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艾贝保·热合曼

维吾尔族作家作品推介

说起来父母极度可怜。打小离乡背井，四处飘泊，最后落脚于一个叫做芦草沟的地方，一住就是一辈子。而故乡吐鲁番，从此成为一种记忆，印在脑海里，挂在口头上。特别是父亲，直到离开人世，很少重归故里，成了一生最大的遗憾。

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接连生养五个孩子，就如同脊背上背着一口锅似的，随时都要为吃饭问题伤透脑筋。经常都是怀里抱着一个，手里领着一个，大的还没吃完一碗饭，小的又开始“哇哇”哭起来。哪里还有闲暇之心，拖都把人拖垮了。

那时，母亲的生活半径就在地头和锅头之间，而父亲虽说担当着村上的干部，也离不开方圆几公里范围。即使偶尔参加县上三干会议，也是来去匆匆，难得逗留一次。

实际上城乡之间近在咫尺，换作今天，汽车油门一踩就到了；而老家吐鲁番，也远非遥不可及，一天跑一个来回也绰绰有余。然而那时就像道路走不到头一样，因而出一趟远门就成了很大的事情。

越是这种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越是让人备受煎熬。只是父母对故乡的思念埋藏于心里，而故乡对父母的牵挂则奔波在路上。于是一年半载之后，或许就有一个亲戚风尘仆仆而来，或相拥而泣，或嘘寒问暖，仿佛都彼此相似的眼神之中，突然看到某个长者熟悉的身影，倍感亲切和激动。

很快，我们就会听到发生于很早以前的一些故事。故事总是围绕着恰特喀勒这个地方展开，这里好像地处沙漠边缘，原先那些低矮的土屋大都被滚滚黄沙埋没了，只有几棵古老的桑树依旧还在生长，到了桑葚熟了的时候，爬上去用脚蹬一下树干，桑葚就像雨点一样劈里啪啦往下掉。

不过以前桑葚都是掉在地上，因为粘满尘土，吃桑葚的同时，也把尘土吃进嘴里。现在就不一样了，先有两个人在树下抻一条布单，然后树上人一蹬，桑葚都落在单子上，干净多了。而且吃不完的桑葚不再糟蹋掉了，装在篮子运到乌鲁木齐，还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呢。

还有一个叫“江格勒巴希”的坎儿井，当初流水不断，清凉清凉的，按习惯吃了杏子就要喝凉水，因而那里就成了孩子们云集的场所。可是去坎儿井要经过一片戈壁滩，而戈壁滩又是蝎子出没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被蝎子叮咬光脚丫子，那个疼比针扎了还厉害呢。所以去坎儿井的路上谁突然“哇哇”哭喊，肯定就是谁踩上了蝎子。

回忆童年那些难忘的岁月，让远离故乡的父母多少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可是这种抚慰毕竟都是短暂的，因为往往父母突然提及一个名字的时候，这个人或许已经成为故人，而这个人却很有可能是父母最牵挂的。父亲还好说，生性意志力顽强，再大的悲伤都能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母亲就不行了，听到这样的噩耗，嘴唇哆嗦不止，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一个劲往下流。记得一次母亲一边炒菜，一边泣不成声，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就围在母亲身边开玩笑说“菜吃不成了，妈妈的眼泪都掉进锅里了”。可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时候正赶上有亲戚从吐鲁番来，母亲如此悲痛和辛酸，一定是又一位亲人与世长辞了。

起先总以为来日方长，今日欠下的，以后补回来，然而繁重的家务和拮据的生活，不但没有让父母偿还债务，反而越欠越多，甚至一拖就是几十年。

虽说父母所欠的亲情债务日积月累，几近难以偿还的境地，却从来没有丝毫亏待我们五个子女。就以我为例，如果不是父母倾其所有，牺牲一切，我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而且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一辈子土里刨食的睁眼瞎子，硬是破天荒培养出了村上第一代大学生，让我第一次出了远门，千里迢迢来到齐鲁大地，不仅看到了祖祖辈辈从来不曾看到的外面的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受益终生的真才实学，为家庭也为社会贡献着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就想，父母的伟大不在于留下多少金银财宝，也不在于见过多大的世界、具有多么高深的学问，而在于教给你如何做人、怎样走路。儿女是父母血脉的延续，父母是儿女精神的依托，所以当我坐着火车，穿行于苍茫大地，感怀江山如此多娇，要么乘着游轮，行驶在蓝色海洋，抑或登上飞机，飞翔那万里太空，惊叹宇宙如此博大的时候，顿觉激情如此澎湃！我就深深祝福我的父母，因为没有父母当年的养育之恩，我那里有如此难得的机遇——饱览祖国山川之壮丽、尽享祖国江河之秀美。

不仅如此，我还曾两次走出国门，一个是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乌兹别克斯坦去了首都塔什干，中亚最大的城市，老城古朴沧桑，新城繁华时尚。撒马尔罕，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名城，到处都是历史遗迹，凭栏而眺，仿佛打开一册年代久远的书本，因为厚重而感慨万千。还有布哈拉，一个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地方，高高的宣礼塔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走进一条小巷，就像走进一个古老的传说。

