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珑 梁琰 许心瑜 姚望 编译

隔离区内的防毒面具

2011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5周年，基辅市民悼念死难者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引起的大火无法熄灭，反应堆上方的保护罩被炸飞，放射性物质露天熊熊燃烧，核辐射不断扩散，揭开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事故发生后，立即有一批消防队员赶往现场，他们尽忠职守，但是在缺乏必要知识、必要保护的情况下与火搏斗，其后果无疑是以卵击石。他们试图通过常规的喷水措施来扑灭这场大火，却无济于事。这些年轻人全都暴露于致命的辐射之中，都吸收了巨量的辐射，被送到医院时，因致命的烧灼而痛苦不已。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中有28人丧命。他们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第一批受害者。

这些无畏的消防队员们成了随后数十万更庞大的队伍的先驱，这些人有着共同的名字——清理者。他们的共同经历就是和无形的核辐射作斗争，防止灾难扩大。

说来也奇怪，对于这样为国出力的人群，具体人数到底有多少，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只是有个大概数字——30万至60万人不等。中间值是10万军队与40万平民，包括工人、工程师、护士、医师与科学家，他们从前苏联各地来到切尔诺贝利。

灾难发生16天后的1986年5月12日的资料显示，已经有10198人住院治疗，345人出现放射性病变症状。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终于对苏联人民发表演说，号召 全国都动员起来。

推土机手尼古拉

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来到了这里。他服完兵役之后，成为一名预备役军人。他先是进入列宁矿场工作，后来又到科尔舒诺夫采矿选矿联合公司工作。1975年，他在列宁格勒获得了无线操控推土机手的证书。这样的技能使他成为切尔诺贝利清理者的一员。

1986年5月2日，事故发生的第六天，他被派遣到乌克兰，那会儿大火还没熄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处于最危险的关头。在那里，他作为一名驾驶推土机的专家加入到清理队伍中，时年35岁。

出于防护的目的，清理者们每天都要服用纯碘药片。这种药片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辐射，不过这种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服用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咳嗽症状，呼吸困难。

他在辐射区域工作了292小时，其中有204小时待在第三区域，即出事的反应堆旁边，清除核电站前的障碍物。人体吸收400伦琴的射线就会致命。当时，反应堆附近的辐射量高达10000伦琴到12000伦琴。但必须有人去那里灭火，使辐射停止。这意味着，这些清理者的工作就是与死神赛跑。

这些清理者的待遇并不算很好。

一开始，清理者们住在切尔诺贝利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宿舍里，后来搬到了巴雷舍夫镇。他们主要吃炼乳、罐头焖肉及饼干。直到5月底，清理者们才吃上热食。

7月20日，尼古拉生病了，在基辅医院度过了两个星期，然后被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被诊断出患了 心血管错位。这之后，他定期到莫斯科的医院或者伊尔库茨克医院进行检查。1987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曾经连续3个月发高烧。在一次检查后，他先是被确定为三等残疾，后来又定为二等。

现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已经60岁了，他生活在西伯利亚的热列兹纳戈尔斯克。整个夏天他都在林中的木舍度过，即使是在冬天，他也经常去树林里。他不后悔参加事故的清理工作。

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份工作的。我们不做的话，谁做呢？尤其是在当时，能够驾驶日本Komatsu 155 В推土机的司机非常少。

亚历山大的回忆

1986年夏天，整个事故的清理还在继续进行。此时大火早已扑灭，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出事的反应堆建造新的掩体，把爆炸后的核辐射残渣和机组掩埋。掩埋的工作由尽量少的人来完成。

正在此时，化学电解联合企业的司机亚历山大被派到乌克兰出差。当时领导只是给了他两个选择——为期半年的军训，或者在切尔诺贝利待两个月。亚历山大选择了后者，虽然他也曾怀疑过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在切尔诺贝利，他是小型机械部的司机，负责柴油电动站、压气机的牵引，缆绳的架设和操作人员的运送工作。因此他不得不近距离接触发生爆炸的第四号机组。

