下面走的时候，我再朝她那方向望一望，这时我仅能看到她的眉头，而她竟伸了伸颈，大胆而好奇地望着我。我又输了，再往下降一级。

当我在思量着要不要再升上一级，再望望她的时候，车已到站。想到我必须下车，我感到愤怒和沮丧。但我加快步伐下车，并回头向车窗望去，那双硕大明亮的眼睛仍在大胆而好奇地望着我。我在想着，我不该下车。不下车干什么？没什么，就是不下车，让她大胆而好奇地望着。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撞击起来，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般。我的灵魂飞离肉体，飞离现实。我失魂落魄地出现在朋友面前。他问我怎么了。我把《一些树》往他面前一扔说，遇见一个女孩，现在还没有适应过来。

臭果皮

往泉州的长途汽车开出厦门站不久，便有一个装束三不像的鸡眼青年和两个看上去似乎是跟他一路的四不像的家伙上来。那个三不像的鸡眼站在前面，那两个四不像的挤进后面。

不到十分钟，鸡眼便开始打一个正在打盹的农民模样的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的主意。他一手用一张报纸遮在那农民胸前，一手在报纸下做小动作，试图解开农民左胸前的衣袋。但他的手艺实在差劲，屡试屡败。那个农民总是在他看来快上手的时候趁着汽车的颠簸而震了一下，抬一抬头，挪动身子，然后又继续打盹。

我感到窝囊极了，凭我瘦小的身躯和身旁的老婆，只够鸡眼瞪两瞪——他根本不必摆开架势或亮出小刀子。而我知道，如果我喊出来，车上这些同样精明和窝囊的闽南人最多只会在我被剁成肉酱的时候不笑出声来。

但我一直瞪着那个就在我斜对面的鸡眼，希望他在稍微侧过脸来的时候碰到我的目光，在知道有人知道他的时候收手。机会果然来了，他没有瞪我，而是直望我。我也是直望他，并轻轻摇头，示意他收手。而他仍然一边直望我一边做他的小动作，好像我的坐位是空着的。

这时候本来叽叽喳喳的车内突然鸦雀无声，那个打盹的农民终于抬起头来，耸了耸肩，表示他已经完全醒来了，并且下意识地摸了摸他的左胸衣袋，把已被解开的钮扣重新扣好。

鸡眼——这个穿着新衣的皇帝，终于遵守“偷”的游戏规则离开了，没有公开打劫。他把手一挥，喊一声下车，后面那两个四不像的便一如所料，跟着他们那个不及格的大哥下车。

这时候果然不出我所料，全车人都成了事后的小孩，叽叽喳喳揭露三不像和四不像们的真面目。我后排那个六十岁样子的小市民说：“那个人一上来我就知道了，他的眼睛斜斜的，是贼眼，果然不出我所料，哈哈哈……”后面传来附和的声音：“我也看出来了，他穿得怪怪的，不正常，一上来我就知道了，哈哈哈……”车门边那个女售票员说：“都见怪不怪了，每天不知遇到多少次……”

终于轮到那个五十岁农民开腔了，他扫视了大家一眼，若无其事地表示，他早就知道了——他一直是知道的。他透了一口气，隐隐露出经过一场心理消耗战之后的疲态，头一低，又继续打他的盹儿——这回大概是安心进入他的梦乡了。

我也闭上眼睛，悄悄对自己说：“你只是车上这堆垃圾中的一块臭果皮。”

江湖

这件事唯一让我吃不消的是：一个清醒的一流诗人被一个醉酒的九流画家打了。以至于我的游玩计划被弄得索然无味，我与老婆的两人世界遭彻底捣毁，这些倒是次要的。

我们在临海的鹭江宾馆租了一间房，便乘渡轮到鼓浪屿去玩。在吃了一顿不错的兰州拉面之后，我们趁着暮色逛到戏院旁边一家看上去颇有规模的画廊。

画廊还开着，但没人，里边一间房里传来猜拳声，想必是主人在与朋友喝酒吃饭。我们就在画廊里随便看看。全都是些不入流的货色，我老婆还嘀咕了一两句。一会儿一个女人从里边走出来，对我们说，已经关门了。而我在想，怎么不把门关了把灯熄了呢，但我没说什么，只是噢噢两声。这时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两三个男人在吃酒，其中一个大声说请那位女士（指我老婆）也进来喝一杯呀。我们都微笑了一下。从他们好像一个在抱怨一个在安慰的谈话中，我猜其中一个家伙可能是一个九流但又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

就在我们准备跨出画廊的时候，刚才说话的那个家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喝一声：“看什么呀看？”在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瞬间把我推了一下。我刚要问：“什么事？”那家伙一拳打过来，大概是打在我肩上或哪里，总之不痛不痒，混乱中已记不清楚。这时我已来到了画廊外面，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一边闪避那个家伙低能的拳头，一边试图想弄个明白。这时里边那些人也追上来，拉住那个家伙。我并没有跑开，还想上前讨个明白。这时那女人喊一声：“你还不快走，他醉了。”我才恍然大悟。我一边跟老婆快步走开一边对那个女人的粗鲁口气感到愤愤不平。但是考虑到那个环境，我现在也能原谅她了，况且相对于我所受的侮辱来说，那女人的粗鲁就显得不值一提。

