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志勇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1.引言

随着我国的西方修辞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英语专业研究生开始热衷用古今西方修辞学理论去做话语分析，这是体现国人对西学重视的好事。然而，对古今修辞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却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甚至误解。譬如，一些研究生由于对当代美国修辞学泰斗伯克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以致在学位论文的理论框架上把伯克的“同一”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诉诸作为不同的修辞策略并列起来。殊不知，伯克的“同一”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诉诸之间的是交叉和重叠的关系，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变通。

在伯克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对比方面，国内外一些学者，如美国的Holland(1959)、Schwartz(1966)和我国的顾曰国(1990)、李鑫华(2002)等先生，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过研究，获得颇有启发意义的成果。不过，迄今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如他们的理论在运作上的关联，似乎极少涉及。本文拟从修辞运作机制这个最核心的方面来探讨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联。

2.伯克修辞学定义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定义的变通

为了揭示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运作方面的密切关系，有必要首先了解他们的修辞学定义及其深刻蕴涵。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有几个修辞学定义，其中最重要的是:

修辞学可以定义为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寻求一切可利用的劝说手段的功能。(Aristotle，1954:24)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定义的核心词语是“劝说手段的寻求”。伯克的修辞学定义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似，但也有差异:

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在他人身上形成观点或诱发行动……修辞是根基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之上，……是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那些本性上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Burke，1950:41－43)

该定义的核心词语是“诱发合作”。尽管从定义来看伯克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存在差异，但只要我们仔细对比分析伯克的“诱发合作”与亚里士多德的“劝说”，还是能发现它们的相通性:这两个核心词语的内涵存在相交或重叠现象。所谓“劝说”，意味着被劝说者的思想、态度、观念、信仰、行为等方面的某种变化。在现代意义上来说，劝说意味着态度的形成、加强或改变。说我成功地劝说了某人，意思是说在我话语的影响下，他的态度、行为与我所希望的是接近或一致的。这和“诱发合作”的内涵相差无几。说我成功诱发某人合作，实质上是说他的所思、所行与我的接近或相同，也即他的态度或行为与我所期望的相似或相同。可见，“劝说”与“诱发合作”在深层次上存在可变通性，或者说它们是对相同实质的不同表述，从此意义上说，伯克是古典派修辞学家并不过分。伯克修辞学定义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定义中所蕴含的相通性，为其运作上的某种关联定下了基调。

3.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运作上的交织与变通

3.1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核心“修辞三段论”与“修辞三诉诸”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修辞三段论(enthymeme)，二是劝说的三种手段，即人格诉诸(ethos)、理性诉诸(logos)、情感诉诸(pathos)①关于修辞三段论与修辞三诉诸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没有明确界定，现在国外学者们对此也看法不一。譬如，著名修辞学家Thomas Conley和William Grimaldi认为修辞三段论统摄修辞三诉诸，而修辞学者William Fortenbaugh和Jakob Wisse则认为修辞三段论只统摄理性诉诸，也就是说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并不是修辞三段论运作的结果。美国修辞学会主席Mike Leff认为修辞三段论与修辞三诉诸之关系问题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在美国著名修辞学家Barry Brummet看来，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不认为情感诉诸与修辞三段论关系很紧密。根据笔者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可能不在修辞三段论之中运作，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并也强调修辞三段论是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主要来源，因为他是理性主义者并认为修辞三段论是修辞学的实质(以例证构成的归纳最终也可简约为修辞三段论，所以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例证没有讨论)。笔者就这个问题专门与美国修辞学会主席Mike Leff以及著名修辞学家Barry Brummet交流过看法，上述观点是他们给笔者的邮件中表述的。不幸的是，Leff教授于今年2月因病逝世。在此表示哀悼。。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人通过论据(proof)实施劝说，事实上都必须用修辞三段论或例证(example)，除此之外别无它法”(《修辞学》:26)。但是，他在《修辞学》中对例证却没有多少论述，因为在《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中他认为依靠例证的归纳可以简约为三段论形式(Erickson，1974:125)。这样，他就得出结论:修辞三段论是修辞学的实质(substance of rhetoric)。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劝说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作者，即是说，修辞者的话语让听众觉得他是一个理性、壑知、友善的人，这样听众就容易被说服;二是修辞话语，即是说，如果修辞者的话逻辑性强，听众就容易被说服;三是听众自己，即是说，如果修辞者的话语激发起了听众的情感，它就会影响听众的行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修辞三诉诸的内涵。不管哪一种诉诸，都是听众的话语导致的，而不是独立于修辞话语之外起作者用的。

