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靖（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合作组织在牧区不能仅仅依靠专业经济合作社，还要依靠社区建立综合性合作组织，借鉴互助合作的传统，充分发挥社区合作组织在草场保护、互助救济、生产发展等多方面作用。

一、嘎查的互助合作传统

哈日高毕嘎查位于东乌旗西南部，是一个纯牧业嘎查，现有171户牧民。根据老年牧民的叙述，传统时期的哈日高比嘎查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游牧生产不仅是经济再生产，更是自然再生产，草场的合理使用与可持续利用是畜牧业生产的基础。草场保护需要的是跨越家庭的集体合作，游牧制度下在四季轮换不同的牧场，对于草场的利用与恢复有重要作用，是自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互助机制是牧民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重要依托，也是建设牧民之间社区关系的重要纽带。东乌旗草原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比较高，而牧民因为缺少避灾的基础设施，抗灾能力很弱，传统的游牧业中牧民相互之间的救济和合作转场能保证牧民少受损失。在一个成熟的互助网络中，通过换工、救济等方式能减少牧民的生产成本，加深社区的支持网络，使牧民生产生活得到依靠。

新中国成立以后，牧区人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将传统的互助与合作纳入到集体生产制度中来，如防灾互助与接羔互助小组；合群放牧互助组以及较高形式的互助组。人民公社之后，牧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的体制，草场与牲畜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牧业生产，嘎查仍然保留了移动放牧的传统。在嘎查范围内的集体生产也能够延续传统的游牧方式，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轮牧，保证不同季节里草场得到恢复，保持草场的可持续利用。牧业生产中许多活计如接羔、剪羊毛、转场等需要互助合作的劳动中，嘎查的互助传统与统一组织能够动员起牧民；在灾害的防御和救济上，集体能够统一计划。在集体时期，发生在草场利用上的合作以及日常生产中的互助、灾害中的救济是制度化的。

二、草畜双承包之下的牧民生计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内蒙古牧区自1983、1984年开始推行牲畜承包，家畜承包制实行初期，家畜数量有了更多的增长。哈日高比嘎查在1999年草场承包后牲畜（尤其是羊）的数量增加，牧民走向定居化，畜牧生产对草场的利用强度增加，多数草场面积存在过度放牧情况，开始出现草场退化的现象，草场的合理利用受到严重挑战。

2001年的旱灾使全嘎查的牲畜头数锐减了一半，一些人家成为无畜户之后又出现连年的干旱。在干旱持续的几年中，嘎查的贫困人口日益增加，到2007年10月，全嘎查牲畜头数只有1.8万头只，还不到1999年的1/4，人均24只，低于人均30只的贫困线标准，全嘎查171户中就产生了贫困户61户，其中无畜户36户。正是在此种情况下，牧民的生计陷入不可持续状态，而生态恶化的连锁效应威胁着整个嘎查的生产、生活安全。

为何出现了大面积的草场退化，牧民的生计会陷入不可持续的状态？在天灾来袭的时候，牧民也失去了抵御灾害的能力？在牲畜与草场的双承包制度下，依靠传统的合作机制来解决的草场保护受到削弱，牧民之间互助与救济网络受到冲击，而草畜双承包在这些方面或许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1.草场保护中的合作机制崩溃。草场的可持续利用是需要牧民的集体行动来达成的，尤其是在牧民独户经营制度下，集体行动是实现草原自然再生产的一种最重要的基础性合作。人民公社制度下嘎查可以配置草场资源，划分四季牧场，优化草场资源的配置。但牲畜和草场双承包后，牧户成为单家独户经营的单位，牲畜大量增加造成 “被压缩的空间”超载过牧不仅仅是牧民牲畜增加的结果，更是因为牧民的放牧空间被压缩了。牧民只能在自家承包的草场内放牧，过度负载导致草场得不到恢复和再生产，草场质量急剧下降。而一户牧民承包的牧场出现沙化的现象，立即会在整个生态系统平衡中产生扰乱作用。此外，承包制下的草场可能只是公社时期四季牧场中的一种，嘎查户均万亩的草场显然不能实施轮换放牧，因此在草质不佳的季节中，购买饲草维持生产，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支出。

合作机制不同于互助机制，互助机制是一种互惠的、交换的网络，是人情的一种往来，重点在于维持这种网络的长久运行。而合作机制需要牧民的集体行动，需要应对的是“搭便车”者和退出者。在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牧民独户经营，在一定范围内的承包草场拉网围栏来“明产确权”。而在“被压缩的空间”中造成的退化、沙化等负外部性却会扩散到别的草场甚至整片草场。一些贫困户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将草场承包给外来户，这些“过江龙”一定是掠夺式经营，加剧草场破坏，不到几年，牧场就严重退化甚至沙化，甚至没有再能恢复的可能，最终影响嘎查内的其他草场。在承包制下这种独户经营的模式削弱了牧民在草场保护方面的集体行动，反而形成了一种对草原过度使用的恶性竞争。