我所受的侮辱是从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开始的。我凭直觉就感到那个打人的家伙就是那个九流画家，而他正在上演我在诗歌江湖上不知听过多少次的戏剧：喝酒打架！

如果换上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如果按照江湖规矩（如果有江湖规矩的话），这个家伙大概连“敬陪末座”也够不上，充其量只能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吭，而我出于同情，会在碰上他局促不安的眼神的时候顺便问一句“你也写诗吗？”或“你是画画的吗？”而他涨红了脸，更加局促不安。

又如果诗歌艺术界真的是江湖，并且能够像武侠小说那样，可以用实质的武功来显示高低的话，这个家伙充其量是某个小镇上的地头蛇，并且欺负到我这个外地人身上来了，而我只露了半招，便把他扔出一丈外。

可是我只能按照社会的游戏规则，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然后回宾馆，在宾馆的咖啡室喝九流咖啡，置身于本地暴发户和暗娼之间。然后在回房间的时候被服务员告知有三个男人来找我们，现在好像还在下面等着。而我们最初以为他们是报复来的，后来才弄清楚他们是来道歉的——当然被我拒绝了。

我无法告诉他们，唯一让我吃不消的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一流诗人被一个拙劣地模仿诗人艺术家喝酒打架的小地方的九流画家打了，并且无法按照江湖规矩好好收拾他——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江湖，我也不是什么侠客。

哭相

这都要怪我碰上那列加快我内心幻灭的准高速火车。

我在朋友楼下叫了一辆的士，直奔东站。中午以后，广深火车通常都在东站上车，由于班次挺多，所以我从来不看列车时刻表，碰到哪一趟就上哪一趟。我也买过一些列车时刻表之类的东西，但总是在真正用得着的时候找不到。

这回我刚好碰上一班准高速火车。我在翻译电讯稿时经常碰到日本的子弹火车和法国的磁浮火车。当我从报上知道广深铁路有准高速火车时，就想，我可以尝尝坐高速火车的滋味了，尽管只是“准”高速。

上火车之后，我通常埋头看书。但是这一回我很想体验一下准高速火车出站时的感觉，于是破例不看书，而看车窗外的风景，也就是看月台上的风景。

我看到一幕残忍的风景。

列车开始移动时，月台上一个五大三粗样貌平凡极了的妇人正朝着与列车相反的方向边走边哭泣。准确地说，她是在拼命忍着不哭出声来，于是那张其貌不扬的脸强烈地抽搐扭曲起来，使她的哭相显得惨不忍睹。而从她那肥胖的四肢运动出来的粗鲁身体语言，又使得这个笨拙场面百上加斤。

但她的确哭得非常真实，甚至可以说，非常动人——我是说，如果把她的脸换成漂亮或美丽的，把她的四肢换成苗条或性感的。

问题就在这里。从她的表情看，那个她刚送走的人决不是她的儿子或女儿，而是丈夫或情人。想到电视电影和我自身体验过的场面，我不得不承认，眼前的风景使我感到沮丧。

且不说电视电影里那些矫情或真情的美女告别的场面，就说我吧，我老婆的少女的时候，每次告别她都哭得脸红耳赤，但由于她青春美丽，多少乘客同情她，羡慕我。即使她生了孩子做了母亲，她告别的哭泣仍然楚楚动人。

而这个女人却大煞风景，狠狠地鞭挞我固有的观念。我终于无耻地明白到，为什么那些高明或低能的导演，总要找美女拍戏，无论她们的哭相是多么矫情或真情。

太阳知道我的秘密

下午四点半。我从人民医院出来，发现阳光明亮而温暖，很想好好晒一晒。我是今天黎明时分抵达泉州的。在香港的时候，天气一直很暖和。我身上穿了一件从出口店买到的枣红色中褛，另带了一件同时可作外衣的红黑灰相间大格子厚衬衫，作替换中褛之用。我出门怕行李，因此尽量少带衣服。我是从深圳搭乘长途巴士的，全程二十个钟头。大概到最后五个钟头的时候，已感到气温骤冷。我以为是凌晨的缘故，又以为是因为福建天气比广东冷的缘故。直到抵达后才知道，泉州也是到凌晨时分才骤冷的。也就是说，气温是随着我逐渐接近我旅程的终点而逐渐变冷的。这样，我只好把那件厚衬衫也穿在身上，如果继续冷下去，那么我这十来天就别指望换外衣了。

我得了肝炎，现在仍在休养中，我抵达不久就去医院验血，看是否完全恢复正常了。刚才去看报告，结果是好了，这使我感到放心，恰好碰到阳光灿烂，于是一边走一边考虑，要不要停下来晒一晒？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是一个日夜颠倒的人，身体因这种阴差阳错而一直不好。虚弱，苍白，植物神经系统紊乱，肚子里满是药物。以前我的问题是如何设法生活，患病后我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死亡。脑子里满是阴影。我喜欢阳光，但从未刻意去追求它，所以我几乎终年不跟它打照面。而现在，我想刻意地站在街头晒一晒，就像偶然站在街头跟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打个招呼，顺便聊它十分钟。