既然如此，修辞三段论与修辞三种诉诸就紧密相关:后者是在前者中实施的。两者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根据亚里士多德，有两种证据，一种是艺术性的，另一种是非艺术性的。由于非艺术性的证据是独立于修辞话语之外的东西，如证人等等，所以它不在修辞学讨论之列。也就是说，《修辞学》讨论的只是在话语中实现的证据。而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又认为修辞三段论是修辞学的实质或核心。该著作的第一章对那些煽动情感而又没有理性的话语表示了谴责(这似乎表明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情感的激发可以不在修辞三段论中运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则不在修辞学讨论之中)。他认为，修辞证据有两种:例证和修辞三段论。这表明，三种诉诸与修辞三段论并不是不同平面上的东西，而是前者来源于后者，或者说前者在后者中得以实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结构似乎也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佐证。《修辞学》首先介绍了作为修辞劝说之核心的修辞三段论，然后探讨了建构它所用的话题(topics)，并阐述了修辞三诉诸的运作。②Erickson(1974:129)认为，如果把修辞三段论认为只是理性诉诸的来源，人格诉诸及情感诉诸与修辞三段论无关，那就无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结构了。正如Erickson(1974:216)一针见血地指出，情感可以被理性的论辩所激发，也能被它所抚慰或消除;当演讲者演示危险即将来临，他是在激发听众的恐惧感，他的理性的论题引导听众得出危险来到的结论。

基于“人是政治的、理性的动物”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理所当然认为理性诉诸是最重要的修辞劝说手段，尽管有时人格魅力和情感的作用会很大。人格诉诸、理性诉诸和情感诉诸不可分割，比如理性诉诸的同时，人格魅力也可能施展作用，情感也可能被激发起来。不过在实施修辞诉诸的过程中，修辞者的着重点不同，有时主要针对情感激发，有时针对人格魅力的塑造，有时则重在逻辑说理。

3.2 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运作上的交织与变通之体现

要讨论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运作上的关联，首先必须考察一下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的劝说机理③关于修辞三段论的结构及运作模式，请参见拙文“修辞三段论及其运作模式”，《外国语言文学》，2003(1):13－19.，因为它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实质，是修辞劝说力之源泉。美国当代著名修辞学家、修辞情景论的创立者Lloyd Bitzer把修辞三段论定义为“建立在或然性、迹象以及例证基础之上的为了说服他人的三段论”(Erickson，1974:3)。根据亚里士多德(1954:4)，建构修辞三段论的前提是或然性(probability)和迹象(sign);迹象分可靠迹象(infallible sign)和非可靠迹象(fallible sign)。

修辞学是针对或然性的学问①“修辞学是针对或然性的学问”，这一命题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三段论的前提的组构成分“可靠迹象”并不矛盾，因为“可靠迹象”在修辞过程中是作为支撑材料用于劝说听众接受修辞者的观点的。比如，某人看到房子冒着浓烟，朝屋子里的人说:“房子着火啦，赶快报警。”这是一个修辞三段论，其大前提是:一般说来，看到房子着火了就要赶快报警;小前提是:这房子冒着浓烟，它着火了;结论是:你应该赶快报警。在这个说服听众报警的修辞三段论中，虽然小前提中的“烟”是火的“可靠迹象”，但大前提“一般说来，看到房子着火了就要赶快报警”却是或然性的，而且结论“应该赶快报警”也或然性的。，也就是说，在某个特定情景下，如果没有颠扑不破真理的情况下，修辞必定要介入进来。或然性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事物或者命题能够成立或站得住脚，例如，命题“英语专业的学生喜欢英语歌曲”在一般情况下是站得住脚的。迹象是指表明事物存在或为真的东西，因此，可靠迹象即是那些在一切条件下都表明事物存在或为真的东西，非可靠迹象则指那些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预示或表明事物存在或为真的东西。譬如，烟是火的可靠迹象，有烟必有火;乌云预示着可能但不一定会下雨，因此是非可靠迹象。