澳大利亚则在遥远的南半球，墨尔本，先是因库克船长而扬名，后又成为工业重地，拉动着一方的经济。首都堪培拉，花园一样的城市，一座人工格里芬湖，将城市一分为二，四周森林茂密，景色别致。而悉尼更具有现代浪漫气息，那座遐迩闻名的歌剧院，就座落于蓝色的海湾，就像远航的帆船，给人以无限遐想。

如今我的一双儿女，业已步我的后尘，相继考上了大学。如果说当年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而儿女则由一座边城走向了首都北京。儿子在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接着又报考了母校研究生，而且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学教授杨圣敏先生，一个博学而又谦和的学者，今年暑假带队来疆考察，儿子作为考察队一员，受到了先生的赞许。

女儿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四年之后，青出于蓝胜于蓝，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硕士。女儿打小逻辑思维能力强，说话条理分明，一是一，二是二，毫不含糊。而且立志要考取北大，现在夙愿得以实现，她高兴，我们更骄傲。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总算帮母亲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回了两趟老家。每次去的时候，母亲都要带上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布块，走东家串西家，这些布块就成了上门的礼行，从母亲的手里转到一个个亲戚的手里。而几十年前为了这些布块，父母攒了又用，用了又攒，到底从来没有凑齐过一回，耽误了行程不说，也让父母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而一双儿女学历层次早已超过于我，而且均在祖国的首都北京继续深造。想必不远的将来，他们走的地方比我要多，眼界比我也要宽广，外面的世界毕竟太精彩，只有心怀大志，才能成为时代的骄子。

心爱的馕

馕是最接近粮食本质和原色的食物，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这种作为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生命主食，从来都是在用泥土垒成的吐奴尔（馕坑）烘烤而成，因而带有古典的色泽和土壤的芳香。

如同汉民族餐不离蔬，维吾尔人对馕的情感，也是水乳交融，到了难以割舍的程度。所以民间有句俗语：“一日不吃馕，两腿直打晃”，足见日常生活中，馕的重要。

在我们乡下农家院落，或许东家少块菜园，西家缺个鸡舍，却都在醒目之处耸立着一个馕坑。馕坑无论高低大小，清一色黄泥抹就，给人一种亲近感，遇上打馕的日子，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香味。

严格意义上说，用“贴馕”或者“烤馕”代替“打馕”，似乎更贴切。维语中“馕雅克”一词，直译过来就是“贴馕”的意思。自打记事起，我就是看着母亲烤馕长大的。按理说，大人烤馕的时候，是不容许小孩靠近的，尤其外村的孩子，必须离得远远的才行。问及原委，就说别人看见了，馕会接二连三从内壁上脱落下来，烤糊了不说，也失去了形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是怕馕脱落，实则担心不测。小孩天生好动，特别是几个男孩聚在一起，不是爬墙头、就是钻地沟，看着热气腾腾的馕坑，闻着扑面而来的馕香，早已饥肠辘辘的淘气鬼，哪能抵挡如此诱惑，说不定一不留意就跳上馕坑，伸手揭开盖子一解馕馋。而馕坑则状若倒扣的水瓮，内壁经过烈火燃烧，温度高得惊人，万一孩子发生意外，后果可想而知。

馕的味道是特殊的，绵长的，就像一曲天籁之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感觉，馕是越嚼越有筋骨，越品味越是香气袭人，仿佛所有口腔味蕾都被调动起来，不仅余香满口，而且渗入骨髓。

早些时候，家家户户都很拮据，不可能在馕中添加营养成分。即便如此，馕的神奇魅力依然让人称奇。极其平常的面粉，用水和好，揪成团，再几经揉擀，一个个薄厚匀称、大小适中的雏形便摆满了案板。这个时候，心灵手巧的女主人，还会在馕的正面稍加点缀，让馕看上去像一团团盛开的花朵。接下来就是一道最要紧的工序，用手蘸上盐水，沿着馕坑内壁撩洒，最后才依次把馕贴将上去。同样，馕的背面也必须抹上盐水才行。我就琢磨，烤馕除了火候恰到好处，盐水的作用更是奥妙无穷。就如同做抓饭，看似大米、胡萝卜和羊肉几样简单原料，可不少人就是做不出味道，究其原因还是同盐水有关。我发现，母亲每每做抓饭的时候，总是等油锅沸腾之时不忘洒上盐水，所以抓饭吃起来别有滋味。

馕之所以成为维吾尔族心爱的主食，除了其独特的美味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食物难以媲美的优势，其中尤以抗饥饿和耐储存最为著名。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刚吃过饭不久，肚子又“咕咕”叫了，于是有人嚷嚷说，饭没有吃到地方。似乎不马上来一盘过油肉拌面，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换作馕，情况就大不一样。掰开看似一小块，泡在碗里却是满实满载，就跟压缩饼干一样，吃了之后胃里实实在在的，十分耐饿。而且其他食物保质期比较短，特别是没有冰箱和冷藏设备的时期，天一热就怕发霉和馊了。然而馕不仅携带方便，而且还耐储存，即使是在潮湿的南方，只要是空气对流，存放十天半月都不会变质。