2.牧民间的互助机制削弱，独立经营的牧户之间的劳动互助逐渐弱化，应对外界威胁的能力也下降了，尤其是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草畜双承包之后，牧民居住更加分散，只能在自家方圆万亩的区域内居住和放牧，相隔非常遥远，嘎查内部的互助合作传统由此受到削弱。单家独户经营的牧民只能独立和嘎查以外的经济主体发生经济联系。但是在牧民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知识的情况下，牧民是吃亏者。首先是面对市场的地位不平等。单独经营的牧户只能遭受二道贩子的层层盘剥。其次，传统的资金互助得不到发挥，牧民在生计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只能落入高利贷的盘剥。2001年旱灾使部分牧户陷入了灭顶之灾，借了高利贷的农户不得不将草场抵押。而这种高利贷非常野蛮，借10000元，如果是3分利，就会预先扣除3000元，只贷给7000元。如果第二年借贷人还不上，就会要求用羊来还。但是高利贷者给出的羊羔、羊毛的价格一般会低于市场价格，这就成为高利之外对借贷人的第二次盘剥。

总体上说，除去自然灾害的不可控因素外，草畜双承包加剧了纯牧业嘎查的贫困化不可持续。牧民在草场保护上的合作缺失，草场承包带来的是牲畜数量的剧增，生产成本骤升；牧民之间的传统互助减少，独立面对市场与高利贷的剥削，都无法逃脱其影响，整个嘎查可能就此陷入整体衰落的陷阱。

三、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的尝试

1999年哈日高比嘎查还被评为自治区百强嘎查，当时的牧民生活情况还是不错的。“1999年发生旱情，但是凭老底还是没问题的。2000年1月又发生雪灾，这样加上去年的旱灾损失，基本上是老底吃完了，卖羊买草，但是这些牧民还是能够承受。之后2000年又大旱，春旱夏旱，这样真就不行了，危及到牧民的生存了，这就要大量买草。这样很难维持啊，可是到了2001年1月份，又是大雪，这一下就不行了，寸草没有了，全盟范围内的草场没有草了。那时候单家独户的牧民就往别的地方跑，到东乌的牧场跑。但是因为别的地方也是受灾，也是连续两年的旱灾雪灾。这样一来转场的成本就花了好大一笔，损失很大，损失了一半的牲口，这下就伤元气了，一下子就新产生了39户贫困户。”浩比斯哈拉图当时的嘎查长部分牧户陷入了灭顶之灾，借了高利贷的农户不得不将草场抵押。当时的嘎查领导班子感觉到，如果不伸手援助，这些贫困户将失去任何获取经济收入的能力。当时的嘎查长浩比斯哈拉图果断决策，由嘎查出面帮助贫困户还清贷款，收回草场，终止放贷者对草场的掠夺式经营。

“之后就思考原因了，过去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自然灾害，但是没有到这种地步，左后一算账，不是别的原因，就是一家一户。你看我们三家雇一个车走，那多省成本，但是单家独户就是这样，你租一个车我租一个车，思维方式全变了。后来思考，单家独户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合作还是由反思带来的。单家独户好是好，一旦到了灾害的时候，谁都承受不了。大家都有着这样的反思，所以一说就都明白了。” 浩比斯哈拉图说。

浩比斯哈拉图1991年就当选为嘎查长。但2000年一场旱灾使嘎查7万多头牲畜死去一半，有的牧户沦为贫困户，被迫借高利贷。到了2003年，就有贫困户出现了不得不把草场转让给高利贷债主的情况。自然灾害的冲击激起了牧民们对嘎查集体帮助的需要，2003年1月，浩比斯哈拉图联合其他7户牧民成立了牧业协会，牧民以现金、草场和牲畜入股。目前，协会成员从2003年的8户增加到70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布实施后，协会11名成员联合成立了哈日高毕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并在旗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但协会与合作社并没有完全分离，而是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协会入股的36名成员仍参加合作社利益分配，合作社仍对协会的全体成员提供原有的服务。目前合作社（协会）承担的职能有：

1.利用政府的配套资金，建立200亩青贮饲料基地。在青贮饲料收割后，按入股情况分配给牧民。按成本价，市场上0.32元/千克，牧民0.12元/千克，户均可得到1500元优惠。统一进购生产资料，优惠供应饲料和防疫药品。协会统一进购饲草，比市场价一捆便宜一元，给牧民节约25000元。合作社（协会）直接和生产药浴药品的武汉的药厂联系，按批发价购进，给40000头牲畜节约20000元。

2.建立东乌穆沁种公羊基地。现已经得到旗畜种改良站的优良乌珠穆沁种公羊200余只。建立种公羊专业户。牧民可以把种公羊按500元作价入股，合作社（协会）把入股种公羊转让给专业户，专业户拥有经营和收益权，承担所有经营成本，获取效益；专业户向成员提供有偿服务。专业户向合作社上缴管理费用（这种收费制度从2009年开始实施，并根据专业户收支情况收取5000～10000元的管理费）。