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并具有一般的常识，所以建构修辞三段论的前提(大、小前提)是修辞听众赞同或认可的，这可从亚里士多德的《话题》中得到佐证:他在《话题》开篇之处便告诉人们，他想找到从某一事物的一般被人接受的意见(endoxa)出发进行推理的规律。从已知的、或被接受或可接受的命题或前提出发进行推理，这是修辞三段论结构的基本特征。(Aristotle，2007)

伯克的修辞学运作机制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有交叉、变通之处，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伯克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是“同一”②根据伯克，有三种“同一”方式:同情同一(identificaiton by sympathy)、对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不准确同一(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国内有学者将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翻译为“误同”，笔者认为“不准确同一”似乎更接近原义，尽管它简练性稍差些。“误同”有错误之嫌。下文对三种同一的运作还有论述。。同一与“同质”(consubstantial)同义，即如果两个人具有相同的“质”(substance)③伯克的“质”概念包括物理概念上的物体、人们从事的职业、朋友、活动、信仰、价值等等在内的具体和抽象的事物。(Burke，1950:20－32，24，64)，他们就同一。伯克的同一是根基于质。譬如，男人和女人同一或同质，因为他们/她们都拥有“人”的属性，尽管彼此性别不同。因此，要使A与B同一，就必须使其同质(Burke，1950:xix，21，24，64)。伯克非常通俗地概括了同一修辞策略的内涵:“你要说服一个人，只有用他那样的语言说话，使用相同的方法，使你的手势、语调、顺序、形象、态度、思想与他的不无二致，你才能说服他。”(Burke，1950:55)按照伯克的理论，修辞过程是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同一的过程，即寻找共同点的过程。

伯克认为，同一是劝说的起点，也是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所表示的内涵是听众一般情况下所赞同或接受的观点相似，换言之，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所承载的是修辞者与听众相同的“质”或共同点，是他们同一的体现。根据亚里士多德，从修辞三段论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也是修辞者劝说听众接受的东西。既然听众接受，就意味该论是听众认可或赞同的，也即修辞者与听众在这个结论中达到同一。以上讨论可图示如下:

图1 同一与修辞三段论的关系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修辞三段论的运作过程，其实可以转化为同一的运作过程。就心理因素而言，修辞者与听众之间的同一的维度是:价值、态度、需要、信念、认知、情感等等，因为人的心理现象是由三部分组成:认知、情感、意志(郭亨杰、宋月丽，1995:5)。修辞三段论的组构成分，即大、小前提及结论所承载的是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在心理上所认同的，也即在价值、态度、需要、信念、认知、情感等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

下面我们分别以三种诉诸的操作为例考察伯克的同一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运作之间的关系。伯克(1931:161)在论及诗人修辞策略时使用的通俗例子很说明问题:

若人们相信某事物，诗人可利用该信念获得一种效果。譬如，若他们憎恨背信弃义，诗人则可描述一个叛徒从而唤起他们的憎恨心理。若他们赞赏自我牺牲，诗人则描述自我牺牲的一个壮举从而激起他们的敬仰之心。若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诗人则可把人的尊严根基于自我中心论……

用古典修辞学的话说，这是典型的情感诉诸策略。诗人之所以描述一个叛徒，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常识判断，通常人们对叛徒怀有厌恶之情，因此在对待“叛徒”的态度和情感上，他与听众具有相同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取得了同一。这种同一是建立在或然性之上的，因为“人们对叛徒怀有厌恶之情”是在一般情况下或绝大多数情况下站得住脚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例外，比如，假使那个叛徒是听众的兄弟或亲戚，其感受可能与一般的人不一样，说不定他还可能怀有同情心理。同理，诗人因为知道自我牺牲精神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认同的崇高品德，所以他通过描述自我牺牲的壮举来激发听众的情感并与听众取得同一。但这种同一也是建立在或然性之基础上的，因为假使听众是极端自私之小人，或许他会反驳道:“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值得。”可见，情感诉诸的过程其实也是修辞者与听众同一的过程。

