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

写下这个题目我有点胆战心惊，文学当然是有意义的，无数人在高举文学的意义，甚至还有人说文学是其“信仰”。但我更想问一些通俗的问题：“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或“文学作用到底有多大？”以前我少有这样的疑问，我曾经是一个热爱修辞的人。五年前的一天早上，当我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可怜的格里高尔一样醒来，我看见了自己变形的躯体，它的外表相当坚硬，犹如甲虫的外壳，闪着脸孔的寒光，而它的内里是多么的肮脏、软弱和恐惧。像夜晚的格里高尔一样，“陷在这样渺茫、宁静的沉思中，一直到钟楼上打响了半夜三点”。我不得不开始思考这变形的一生。当我思忖文学在我身上的作用时，来自内心的恐惧和疑惑将我身上的修辞鳞片一一剔光。文学对于人无法自律的内心和无边放纵的肉体，到底有什么用？是痛苦的释放、虚无的填充和堕落的绝佳借口吗？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相比，对这个问题的修饰（写作）是多么次要啊。我同时为自己今天仍然在文学的一些可疑的文学性上、在与生命无关的纯粹的理性建构上孜孜以求深感遗憾。文学的特性是什么，是感觉、是想象力吗？文学的功能是什么，是书写生存的真相、获取存在的自由吗？也许这些答案都是对的，但事实上问题是否到此为止？

首先我说想象力，曾经我也这么以为，它应该是在文学的发生中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想象力的内驱力更多时候是力比多、性冲动。你的想象纯洁吗？目标集中吗？你有没有发现即使在和一个最和善的人或最没有性特征的人面对，你的想象都会使你的意识流到达一个难以启齿的情境。20世纪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有句话是有意思的：“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语言”①，其实将“语言”换成“想象”同样成立：“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想象”。因为有“想象”了，之后就是“语言”的表达。在我们的文学中，想象从来是无罪的，即使它已经使我们的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谁的想象力发达，谁的文学成就就大。想象力成了文学的最高标准。诚然，它是重要的，但我们要对它有清醒的认识。1994年的时候，我正在痴迷中国先锋派的小说，我一夜之间读完苏童的长篇《米》，带着阅读之后的兴奋，推荐另一个同学看，那时这个同学和我一样，抽烟、喝酒、想女人，但他在看完苏童的小说之后，他只是沉闷地叫了一声“畜牲！”我惊呆了，我为小说的虚拟性和他争吵，但他坚持认为“人心里怎么思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行为。”我几乎觉得他真是孺子不可教也。我不知道他的“畜牲”是指苏童还是指五龙（我在这里没有指责苏童的意思），但小说里大量的虐待女性的镜头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五龙多次将米塞进女人的阴道这个场景怎么都叫人不舒服。作家对人性恶的描述是精彩的，他的想象力无可指责。当作家一再地以惊人的冷静和玩赏来想象、推演人性恶的场景时，他在想象方面的价值取向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想象其实是一个事实：我们其实并不是与这些想象的场景无关，它们与我们内心的罪有牵连。而我们的文学对此从不怀疑。多少作家对“想象力”津津乐道，几乎将之视为文艺的本体。今天在我看来，想象是文学写作重要而有效的法则，但并不是神圣不可论断的法则。想象中也包含了人的罪，除了丰富与贫乏、高妙与简单等尺度外，还应别的评判尺度。

再说文学的自由。这里我不说文学充当了实现政治体制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工具，文学能成为这样的工具我是非常敬佩的。中国的作家整天叫嚷政治上的文学辖制，没有写作的自由。什么叫写作的自由？你的写作是简单的批评政治体制吗？如果是，那这是文学吗？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写，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前苏联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产生不了自由的作家？人家可以不顾杀头和流放，我们有这勇气吗？没有与俄罗斯人相近的信仰，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他们没法比，我们对于存在的勇气更和他们没法比，我们的脊梁骨自然比别人弯曲。文学“怎么写”、“写什么”的自由在这个方向是存在的，但被我们怯懦的、媚俗的作家们弄得似是而非。

对“自由”的想象几乎成为人们对文学的最高期待。以为文学会给我们自由，即心灵的自由。文学对存在的无边拓展，这一功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展现了人的真实境况，就像余华《活着》单行本序里有大意这样的话：写作使封存的内心得到不断的敞开，在写作中我们惊见自己的内心多么高尚、多么的黑暗。文学对存在的拓展其实先是心灵的拓展，存在的边界其实是心灵的边界，心灵的边界其实是语言的边界，而语言的产生某种程度上是来自欲望的。自由肯定是有的，但它的实现多么艰难！心灵有自由吗？康德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想不干什么就能不干什么！譬如，在酒后我非常不想纵欲，但我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顺从了大家的意思，而良心却在告诉我：这样做是错的！类似这样的状态才叫不自由：你不想犯罪，但内心却有一个力量却偏叫你犯罪。心灵有自由吗？没有。心灵里的欲望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欲望导致语言的失控，人在写作中经常迷失，他们感叹的是“语言的力量太强大了”，米兰·昆德拉将之叫作“小说的智慧”，类似的说法在当代中国优秀的小说家格非那里我们也经常听说。人对语言的无法控制和最终对此“失控”的迷恋、让语言牵着走，导致小说的形式上的实验，这首先是人无法掌管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被另外的力量掌管。心灵的迷津才能产生小说的语言迷宫。我们怎么会有自由？我们只有一大堆无用的痛苦。

