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云

检察官建言

完善法律规范，解决法律冲突

文/杨云

高利贷的繁殖、蔓延确实有深层次背景与原因，在承认高利贷具有弥补金融信贷资金不足功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由高利贷问题而引发的刑事犯罪，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降低高利贷的消极影响。

高利贷容易滋生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讨债型犯罪。高利贷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放贷者因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往往采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手段来收回贷款。

从全国范围来看，因高利贷而诱发的讨债型刑事犯罪呈加剧上升之势，高利贷成为刑事案件多发的源头，并且犯罪手段呈多样化，犯罪动机有从索债型犯罪向索命型犯罪发展的苗头。

高利贷为赌博犯罪提供资金支持，加剧了赌博犯罪。高利贷为赌徒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得赌博活动时间延长、赌注提高，扩大了赌博活动的危害性，赌博场所成为高利贷的重灾区。上海浦东区法院2007年度审理由于赌债而引起的非法拘禁案共9起，占全部索债型非法拘禁案的比例为42.9%，而这9起中又有7起是涉嫌高利贷赌债的。在谷歌上输入“高利贷与赌博”，可以找到56，600条相关条目。高利贷与赌博犯罪紧密相连，涉赌型高利贷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既要承认高利贷本身的非罪性质，也要重视高利贷容易引发刑事犯罪的特性。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普遍认为高利贷猛于虎，应当严厉打击。201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应当尽快立法规制高利贷的不良影响。全国政协委员胡旭晟也建议，要明确规定高利贷行为违法，禁止民间高利借贷，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民间高利放贷罪”。还有人建议在《刑法》中直接增设“高利贷罪”。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我国《刑法》及其修正案中除了“高利转贷谋利罪”以外，并没有其他刑法条文直接将高利贷定性为犯罪。尽管高利贷有种种弊端，特别是具有容易诱发其他刑事犯罪的特点，但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将高利贷与犯罪等同。高利贷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还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借贷行为，高利贷不入罪显示了刑法的谦抑性。但在思想上厘清认识的同时，我们必须从立法、执法、监管几个层面对高利贷活动进行规制。

完善法律规范，解决法律冲突，使得惩治高利贷犯罪的法律适用明确。目前我国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还存在明显不足，法律规定少而分散、不成体系，以司法解释为主，有些法律规定存在冲突。例如，非法经营罪的最高刑期可达15年，而高利转贷谋利罪的最高刑期只有7年，高利贷是以自有资金来放贷，而高利转贷谋利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放贷，后者的危害性更甚于前者，但是在量刑时，非法经营罪的最高刑高于高利转贷谋利罪。

此外，对于情节严重的高利贷经营行为，挂靠非法经营罪第四款“其他严重违反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存在适用法律模糊的弊端。上述法律缺陷，有待于有关部门颁行司法解释解决。一方面，要依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解决非法经营罪与高利转贷牟利罪的刑期之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将向不特定多人、多次发放高利贷，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明确规定为非法经营行为之一，使得以非法经营罪惩处高利贷犯罪有理有据。

加大打击力度，执法从严，抑制高利贷犯罪高发势头。全国已爆发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大案，在案件被揭露之前，犯罪分子多已经营多年，当地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察觉，公安机关也不是毫不知情，如果当地政府与公安机关能尽早介入，就可以降低犯罪的社会危害，减少普通百姓的损失。但是由于执法偏软，打击不力，往往是到无法收拾时才由政府来“买单”。政府应加大对高利贷犯罪的查处力度，从严执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高利贷犯罪高发的势头。

加大对担保公司的监管力度，促进融资担保公司健康发展。目前民间借贷机构名称不一，有的叫担保公司，有的叫调剂行、典当行等；登记管理部门也不同，如典当行属公安机关监管，担保公司属于工商、税务等部门监管。人民银行名义上虽然是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但实际上对民间借贷机构监管甚少，已有的监管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管理规范。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起草《放贷人条例》提交国务院法制办，至今仍然搁浅，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出台《放贷人条例》；同时，通过修改《贷款通则》借贷标准，制定《民间借贷利率管理条例》，从多方面着手，规范民间借贷，促进融资担保机构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