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

关于《洛丽塔》（Lolita），我们已经不便过多地谈论：道德家就站在我们身后，顺手就可以剥我们的皮。连小说家自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化名为小约翰·雷博士，所作的序言，也不得不指认这部小说“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并进而提请读者注意小说中所有的角色，这些角色提醒我们“危险的倾向”和“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很显然，我们的小说家，哪怕隐身于一个化名，也仍然对那些潜在的道德家心存畏惧。这一点特别好玩：小说家只能通过小说人物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幻想，当他终于完成全书，就会亲手扼死这种梦游，退后一步，举手投降，一下子变得索然无趣。然而，作为一个讲真话的读者，特别是讲真话的成年男性读者，我们得承认，这一堂思想品德课是无效的，我们甚至得承认，这危险，这邪恶，盛来了全部诗意。“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就是故事的开篇。我们看到，从开篇，来自巴黎的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小说的主人公——轻易地取代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生。如果继续下去，亨伯特和“性感少女”的日日夜夜将会不断流向我们，就像“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当然，偶尔，我们脑子里也会浮现出纳博科夫那伪装的苛颜。

但是，这篇小文所要关注的，恰好不是洛丽塔，不是“古老的欧洲如何诱奸年轻的美国”，或者说“年轻的美国如何诱奸古老的欧洲”，而是围绕洛丽塔展开的，附着在故事之上的魔术般的文体学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