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周励 李承明

2011，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时期，是当前一个重要而必须破解的紧要课题。

烟台：“四位一体”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3月13日，按照修才英老人的服务需求，烟台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老人送来大米。

创新社会管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当下，只要你是个公职人员，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或者感受到每一家单位、每一个部门，处处都在讲“创新社会管理”，人人都在谈“创新社会管理”，各种媒体都在报道“创新社会管理”……显然，这已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话题。

而这一热词是如何缔造而成？我们追溯这个必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工程建设”的形成脉络——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2009年12月10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同意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等“三项重点工作”的意见，并以中办发[2009]46号文件下发；12月18日，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周永康对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2010年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周永康的文章，题目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2011年5月，“十二五”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提出，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2011年5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2011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至此，“创新社会管理”这一理论概念完全确定，并迅速在全国推进。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在接受一家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管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中渐趋成熟。而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与经济管理体系相比，仅仅处在起步的阶段。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确是当前必须破解的紧要课题。

“重大变化”催动社会管理体系变革

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哪些“重大变化”，催动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变革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石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一，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构成社会的群体有了重大变迁。过去的农民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今天的很多农民已经转化为农民工了；过去的工人基本属于体制内的“职工”，今天的工人构成则多元化了。同时，今天的社会结构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群体，比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雇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二，人们生活工作的社区变了。传统城市社区基本上是单位大院和街道居委会两种类型，但今天的城乡社区均有重大变化，比如新生的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型小区、各种开发区、各类科技园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业化成为主体的农村社区、“新农村”等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

三，就业体制呈现重大变化。过去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今天，在传统体制里就业的已经是少数。新生的就业体制包括私营企业、外商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企业、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实际运作中，就业情况比单纯分类更复杂，比如有承包、转包、出租，也有包工队、挂靠、交管理费、网上开店等。

四，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全国地区的社团、专业组织、学术组织、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组织、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多达数十万，其成员数以千万计。

五，人口巨大流动。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终身就业制，即绝大多数人终身在一个单位就业，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锁定，人们很难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流动。调查显示，80后、90后变换工作单位的比率大大高于他们的前辈。接近2亿的流动人口，仅农民工就是个庞大的数字。

六，社会生活纷繁变化。改革30多年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交往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住房体制变化了，过去城市居民基本上都是住在单位的房子里，今天多数城市居民成为住房的所有者。同样，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出行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此，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贾宇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总结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正由“小农经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知识经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和“世界一体化经济”转型。

政治上，由伦理道德治国、行政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型，但法治国家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法治虽然在国家法律规范层面被确立了下来，但是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意识还没有深入普及到各个阶层，地方规则、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治的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与经济管理体系相比，仅仅处在起步的阶段。

文化上，则由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社会思想和价值由一元化趋向多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富强、民主、法治等观念，成了社会最基本和最主流的价值观。但同时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传统社会的官本位主义等价值观，也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中西文化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会形成很多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导致很多不平衡、不和谐的现象，这并不奇怪。”

在社会领域，中国正由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中国”不断向“城市化中国”迈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静态的社会向加速分化和流动的社会转化。

在上述转型中，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万工人下岗再就业，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1.2亿农民工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大流动。并且上述转型还处于进行中，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定型化。

国家为何要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国家之所以要进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贾宇认为，“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会形成很多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导致很多不平衡、不和谐的现象，这并不奇怪。”

而目前我国社会到底出现了哪些主要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呢？贾宇介绍——

1，社会贫富悬殊持续加大，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心理趋向失衡。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所占有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2，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恶性案件频发。当前个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化、尖锐化。劳资矛盾、拆迁冲突接连不断，看病贵、房价高、就业难、农民工权益频受侵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垄断行业暴利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自然的、历史的、政策的、体制的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缓解。但恰恰正是这些领域，最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点。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三聚氰氨事件、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陕西宝鸡的工业污染事件、多次发生的被拆迁户自焚事件、富士康员工13连跳楼事件等等群体性事件，集中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严重不稳定事件。2008年拉萨及其他藏区“3·14”打砸抢烧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引起大家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虽然此类事件存在民族的、宗教的因素，但就本质而言，新疆和西藏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滞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4，国际上，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遏制战略。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极力推行对华遏制。因此国际经济摩擦、政治矛盾日益凸显。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争端、中国和印度在藏南的领土纠纷等等，也较频繁发生。以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处理过程中，有可能在国内引发突发事件，演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5，国内维稳的压力持续加大。各级政法机关、维稳职能部门长期处于疲劳作战状态，维稳的经济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许多地区公共安全的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例如，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另外非国家的道德权威和精神力量正在不断增长。例如许多地方教派涌现于乡间，基督教等宗教的信众人数迅速扩大；地下教会组织迅速发展，在有些地区，其成员明显多于正式教会成员。如果我们的监管不加强，这些问题都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