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美

卡森·麦卡勒斯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在美国文坛上的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1940年，年仅23岁的她发表了处女作《心是孤独的猎手》，随后，又有《金色眼睛的映像》、《婚礼的成员》、《伤心咖啡馆之歌》和《没有指针的钟》等作品相继问世。而《婚礼的成员》则被许多评论家誉为是麦卡勒斯所有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部。其精致的结构、巧妙的叙事、奇特的象征，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交口称赞。小说以发生在美国南方一个刻板而沉闷的小镇上的故事，展示了一个敏感的青春期女孩独特的内心世界和怪诞复杂的幻想，几乎涵盖了作家终其一生所热切关注的全部主题。在创作《婚礼的成员》时，她曾这样写道:“当我如此艰难地写作这部新小说时，我有一种强烈的丧失创作力的感觉，一种无法控制的疲惫。我把小说的第一部分重写了五遍，但还是没有找到文章的基调。，似乎是由于我缺乏神的庇佑。我渴望祈祷。上帝，帮帮我吧!”(Carr 200)。卡森确信，她写作《婚礼的成员》的过程这么不顺利，正反映了自己灵性世界的缺失。她感到被遗弃了，一种失去了上帝和信仰的感觉纠缠着她，断断续续地折磨了她一生的创作。我们不禁要问，麦卡勒斯这种灵性缺失感是如何生成的?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一、南方宗教传统的失落

美国南方素有“圣经地带”之称，其宗教传统是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加尔文主义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信奉宿命论和原罪等教义，压抑人的欲望，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主义和享受行为。而旧南方令人不可思议的宗教发展即是把新教与奴隶制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奴隶宗教。奴隶宗教蕴含的观念体现为，在努力控制周围环境和事件的过程中，个人可以诉助于世间的其他力量，但永远不能拥有或控制这些力量。“神的力量控制着个人，个人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意志而祈求仁慈的宇宙力量的帮助，就不可能抵制邪恶势力”(陈永国37)。这样的宗教传统也是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和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根源，支撑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规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准则。

生活在宗教传统失落的世界里，麦卡勒斯深切地体会到了人们失去信仰后的孤独和迷惘。生长于佐治亚的麦卡勒斯对南方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一种充满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她像眷恋自己的母亲一样眷恋着南方;另一方面又怀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惧感，正因为对南方怀有深厚的爱，也使得她对南方社会丑恶性的切齿痛恨。她以美国南方悲观的人生观和失败感作为小说的基调，因此，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意识破碎，要么身体畸型，要么心理失调，从而导致了精神的我向性。在谈到其人物的反常和怪诞时，麦卡勒斯说，“人们无法解释对病态的谴责。一个作家只能说他写的东西是撒下的种子，它们以后将在潜意识中生长、开花。自然并非不正常，只有无生命才是不正常的。悸动、运动、在房间周围走动的任何东西，不管在做什么，对于作家来说，都是自然的，具有人性的(Carr 117)”颇有意义的是，麦卡勒斯作品中的主角始终都无法走出精神隔绝的樊篱，不管他们怎样寻求与外界接触，都难以实现其目的。这就是麦卡勒斯小说中体现的人的困境和命运。

罗马尼亚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写道，“宗教的人的生命是有一种额外的向度的，这种生命不仅仅是人类才拥有的，因为它有着一种超人的结构，所以同时它也是宇宙的，他的存在是向整个宇宙开放的”(Eliade 94)。由于人们精神上的隔绝造成他们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满意的联系，那么这种宗教徒生命所具有的额外向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包括麦卡勒斯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选择了“去圣化”“去神秘化”，即不再与上帝或神灵建立联系，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全面转向了内心和自我，对一种无所不在的神圣力量的信仰也被另一种观念假想所取代，即个人生活中的基本决定因素是个人意志。

二、作家病情及气质的规约

麦卡勒斯的宗教态度和由此而衍生的人生经验，由于身患不治之症而被进一步强化。由绝症所造成的内心的痛苦、恐慌、绝望以及对上帝的怀疑，则使她对现实社会的怪诞和人生的孤独有着特殊的敏感。这也是导致麦卡勒斯小说创作中灵性世界缺失的一个关键原因。麦卡勒斯以生理上畸形、心理上变态的人物来象征人世间的恐惧与绝望。作家不仅对大自然的美丽和残酷极其敏感，她对道德行为的对错、和谐和平衡也有着强烈的感受。但是，从卡森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是，无所谓灵魂的救赎，也没有可以寄托希望的来世。