想象和自由的谎言被我识破之后，我知道解决虚无的方法绝对不在文学。我深深地感到大多数艺术家们的痛苦和虚伪。他们痛苦、虚无，但他们仍在伪装崇高。或者说不是伪装崇高，而是实在寻求不出答案只好“选择坚强”。活着是凭借一种来路不明的意志力，在偶像的崇拜上开始自诩西西弗斯。大约是1995年的时候，我读到谢有顺在《作家》上的一篇文章，叫《不信的时代和属灵人的境遇》，谢有顺在文中对写作有三类划分，分别是属体的、属魂的、属灵的，第一类不用说了，主要是第二类，因为中国大部分优秀的作家都属于第二类，“魂”与“灵”是有区别的，它是指情欲、意志、快感之类，而“灵”则是信心、盼望、爱、信仰。我惊讶“属魂的”的名单中有张炜和王安忆，因为此前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但谢有顺的划分一下子使我明白了一些不清楚的道理。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也是可以犯错、或者在言语、行为上比常人还庸俗还堕落，因为他们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一样是在情欲、意志、快感中沉沦，他们在作品中即使出现信心、盼望、爱、信仰的图景，也可能只是一时的感动，他们并不确信什么或同样未找到真正的确信的对象。

余华在《虚伪的真实》一文中曾经给了我们奉行虚无主义的极大鼓励：那个原初的“真实”是“虚伪”的，是由话语虚构出来的，个人感受到的“真实”才是“真实”。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流浪儿，终于找到了感觉和语言的家，我们的文学梦有了依靠，因为我们放纵的生活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感觉，我们有的是感觉，甚至为了寻找感觉我们可以去“寻找”一种生活，并为此沾沾自喜。只是那时我们还没想过，如果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为了寻找“杀人”的感受会去杀人。

除了余华，另一个我喜欢的作家对我影响至深，格非，这个出身乡村的华东师大的教授小说家，他机智的语言、精确的乡村经验和“迷舟”式的存在观深深地契合了我。《迷舟》、《褐色鸟群》、《青黄》这些小说的核心其实就是“空缺”，精彩的叙述其实就是叙述本身，中心就是“无中心”的迷惘感。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在作者看来，或者是虚无，或者谁也不知道，谁也无法知道。我们迷惘的生活在这个时代优秀的作家笔下得到了一致的首肯：不是我们迷惘，而是生活本身就是迷惘的，没有真理和终极的。由此推论，我们也可以迷惘，因为迷惘是有理由的。但我们还凭什么论定自己的独特和崇高？因为我们爱好写作，我们的事业与艺术有关。

艺术家们作家们对生命的虚无和生活的绝望是最敏感的，所以他们当中自杀的很多。我曾经疑惑：这样“高尚”的人、聪明的人也会死？现在的感叹是：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早死！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也无能为力那无边的黑暗和空虚。海子在诗歌中出现了许多关于“神”的字眼，他的诗歌中的爱是朴素而巨大的，但他的“神”是多个的，并不是确切的指向哪一位。他同时还迷恋气功，受辖于那邪恶的偶像。我为这个人的热情、盲目和分裂而难过，为他的死遗憾：“我看到天堂的黑暗/那就是一万年抱在一起”。这是多么绝望多么沉重多么有力量的诗句！但是没有用，他死了，我们还要活，他在死之后看到的其实是地狱。那里是永远的刑罚。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做一个善人与做一个恶人有什么区别，难道我在乎别人评价我是一个好人、朋友说我是一个好哥们、政府表彰我是一位烈士吗？

文学家、艺术家其实和常人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或许头发很长，生活更放荡，他们一样会死。他们还经常自杀。我们如果遵循他们的道路岂不是盲目？我有一天会不会也重蹈覆辙？当这个问题从生存中凸显出来，我无法不对自己生活在艺术家、文学家的“圈子”里更加惶惑：是继续“混”下去，还是另寻出路？