从情感的诉诸来看，诗人描写一个叛徒来达到激发听众情感的目的，这个情感激发的机制是这样的修辞三段论:

(大前提)xxx行为是背叛行为 (听众已有的知识、经验);

(小前提)某某实施了这样的行为(通过描写来展示);

(结论)某某是一个叛徒(听众根据大、小前提得出的结论)。

诗人通过描写xxx的背叛行为，即通过向听众展示“叛徒”的典型迹象，如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等行为，诱导听众得出结论:某某是个叛徒。可见，这个情感诉诸的过程也离不开逻辑或理性的运作，离不开价值观的诉诸。

伯克以上通俗例子表明，他清楚地认识到情感诉诸与同一的关系，正如他(1950:55)所言:

亚里士多德曾说，为了夸奖或谴责别人，修辞者应该假定:与任何这些特征(美德的构成成分)相似的特征都和他们是同一的。譬如说，为了激发对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厌恶，就应该把他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精于算计的人，如果使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显得可爱，就利用他的善良本性。

伯克的同一不仅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诉诸之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诉诸中。在人格诉诸中，修辞者用自己的话语使听众断定他是一个头脑理智、品德高尚、待人友善的人。理智、道德、友善——这些是广泛崇尚的品德或社会价值观。换句话说，修辞者在试图通过人格诉诸来影响听众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话语所承载的听众赞同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来实现的。在这个人格诉诸，即修辞者与听众的同一过程中，修辞三段论也起关键作用:

(大前提)xxx行为是理智、道德、友善的表现(作为理性动物的听众所知道的);

(小前提)某某的话语显示他理智、道德高尚、友善(听众从修辞者的话语中获得的“迹象”);

(结论)某某是理智、高尚、友善的(听众根据大、小前提得出的结论)。

同理，伯克的同一也与亚里士多德理性诉诸有交织。修辞者讲事实、摆道理，使听众感知其话语里的逻辑性。这也是一种同一过程，因为正常人对铁的事实(fact)、逻辑严密道理(reason)一般是会认同的;如果修辞者的话语展示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听众当然会赞同，换言之，理性诉诸是一个修辞者与听众在逻辑理性中寻求同一的过程。理性诉诸毫无疑问依赖逻辑运作，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在修辞学领域，演义推理形式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修辞三段论①修辞学领域里的演义推理是基于或然性的，它与逻辑学上严格意义的演义推理有差异;归纳推理根据亚里士多德可以简约为修辞三段论。。

3.3 伯克三种同一策略与修辞三段论之交织与变通的实例分析

我们先以“竞选者亲吻小孩脸蛋”这个象征行动为例来看伯克的“同情同一”与修辞三段论在运作上的关系，从而更加明辩伯克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核心问题上的关联。②在当代修辞学视野里，一切人类的意志行为和产品都修辞“话语”，是象征行动，所以在本文中“竞选者亲吻小孩的脸蛋”被视为修辞话语。所谓同情同一，顾名思义，是指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因为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而同一。众所周知，亲吻是一种爱的举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爱的迹象。因此，“竞选者亲吻小孩的脸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亲吻，而是一种旨在赢得选民选票的修辞“话语”，一种象征行动，其功能等于说“我爱你”，其最终目的是诱发选民投他一票。小孩可爱，这是一般的常识，竞选者亲吻小孩，不仅等于说“和你一样，我也喜欢小孩”，而且还向选民树立了“爱民、亲民”的形象——“爱民、亲民”是大众普遍崇尚的一种品德，因此和选民取得了同一。

竞选者通过“亲吻小孩”向选民表明他亲民、爱民，这种形象是选民所希望的，因为一旦这样的竞选者当选，选民将获益。这样，竞选者就在“亲吻小孩”所体现的情感和美德上与选民获得同一，因而诱发选民投他的票，因为按常理人们一般会选举他们认为是好的候选人。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描述上例的劝说机制，我们可以建构如下两个修辞三段论:

修辞三段论(1)

(大前提)一般爱或喜欢某人才会去吻他/她。(公认的常识)

