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琴

“猪圈”：隐喻与叙事

□张 琴

《猪圈》是一部“看不懂”的电影，就像《十诫》、《罗生门》、《秋天奏鸣曲》等诸多“经典中的经典”那样。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观影者对“猪圈”、“荒野”和“女体”的肆意想象——之所以是肆意、亦需要肆意，答案或许全在于“寓言诗人”帕索里尼自己原本就没有（清晰的）答案。

既为寓言，又怎不暧昧？

受费里尼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帕氏的影片不仅继承了费里尼晦涩、深奥的特点，同时也延续了新现实主义朴素的记录风格。然而在探讨生命、宗教、哲学以及社会存在等题材问题上，他又有自身独特的创新：自处女作《乞丐》以来，叙事的隐喻性一直在延续，无论是《罗马妈妈》、《小鸟与大鸟》、《马太福音》还是《索多玛120天》，无一例外——《猪圈》则更是极端化的隐喻叙事。

从这些影片可以看出，导演关注的是形上的终极命题：生与死、压迫与反抗、原罪与救赎、自由与专制、和平与暴力、高贵与卑贱、纯洁与肮脏……这些二元对立的矛盾从未得到化解，而最终均通向了死亡。

影片的基调和故事的结局说明，因为深受萨特存在主义之影响，导演对现实充满了失望、无奈的悲观情绪，无论是基督教、弗洛伊德还是马克思，都无法拯救这个世界。

鉴于命题的特殊性，帕氏没有固守新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除保留平实、朴素的原生态画面风格外，在镜头、剪辑、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突破。

例如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可谓是对生活的忠实记录：摄影机跟随父亲来回移动，情节发展平铺直叙，画面单纯再现，没有特殊的取景，也不附加任何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