我很清楚什么是辐射，但并不是所有在切尔诺贝利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亚历山大回忆道。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年轻士兵爬进核反应堆，想看看里边究竟是什么。当时大家通过监视器看到了他，就朝他飞奔过去。结果，他们都受到了强烈的辐射。

还有一些小伙子戴着防毒面具，但还是透过小孔吸烟，要知道，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

所有的辐射剂量都超出了标准。他们的手表所受到的辐射不论用什么都已经无法清除。我们把手表都挂在了一棵松树上，当时那棵松树看起来就像一棵圣诞树。亚历山大回忆道，整个城市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悲哀。眼看着大丰收，却什么也不能吃。城市还在，但是人去楼空，没有女人，也没有孩子，只有满眼的工作服。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之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他的头和关节都开始疼，可一直到1996年他都没有办理残疾证。但是在有关切尔诺贝利清理者的社会保障法案生效后，核辐射后遗症清单上的疾病急剧减少。当时他的勋章、获奖证书也在 官僚主义的长廊中 被弄丢了，类似的不公正现象为数甚多。

伊戈尔上校：天生军人

伊戈尔·斯捷潘诺夫上校出生于军人家庭，是家中的第五代军官。他评价自己时说：我骨子里就是军人。

1962年，斯捷潘诺夫从苏沃洛夫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了莫斯科装甲兵学院。结束了在学院的学习后，这些人就被直接派去参加阿富汗的军事行动。1985年，斯捷潘诺夫被派往伊尔库茨克。

斯捷潘诺夫说：当我知道核电站的事故后，立刻写了报告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但直到1987年6月，事故发生一年后，他才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在那里担任核电站事故消除行动组的副主任，他的任务是协调部队的行动。

空中俯瞰核电站损坏程度

切尔诺贝利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让人不寒而栗。这里正当夏天，草木繁茂，香气四溢，却异常荒凉，没有一个居民。

像斯捷潘诺夫这样到过事故发生地的人不少，他觉得这些都是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人。

伊戈尔·斯捷潘诺夫在切尔诺贝利待了3个月，这已经是人在当时的辐射环境下所能承受的极限。回家2天后，伊戈尔就断了腿。这是参加清理工作后最初的不良反应：锶造成体内钙流失，骨头变得很脆弱。

伊戈尔的医学证明上写着二等残疾，长期以来这都意味着心脏手术，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正是军队生活的锻炼使他能活到退休。9年前，他在自己的院子旁边立了一个十字架。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周围没有教堂，但人的身边一定要有一片神圣的地方。

我这一生经历了不少苦难，十字架是为了给自己力量和信念。他说，去过切尔诺贝利的人都是英雄。在辐射环境中工作的不仅是军人和领导，还有普通人。重要的是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25年前有人为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想都没想就去了最危险的地方。

这些人带着满身的伤病，以英雄的姿态回忆着往昔：谁会去清理这场灾难，让核辐射不扩散到全世界？总得有人去做。

而活着的人呢？波罗的海沿岸大部分的清理者在1986年的事故后都被派往乌克兰的安加拉，共有12000人。现在，这个石油化工城市运行着最好的一个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组织的分支机构——切尔诺贝利老兵联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25周年之际，城市的行政机关在社会活动者的参与下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5年前，这个地区约有450人的事故清理者。现在还活着的只有238人。事故使得不少人英年早逝。

他们还是在以余生之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计划办一个画展，在中小学进行以 坚强的人 为主题的勇气教育课，还将在生命安全基础教程的技术灾难部分对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进行研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清理的参加者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体检。

苦于核辐射造成的创痛，清理者们精疲力竭地返乡，无力恢复正常的生活。据报道，在事故发生后的7年中，抢险人员中有7000人陆续死去，其中三分之一是自杀。

上学的孩子都戴着口罩

5岁男孩由于核污染而患白血病

人们填埋受核污染的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