3.整合40万亩草牧场，以轮牧方式利用草场。统一购置生产资料、统一出售畜产品，提供信息服务，经营旅游点。

目前，该合作社拥有乌珠穆沁绵羊34937只，乌珠穆沁山羊5473只，乌珠穆沁牛880头，西门塔尔牛115头，287匹马及70峰骆驼（此处数据转引自《牧区合作经济发展现状调研报告》）。合作社经营200亩饲草料基地，建立2处种公羊基地。

四、经验与启示

哈日高比嘎查的合作社（协会）所涉及的职能比较宽泛，但正是这种宽泛的职能突破了专业合作组织的范畴，与嘎查的发展紧密联系了起来，有利于发展牧民的生计。以牧业生产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必须解决草场可持续利用的问题，因而必须走向多功能、综合性的合作路径，并且要依赖于嘎查这一社区的基础。

1.走向多功能、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从这样一个新型的合作事例来看，在双承包制下保护牧民的利益，依靠牧民合作的道路能够弥补双承包制带来的牧民互助与合作双重弱化的问题。然而无论是最初的协会还是后来的专业经济合作社，仅仅执行经济合作的功能是不够的，或只能执行浅层次的合作，这种合作组织要承担多种功能。

传统生产方式之下的“阿寅勒－浩特”就是一种严格完整的综合性合作组织，在草场利用与管理、牧民生产互助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再生产必须要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草场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合作经济存在的根基。在传统畜牧业时期，牧民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和畜群、草场和草原上的其他动植物一起和谐相处，从而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更新。以嘎查为建制的基层组织缺乏全面性的功能，因此需要重建合作组织来弥补合作系统缺乏的问题，并且这种合作组织必须是多功能、综合性的。在以牧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合作的范围要扩展到草场保护、纠纷调解、政策宣传等多方面。尤其在草场的利用和保护方面，需要弥补草场承包带来的不足。哈日高比嘎查合作社中有3户贫困户，用草场入会。合作社对草场进行了调剂，把草场承包给牲畜多草场少的牧户，帮助他们制定协议制定价格并进行监督，保证了贫困户的收入，也防止草场的被过度占用。目前合作社已经整合40万亩草牧场，以轮牧方式利用草场，并经营旅游点。

从造成牧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来看，牧民之间的互助与救济也逐渐减少。合作组织的成立将部分贫困户也吸纳进来，通过合作组织重建互助救济机制。在饲料地的建设中，给那些贫困户家的孩子安排劳动，让他们来饲料地干活，平时保证他们的生活费；合作组织内有什么事，也首先考虑贫困户。在协会建立之后的统一购买饲草、药品时，也并不是说谁是协会的谁不是协会的，嘎查里所有的牧户都有问到，需要多少就一并买回来了。依靠一种多功能性的合作组织来促进牧民的互助合作，全面地提高牧民抗击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能力。

2.依托于社区的合作组织。嘎查是一个有悠久的合作传统的社区，在生产组织和生态保护方面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历史上形成的规范和权威在纯牧业嘎查中受到广泛的遵从。在草场的保护方面，嘎查是最有行动能力的单位，牧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社应当与嘎查深度合作，共同建立草场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机制，依托嘎查的基层治理职能，整合村民的集体行动来保护草场，这是维持畜牧业再生产的基础性因素。目前合作社以社区为依托，已经整合40万亩的草场进行轮牧，这一举措恢复了传统的草场保护合作机制，依托社区的合作进一步发展，扩大轮牧的范围，有利于草场的恢复与可持续利用。

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以社区的规范和权威提供合作动力，需要有一批骨干，也需要有好的带头人。嘎查长浩比斯哈拉图从22岁起担任嘎查长，是当地有名的摔跤手，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为老年人认可，又为同龄人拥护，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口才。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不合作就不足以应对草场退化的形势，不足以遏制贫困扩大的趋势，于是出面组织合作社。浩比斯哈拉图有正义、耐心，在这里坚持做。合作组织在嘎查委员会这一结构内能更好地发挥作用。2001年旱灾使部分牧户陷入了灭顶之灾，借了高利贷的农户不得不将草场抵押。嘎查领导出面帮助贫困户还清贷款，收回了草场，阻止了外来的高利贷者对草场的侵占和掠夺式经营。并让本嘎查的富户承包贫困户的草场，但是由嘎查制定保护性的租价，保证无畜户的收入，并监督牧民解决草场超载问题。

嘎查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与上级政府有着密切的行政关系，在新牧区建设的背景下，可以依靠嘎查的资金争取来为牧民合作提供资源。哈日高比嘎查1999年曾经被评为自治区百强嘎查，它的嘎查委员会干部应该和各级领导都有接触。嘎查的这种地位和嘎查干部的这些工作经历，都使得由嘎查来推动协会的注册和谋取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变得非常顺利。

草原上有一句谚语：“身单隐孤的老虎没有群居的喜鹊有那么强的生存能力。”在现有的草畜双承包制度下，纯牧业嘎查只有重建互助合作系统，才能抵御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的冲击，实现生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对于草原的牧民们来说，走合作之路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满足与物质利益，它更关乎草场的保护、文化的复兴，实现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合而为一的道路，而以社区为依托的多功能、综合性合作组织，是牧民经济再生产、生态再生产以及草原传统文化再生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