虽然我几次差点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在热爱先锋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路上，我开始和那些“我们”分道扬镳。至少有一个人给我的引导是无比重要的，这个人就是北村。他是先锋作家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我最初喜欢北村是因为他小说偏执的语言实验和形式迷宫，在北村那一代人中，早期的北村应该是彻底的先锋派，“者说”系列可以说非常难读，非一般人所能读懂，但我就因为其“先锋”而喜爱（我自诩为诗人，诗人对艰难的语言形式天生具有好感），就像我爱孙甘露、爱吕新、爱博尔赫斯等等，真是奇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高深，是好文学。正如抽象的美术，它越抽象，观众越赞赏。形式即完成了内容嘛！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内容”完了，一切就成了“形式”。当然，“者说”系列中的《聒噪者说》就已经不一样了，隐喻的语言和叙事已经在指向那个作为真理之源的神。在对北村漫长的喜爱中，他的文学信仰的死亡和生命信仰的建立对我构成了极大的启示。正是在多年以前，他在表述“我和文学的冲突”时那一段话，使我对文学的看法走向清醒：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文学的价值感到怀疑和困惑。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我曾努力在文学中寻找一个使我在场的居所，但我一无所获。我的目的在哪里？我何以“在”这个世上？我何以“是”这个世上的人？我想一切的斗争都是在这个起点上展开的。如果在这个朴素的问题的起点上毫无进展，事实会证明我们此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徒劳往返。诗所寻找的是美和安息，也许诗人们已经找到了美，但他们没有找到安息，我可以从无数的作家的自杀中找到证据，来说明这一种的失败。美和安息之间是否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诗人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感到无法忍受。就一般的情形，诗人在最后的时刻会对美作出颓废的反应，如果说颓废还可以称为一种美的话，那么到了川端康成晚年写出以玩弄少女为题材的作品时，我们是否还可以称之为美呢？诗人们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们果真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吗？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阅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他们惊异于诗人对于人生超于常人的洞察力，并且崇敬他们，因为他们内心的苦难得到了证实，然后他们完全可以被蒙蔽，以为人生不过就是如同诗人所出示的那样绝望，于是在某个被感动的深刻，以模仿的方式结束自己。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来自于一个原本不存在的理由：终极绝望。而加速这种绝望来临的最佳方式就是文学，因为它出示了一剂不为人所知的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它的名字叫虚构。

用文学的方式谋杀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我也相信这些凶手是无辜的，因为连他们自己在内都是被害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致命的。他们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太过敏锐了，到这个地步，使人无法忍受，这是他们得到褒奖的理由——人们通常在诺贝尔受奖词中读到这些内容，他们扩大（也许是最真实地描述）了苦难的人生经验，却从不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想给出，而是给不出。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数作家都是没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太聪明，以至于无法相信这宇宙中有一位神。因为无法相信一个高于自己的存在，他们只好自己作神。文学是他们的宗教，经过他们的体验之后又成了别人的宗教，无数人为之献身。我不知道歌德看到年轻人因为《少年维特的烦恼》而自杀会怎么想。至少这是一个事实，他可能对它无能为力，但我要探索的是，他会怎么想？他是否感到痛苦。这就是文学的幸福承诺？或者它从来就未曾担当这一使命。

当我信主后，对文学之于我从一个神圣的追求突然下降为混饭吃的营生感到无比震惊，但我实在无法重新建立对它的信心。许多优秀的作家的著作堆满了图书馆的书架，但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人把永生的生命留给了我。现在，我对我仍在从事的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②北村：《疑惑和痛苦》，《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小说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12月第1版，3-4页。

在当代中国作家层出不穷的访谈录、创作谈中，北村这段自述对我触动最大，因为它道出了我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一个文学问题。很久以来，我想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遇到了一个问题：文学很美，但我总感觉我追求的不是它，因为美解决不了我灵魂里的黑暗和绝望，甚至会加剧我的黑暗和绝望。这样，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们的作家和读者之间是否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让人死亡的怪圈：一个优秀的作家从一个先验的立场——人生就是苦难的，是没有盼望的，实质就是悲剧性的，悲剧和荒诞就是人生的实质——出发而写作，他的作品技术、情感、语言均十分高超，这样的作品感动了无数的读者，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感动中认同了苦难而不可解救的生活感受，从而加深了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这样的啊”。从苦难而无法解救的立场出发，到多数人对这个立场的普遍认同，文学、写作，扮演了一个谋杀者的角色，因为生活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无论怎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合理的，糜烂、堕落或者自杀，都是可以的。

这个怪圈，恰恰就是人类苦难的根源，那个没有盼望的立场本身就是虚构的，因为它虚构了人的苦难是没有可能解救的，这一虚构来自于人丧失了信心，信心的丧失来自于人的骄傲，骄傲得忘却了他的起源和生命的来源，就如一只瓦片骄傲地忘记了造它的建筑师。也如一个在外漂泊的浪子忘记了父亲在家为爱他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的作家，嘴里说着家园，心里却恋着漂泊，玩赏着漂泊途中的痛苦和堕落，他们一边感叹疼痛和美，一边认定这就是生活本身。这样的文学、写作彻底地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