馕存放的时间长了，难免变得又干又硬，然而用水一泡，须臾就会松软。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乡下老乡夏日劳作之后，来到一条小河旁，从褡裢中取一干馕，随手向上游一扔，这才开始洗手洗脸。等手和脸都洗利索了，馕也正好漂下来了，蹲在河沿上，馕也吃了，水也喝了。然后来到树荫下美滋滋睡上一觉，一身的疲乏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馕是用水来泡的，而且如果是将馕泡在奶茶中，那才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一位著名的文学前辈撰文讲述了一件切身体会。前辈说，由于他在新疆生活时间比较长，期间，曾经有一段日子请一位维族大嫂照顾女儿的起居，潜移默化中，女儿就受到了茶水泡馕的影响。时至今日，虽说物是人非，她却在吃零食之时，依旧习惯性在水中蘸了再吃，令人感触颇深。

记得小的时候，一到暑假，我们几个要好的孩子喜欢结伴去山里掐“地皮”。所谓“地皮”其实就是野草莓，因为味道特别香甜，到了季节总不忘去过过馋瘾。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加之野草莓日渐稀少，馋瘾倒没过足，人却身心疲惫，饿得前心贴了后背。幸亏爷爷家就在附近的牧业队，于是我们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好不容易摸到爷爷家，一瞧，却是铁将军把门。也是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干脆像一群小土匪一样把锁撬了。只见房梁上吊着一个筐子，急忙取下来一看，正好有几个大而厚实的馕，就高兴得疯狗似的抢着掰着，一边大口大口嚼着馕，一边轮换着用勺舀着水缸里的水，“咕咚、咕咚”喝个没完。这几个馕或许是爷爷一家好几顿的主食，却被我们在俄顷之间，三下五除二就消灭得一干二净。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中午的伙食就是半个馕。然而让人感慨的是，这半个馕往往到了中午之时就不翼而飞。我知道是被同学拿去吃了，直到后来都毕业了，其中才有人对我说：“没有办法，肚子太饿，再说你那半个馕，也着实味道太香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馕虽好吃，但毕竟有限。就像岳父生前所讲的：馕的贵重，只有饥饿的心知道。岳父有一段时间在山上伐木，因为从事重体力劳动，按规定奖励适当生产粮，岳父就存起来烤成馕，打算回家时带给孩子们。可是回家经过一座座牧人的毡房，总是看到牧人的孩子盯着他肩上的袋子。岳父就觉得不是这个像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像他的女儿。于是不忍心停下来，掏一个馕给孩子，等回到家时，馕已送得所剩无几，就只好对一群围上来的儿女说：“等下一次，一定给你们攒满满一袋子馕。”

说真的，到了我在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至少可以确保吃饱肚子。可是我依旧怀念馕的味道，如同一个维吾尔族男声组合所唱的一样：“想起母亲烤的馕，心中升起一轮金色的太阳”。寒窗四年，只要接到家里寄来的包裹，我就像过年似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因为包裹中有我朝思暮想的馕，虽说隔着一层白洋布，我仍然闻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味道，仿佛一下子回到故乡，回到了父母的身旁。

馕的味道的确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无论走进任何一个维吾尔族人家，不管富有还是清贫，餐桌上没有馕是说不过去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品种繁多的食物中，馕的地位始终处于最高状态。出远门的时候，别的可以不带，而馕一定是少不了的；订婚的时候，一对新人必须同吃蘸过盐水的馕，以此表明白头偕老。同样，如果有谁将馕踩在了脚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发了毒誓。所以说：馕是信仰，无馕遭殃。

当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相互融会，馕的内在成分和品种也日趋呈现多样化。有掺了植物油和鸡蛋的，也有用蜂蜜和牛奶做成的；除了小麦粉，还有苞谷面，甚至专供糖尿病人的荞麦馕也应运而生。像锅盖一样大的叫“艾曼克”馕，像茶杯口一样小的是“托喀西”馕，放有洋葱的称之为“皮芽子”馕，包有羊肉馅的则名曰“果西”馕。简直品种多得很，品位各不同啊。正是因为发展到今天，馕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大众化食品，一些机敏的商人索性给馕进行了注册，诸如“阿布拉馕”和“苏莱曼馕”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可以高兴地说，新疆的馕不仅驰名中国，而且走向了国外。前些日子，一个朋友的亲戚从美国到上海出差，打电话告诉朋友，说他特别想吃阿布拉的馕，让朋友想办法带几个馕给他。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之后，全国各族人民心系灾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除了捐钱捐物，各种方便食品也是源源不断运向灾区，这其中就有新疆的馕。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止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馕，而是代表了新疆各族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