(小前提)竞选者亲吻了小孩(小孩是普通民众的一员)。(眼见的事实)

(结论)竞选者喜爱小孩、喜爱民众。(比较可靠的知识)

修辞三段论(2)

(大前提)投票就是要投给我们认为亲民、爱民的人。(公理与价值)

(小前提)该竞选者是亲民、爱民的人。(比较可靠的知识)

(结论)所以我们要把票投给这个竞选者。(修辞者与选民的共同心愿)

以上两个修辞三段论中的大、小前提所承载的或是公认的常识、公理、价值，或是人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这是修辞双方认同的，而结论也是基于情理所获得的，因此也很可能是修辞双方认同的。也就是说，修辞双方由于在该修辞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上同一，从而导致他们在结论上的同一。

上例表明，“竞选者亲吻小孩”是动机非常明显的修辞话语，其劝说机制既可用伯克的同一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称为修辞学之实质的修辞三段论解释，换言之，伯克同一修辞策略的运作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核心的修辞三段论的运作存在交织与变通。

我们接着来看“对立同一”运作与修辞三段论运作之间的关系。所谓“对立同一”，是指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因具有共同的敌人或问题而同一。举例来说，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个跨越国界的口号是“全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应对经济危机”——这是200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背景下出席有关国际会议的政府首脑们发言的主题。各成员国尽管存在利益上的分歧(譬如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分歧)，但都因为面对“经济危机”这个共同的敌人而拥有了共同点，也就是说取得了同一，因此成员国被诱发进行合作，采取一致行动(如制订并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危机。

这个对立同一的例子同样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来分析:

(大前提)全球经济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应对。(普遍认同的道理)

(小前提)当前世界各国都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当前感知的事实)

(结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应对经济危机。(修辞双方的共同愿望)

在此例子中，大前提承载的是或然性命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站得住脚，而小前提则承载人们可以感知的事实，因此，该大、小前提体现的是修辞者与听众/读者的共同点，而且结论也是修辞双方可能会赞同的。

下面我们再以“万宝露”香烟广告为例考察伯克“不准确同一”的运作与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的关系①该广告中一个人身穿牛仔服，头戴牛仔帽，嘴叼万宝露牌香烟，显得风度翩翩。。所谓“不准确同一”，是指修辞者使用某些词语、图片等象征手段，使听众/读者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像为属于修辞者一类或像修辞者所描述的那样。

由于“抽‘万宝路’香烟使人显得很酷”是图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修辞者与听众/读者一般都会认同;同时，由于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所以“抽‘万宝路’香烟使人显得很酷”所激发的心情是修辞者与听众/读者所认同的。换言之，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在修辞话语“抽‘万宝路’香烟使人显得很酷”上取得了同一，从而诱发听众/读者购买并抽这种品牌的香烟。

在修辞者诱发读者/听众作出购买并抽这种品牌香烟的过程中，读者/听众情不自禁地想像自己在吸该品牌香烟时很酷的形象(也即伯克所说的不准确同一)，从而说服自己或诱导自己得出结论。该广告所体现的修辞三段论结构如下:

(大前提)吸“万宝路”香烟使人显得酷。(从画中吸该品牌香烟的牛仔可见)

(小前提)我抽这种品牌的香烟。(假想的事实;可实施的事件)

(结论)我也会显得很酷。

在作出“我要买并抽该品牌香烟”的决定的过程中，读者/听众还经历如下心理过程:

(大前提)使人显得酷的东西值得买。(一般人们认可的价值)

(小前提)抽“万宝路”牌香烟使人显得很酷。(从图上可见的事实)

(结论)这种品牌的香烟值得买。(广告者与读者的希望)

由于“使人显得酷的东西值得买”在一般情况下或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站得住脚，所以广告者与读者/听众在修辞三段论的大前提中很可能会取得同一。而对于“抽‘万宝路’香烟使人显得很酷”是读者/听众亲眼所见的事实，因此他们在修辞三段论的小提上也取得了同一。如果读者认同该修辞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那么对该结论也很可能会认同，也就是说，修辞三段论的结论也体现了修辞者与读者/听众的同一。

以上几个例子表明，伯克修辞学的三种同一策略在运作机制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运作机制即修辞三段论有紧密的关联，呈现出交织与变通。

前文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诉诸是在修辞三段论中实现的。现在以一则广告为例综合考察三种诉诸与三段论、与同一运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展示伯克的同一与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之间的紧密关系，例子如下:

Because some things can not be priced by money，we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safety.