我在九一路的中段停下。九一路横在我面前，我身边是一条不知名的小巷的出口。小巷跟九一路一样人来车往，我选择靠近一根电线杆的位置站立着，脸朝着西天的太阳，它温暖而柔和，我甚至可以眯起眼睛直视它。好久没有这样直视它了。我的眼睛因小时候经常试图在阳光最猛烈的时候直视它而被刺出毛病来，那是一种挑战，是我跟太阳之间保守的一个秘密。你好，太阳。

望着西天的辉煌和远方楼房的金黄色轮廓，我突然若有所思，想起大约十年前写的一首有关落日的小诗。想到岁月的流逝，我便打算也想想爱情，想想人生，它们都像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陌生而熟悉，常在心头却无暇理会。

马路对面小巷口的电线杆旁站着一个警察，那个位置与我对称。他戴着墨镜，不断向我这边望过来。最初他大概以为我是在等着过马路，可是有好几次机会我都没有过。他大概又以为我是在等人力三轮车，可是已经有好几个路过的三轮车夫问我坐不坐，我都没理会。我成了一个怪人，不像本地人，也不像外地人，不像迷路，也不像别的什么。我身边那个水果贩也开始疑惑地望着我。我也不想买水果。我只是那样站着，脸朝着西天的太阳，然后望这望那，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优哉游哉，有点心不在焉，有点莫名其妙。

大概只有太阳知道我的秘密。

庞培

我是在陈东东编的《南方诗志》上知道庞培这个名字的，他在那本油印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朴实而凝练，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接着我又在另一期《南方诗志》上读到他的几首诗。从他的作品，我以为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曾写信问陈东东要庞培的地址，他回信说庞培去广东“打工”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地址。想到“打工”，我脑子里便出现一幅盲流图：这小伙子在受着什么样的苦呢？

大概是几个月后，我收到庞培寄给我的一封信，还附来一份《东方夜报》，他就在那家报纸当编辑。信封上只写着“香港大公报黄灿然”。他说听说我在《大公报》，便写信来。原来我的诗和译诗也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信中还提到一个重要信息：他生于1962年，年龄大概与我相仿。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他比我还大一岁。我在回信中也跟他提到我对他的年龄的臆想。他没有立即给我回信，但经常给我寄来一份发表他的散文的《东方夜报》。他这些散文慢慢证实了我对他的另一个印象：他是个忧郁的青年，对人生有着说不尽的苦恼。那是一种契诃夫式的忧郁。他在散文中提到他开过餐馆，但因跟人家打架而散伙了。他还提到他梦想开一家书店。

圣诞节的时候，他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

今年七月底，我到广州见陈东东，这是我们通信近十年来第一次见面。那是个星期六下午，陈东东和他的朋友在我一位朋友的办公室等我。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多了。陈东东给我介绍他的两位朋友：一位诗人杨子，新疆来的；另一位我听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王方，个子高大，理着平头，生得很漂亮，清新而健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鲜酒家吃饭，在座的还有李苇、孙泽和杨子的太太。席间杨子和王方谈起我的诗和译诗，我颇感意外，也很欣慰。我还跟王方谈到契诃夫、齐弗、卡佛、奈保尔、巴别尔，这些人的小说他都看过，在很多观点上我们都很一致。他说他很仔细地把《契诃夫文集》看了。我一直感到纳闷，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这条汉子。

吃完饭后我们去花城出版社的宿舍找袁安，欧宁刚好也从深圳来广州，也在袁安家里。我们在袁安那个装修颇豪华的客厅里聊了一阵。到十点多，有人提议到酒吧喝啤酒去。下了楼，我们三三两两地走着。我走在陈东东身边，但好像突然找不到话题了，于是我冒出一句：“庞培也在广州，你知道吗？”陈东东先是一愕，然后笑了起来，指了指背后的王方说：“这不就是庞培吗？”我大吃一惊，接着也就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

原来庞培已经离开《东方夜报》，到林贤治主编的《大时代文摘》去了。据说他因某次打电话（大概是长途吧）受一位同事干预而把那位同事揍了一顿，这样便不好意思继续留下来了。现在他要与陈东东一起到上海，然后回他的江阴老家开书店。

他真的要开书店！我强烈地感到，他是个正在做梦的人，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他的梦。他在梦想着他喜爱的作家所营造的过去年代的生活，而他要进去置身其中。他身上仍葆有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已难得一见的纯真和朴实，还有那契诃夫式的忧郁。这忧郁的阴影常常在他偶尔的叹息中掠过他的额际。

第二天他便扛着一大堆新书跟陈东东一起乘火车离开广州了。在我眼中，他仍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我曾提醒他，一个人离开故乡，便注定成为终生的流浪者，我猜他过一两年又会出来。他没有回答，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一道忧郁的阴影再次掠过他的额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