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个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了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当时的词典未收入该词——编者注），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

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哲学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