在麦卡勒斯的生命哲学里，她认为上帝是一个把秩序强加给宇宙的无上的创造者，一个变化无常的神，其专长就是制造怪诞的畸形人。在卡森创作《婚礼的成员》的过程中，她塑造了约翰·亨利，皮肤白皙，是“大妈妈”的儿子。他的母亲形容他是“一个上帝没有完成的作品。造物主的手从他身上抽走的太快了……因此，他不得不到处游荡，这里做一件事，那里做一件事，来完成对自己的塑造(麦卡勒斯131)”。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金色眼睛的映像》以及《伤心咖啡馆之歌》中，作者反复描绘了一个颠倒的、噩梦般的世界——上帝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支离破碎的人类和毫无乐趣的古怪的人们，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是追求稍纵即逝的快感和满足，他们形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群体。《婚礼的成员》中，在弗兰淇的意识里，每一个孤独的人物都被无情地锁进了一个空间，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而《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亚当斯和约翰·亨利无疑都是这个未完成的世界的牺牲品。麦卡勒斯试图通过怪诞的畸型人物表明人类的不完整性。一个反复无常的造物主突然对别人或别的事物发生兴趣;他已不再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爱他、崇拜他的人，而是被一个早已创造出来的、造物主本身将要爱和崇拜的更高级存在所吸引。这就是麦卡勒斯描写的过早“缩手”的造物主，并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多次出现。麦卡勒斯终其一生描写孤独的灵魂，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况，表现了孤独怪诞之人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不幸的畸型人与不完美的造物主之间的断裂关系。按照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的观点，神灵的这种等级，卡森已经通过《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聋哑人辛格的梦中寓言表现出来了。

麦卡勒斯这个孤独猎手也是生活中不折不扣的“未成熟少女”。作为一个双性恋者，她会任性地跟男人，或者女人上床，会在丈夫第一次自杀未遂时，因树枝断裂而说上一句责难，“劳驾，利夫斯，如果你必须自杀，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你把这棵梨树搞成什么样子了!(Carr 401)”她高度自私任性，又极端随意而为，完全看不出一丝一毫对于神性的敬畏。有时，作家对无所不能的仁慈的上帝渴求，又会让位于祈求帮助的哀号。许多人把她这些呼唤与她艰苦创作了五年多时间才最终成形的《婚礼的成员》联系起来。正如皮茨描述的那样，卡森后来多次在信中呼唤神灵的帮助。当上帝看起来漠不关心或遥不可及时，她会无缘无故地大声呼叫。这也正是由于其灵性世界的缺失带给她的巨大痛苦。

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植入

另一个导致麦卡勒斯在小说创作中灵性世界缺失的原因，是她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卡森·麦克勒斯1946年去了巴黎，并在那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许多法国作家和剧作家把她引入了他们神圣的小圈子。这其中就包括让·保罗—萨特、西蒙·德·波伏娃以及阿尔贝·加缪。在《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利夫斯告诉皮考克，他们估计将在巴黎住一到两年，卡森给文学界——包括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尽管有这么大的名气，她依然谦虚(Carr 288)”“麦卡勒斯常常离开利夫斯单独行动，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和别人在一起，她喜欢坐在街边的咖啡馆里，观看其他顾客、路边画家和他们绘画的对象。她遇到过安德烈·布莱登，他经常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雷·的玛格做演讲。雷·德马格就在她最喜欢的拉·弗劳尔咖啡馆旁边，后者是萨特和德·波伏娃夫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的阵地，也是加缪经常光顾的地方(Carr 289)”。可见，卡森在法国巴黎的那段时间与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过往甚密，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存在主义气息。

萨特在其独幕剧《禁闭》中宣称:“他人即地狱。”在萨特看来，人际关系的本质只有冲突和斗争。每个人都在处心积虑地消灭他者的主体性，用这种方式使他者成为受奴役和支配的客体，因为两个或多个主体共存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消除来自于他者的威胁和压迫。这种思想在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恶棍青年马文·马西对个性古怪的爱密利亚心醉神迷，为了得到爱密利亚的亲睐，他改邪归正，并学会了认真地过日子。即使在新婚之夜遭受冷遇，依然不惜重金买来戒指、指甲油、手镯等礼物奉献给爱密利亚。爱密利亚不仅没有心怀感激，反而经常对他拳脚相加，十天后甚至将他赶出了家门。流落街头的马文·马西，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抢劫、杀人，无恶不作，最终锒铛入狱。但爱密利亚却对前来投亲的罗锅李蒙情深意切，遇见李蒙之后，生性冷漠的她出人意料地性情大变，不仅收留了他，还把杂货铺改成咖啡馆，以博取他的欢心，可她并没有得到李蒙表哥热情的回应，而是在遭遇无情背叛之后人财两空。这不能不说是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辛辣讽刺。