(汽车安全设施广告)

该广告是修辞三段论结构，若把缺失项补上来，它可扩展为如下形式:

大前提:We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somehting that is not priced by money.

小前提:Safety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priced by money.

结论: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safety.

该修辞三段论在诉诸读者方面可谓一箭三雕。首先，它给读者一种“理性”的印象，有理智的人都会赞同生命重于金钱这一观点。从修辞三段论中读者也可以获知广告者的人品信息:与那些为金钱挺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不同，他是很有理智的人，值得信赖!同时，该修辞三段论还会煽动起读者诸如“焦虑”、“害怕”、“期望”等情感:对车祸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人身安全的渴望。应该说，该修辞三段论无论在人品诉诸、理性诉诸，还是情感诉诸都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为该广告的劝说打下基础。该广告的修辞三段论结构，若用伯克的同一理论来分析其运作机理，则可图示如下:

(大前提)We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somehting that is not priced by money.

(小前提)Safety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priced by money.

(结论)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safety.

该广告的大、小前提承载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态度和情感(对安全的需要)，也即它们表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或然性命题，所以广告者与读者/听众在这两个前提中很可能取得同一。不仅如此，修辞三段论的结论也体现了修辞双方的共同愿望，也即修辞者与读者/听众在修辞三段论的结论中取得了同一。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伯克的同一理论与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之核心的修辞三段论关系密切，它们在运作机理上呈现出一种交织与变通，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银币的两个方面。

图2 同一与修辞三段论运作原理之关联在汽车安全设施广告中的体现

4.结语

伯克是当代西方修辞学泰斗，他的修辞学体系庞大而精深，其核心是“同一”;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人，其修辞学的核心是修辞三段论以及在其中实施的修辞三诉诸。本文对两者的核心方面进行的比较表明，伯克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存在密切联系。虽然他们的修辞体系和术语不同，但从运作机理来看，两者却有交织和变通之可能。这个结论也间接印证了Corbbet(1999)关于现代西方修辞学就其精华而言仍然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东西的观点。希望我们的探讨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一些关于伯克修辞理论与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之关系的误解，避免本文开头提及的那种理论框架不当的问题。

［1］Aristotle.Rhetoric［M］.trans.by W.Rhys Roberts.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54.

［2］Aristotle.Topics［M］.eBooks@Adelaide，2007(http://ebooks.adelaide.edu.au/a/aristotle/a8t/index.html.)

［3］Burke，K.A Rhetoric of Motiv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0.

［4］Aristotle.Counter-Statement［M］.Los Altos，California:Hermes Pulibcations，1931.

［5］Aristotle.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Essays on Life，Literature，and Method［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6］Corbbet，E.P.J.et al.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Ehninger，D.On Systems of Rhetoric［J］.Philosophy and Rhetoric，1968(1):131 －144.

［8］Erickson，K.V.Aristotle: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rhetoric［M］.Metuchen，N.J.:The Scarecrow Press，Inc.1974.

［9］Forgarty，D.J.Roots for a New Rhetoric［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0］Holland，L.V..Counterpoint:Kenneth Burke and Aristotle’s Theories of Rhetoric［M］.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9.

［11］Richards，I.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12］Schwartz，J.Kenneth Burke，Aristotle，and the Future of Rhetoric［J］.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1966(17)5:210－216.

［13］White，H.＆ M.Brose.Representing Kenneth Burke［C］.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14］邓志勇.修辞三段论及其运作模式［J］.外国语言文学，2003(1):13－19.

［15］邓志勇.伯克与亚里士多德:差异及“血脉”关联——从修辞学的定义、功能和范畴来看［J］.修辞学习，2009(6):45－51.

［16］顾曰国.西方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2):10－25.

［17］郭亨杰，宋月丽.心理学教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8］李鑫华.规劝与认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博克新修辞学比较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