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

我的六年中学生涯是在上海和平中学（现为上海现代职业中学）度过的，时在20世纪50年代（1954-1960）。和平中学原本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名圣约翰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师资阵容较强。新中国成立后，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这些教师大多是旧中国的大学生或留学生，有较厚实的专业知识修养和教学水平。诸如教过我初中地理课的两位老师，一位汤韵和，三十多岁，出身于富贵家庭，长得富态，个头不高，穿着讲究，戴一副金丝眼镜，口齿清晰，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兼任初一的班主任，印象中她对待不同家境的学生，有点嫌贫爱富。另一位地理教师马昶永是留日归来的（言谈举止有留洋的派头），平易近人，上课诙谐风趣，颇受同学欢迎，可惜脚跛，不良于行。他体魄高大魁梧，操一口苏北口音，嗓音宏亮，上课常用“这个、这个”作为连接段落的口头语，古代文史知识渊博，但述而不作，是我终生难忘的历史老师，从初中教到高中。他家藏书颇富，大学时期，我还常去他家借阅线装史书。

回顾写作起步，获益较多、影响较深的语文老师，当推中学时代。是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启迪了我的文学情愫，编织了我的文学梦境，引导我树立想当作家的远大志愿。一句话，中学语文老师是我做上作家之梦的奠基人。

和平中学的语文老师，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教过我初中语文的两位老师，一位叫胡咏先，另一位叫刘乾利。胡老师五短身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镜，瘦削的脸庞嵌着一张开口常笑的嘴巴，谈吐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