《婚礼的成员》这部小说也包含着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小说一开头就描述到弗兰淇内心的苦闷，她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弃了。一方面成长使她觉得害怕和不安，早熟让她不屑于和同龄人一起玩耍，但她又不能像大人一样去做事，只能待在家里听黑人女佣的唠叨。另一方面，她企盼能有“归属”感，每个人都有“我的我们”，而她没有。表弟亨利的“我们”是他的家里人，佣人佩内莉斯的“我们”是她死去的丈夫，父亲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当她收到哥哥邀请她参加婚礼的信时，她终于发现属于自己的“我们”就应该是哥哥夫妻两人了，于是打定主意要和他们永远在一起，她的心豁然开朗，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这样写道:“她的世界好像一分为三——属于老弗兰淇的前十二年，今天，以及未来他们三个名字以JA开头的人天涯相伴的所有日子。“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的价值的无限性体现为自由选择的无限性，无论是自我的存在，还是自我的价值创造，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孤独，看似是一种无奈而具有悲剧意义的状况，实则给予自我无限选择的可能性”(万俊人91)。由此可见，弗兰淇选择脱离人群，与哥哥夫妻两人远走天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外部荒谬环境的抗争，是对异化的拒绝，更是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回归。

又比如在小说第二部的第三节，一向在一起口角不断地三个人莫名地都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下面是他们的部分谈话:“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麦卡勒斯121)。这段话表明:人作为一种处境性存在，被迫压抑住自己本性中的生命冲动，最终被打磨、锻造得失去自我的内心，只剩下对生命本质和自我的欲求。透过这些话语，我们可以嗅到，那些由憧憬与缅怀、逝去与未来、存在与虚无混合而成的忧郁的意味。与此类似，作者在其最后一部作品《没有指针的钟》中，诗性地解读了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形象地阐释了作为处境性存在的人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

四、寻求神性的复归

从麦卡勒斯小说创作灵性世界缺失的现象中，可以发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她通过呈示这种信仰缺失和精神隔绝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反题:即在这个物质文明发达而人性异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去正视信仰危机以及灵性世界缺失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人生追求，走向神性的复归。正如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家的能事在于呈示而非宣扬。而麦卡勒斯正是在极尽一个小说家呈示之能事，通过表现灵性世界极度缺失而造成的信仰危机与精神隔绝的可怖现实，为人类提供神性复归的终极理想。

结合麦卡勒斯的作品来看，可以鲜明地体会到作者对于灵性缺失的一种反拨。比如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没有指针的钟》一书中，小说描写了药剂师JT·马龙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逐渐接受死亡的挑战并且最终勇敢地面对死亡的过程:他通过拒绝服从种族主义者小集团的命令，没有承担炸死那个斗胆入住白人社区的黑人舍曼的任务，由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以及神性的回归，临终前完成了一次自我意识的升华。

另外，当杰斯特得知舍曼被炸死的消息后，愤怒的灵魂无法抑制，准备替舍曼报仇，在飞机上杀死小镇上的居民萨米，可是最终有些内心的东西阻止了他:“因为在那一刻，怜悯的种子，在悲伤的促使下，已经开始开花”(麦卡勒斯258)。是怜悯拯救了萨米，也拯救了杰斯特。热爱飞行的杰斯特带着凶手进行了一次完美的空中旅行，透过几千英尺的距离，他看到这个地球如此井井有条，田野村庄交错纵横，“在这样的高度你看不见人，看不见人所遭受屈辱的细节。从远处看地球是完美的，是完整的(259)。”麦卡勒斯接着写到:“然而这是心感到陌生的秩序，而倘若要热爱这个地球，你必须靠近一点。远处看到的地球不如久久注视一双眼睛意义来得重大，即使是敌人的一双眼睛。”这也正好符合伊利亚德对于宗教徒生命的额外向度的阐述，即将自己的生命向宇宙敞开了，并同整个世界建立起一种和谐统一的联系。《没有指针的钟》出版后，田纳西?威廉姆斯曾评价说，这本书有麦卡勒斯的道德境界、崇高的精神和对孤独的探索的心灵的深刻理解，正是这些品质才使她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

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写道:“现代的非宗教徒接受一种新的存在现实，他仅仅把自己看成历史的主体和发展动因，他拒绝任何对超越的诉求，换言之，他不接受人类生存状况之外的任何存在模式，这样的模式正如我们在不同种类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人类创造了自我。在对自己和世界的去圣化过程中，他只是相应地使自己更完美。神圣是他自由之路的主要障碍，只有当他彻底地去神秘化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他自己，直到他消灭最后一个神，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Eliade 119)”。同时他还说道:“归根结底，我们所要说的仅仅是，现代非宗教徒接受了一种不幸的存在(119)”。伊利亚德的意旨很明显，他是在强调，一个只关注自我和主体性存在的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和神灵庇佑的非宗教徒，他们的存在是可悲的，是找寻不到自身的终极出路的。而麦卡勒斯通过小说创作中灵性世界的缺失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一主题:现代人只有重建信仰的终极关怀，完成对于神性的复归，才能满足精神世界的需要，才能驱逐内心孤独的内核，从而摆脱这个异化的世界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桎梏。

Carr，Virginia Spence．The Lonely Hunter: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Princeton，NJ:Recording for the Blind ＆ Dyslexic，2007．

陈永国:《美国南方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Eliade，Mircea．Das Heilige und das Profane．Insel:Frankfurt，1998．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周玉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万俊人:《萨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