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广告是向公众传递商品信息的形式，但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它常常被解读成一种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预示着社会的转折与趋势。也因此，江西苏区动员红军官兵认购公债的墙面广告被保留至今，成了不可移动的革命历史文物。也因此，十年动乱后的第一个电视广告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视作改革开放的先声。也因此，当年国际饭店楼顶的东芝电器广告引起了老干部的强烈愤慨。也因此，当巩俐代言某外国某化妆品的灯箱广告出现在外滩时，不少市民也致信媒体表示反对，认为一个性感的影星对上海的客厅形成了视觉污染……这一切，都夹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册页中。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判断：广告在积极的意义上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内需，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是在广告的引导下昂扬进入新生活领域的。但是在中国，任何事物都会朝着与当事人初衷的相反方向演进，这也是被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广告在制造时尚的同时也放大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厉行节约、勤俭持家的生活作风。广告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膨胀着消费者的虚荣心。回望三十年的广告史就会发现，虚假恶俗的广告得不到有效整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都需要广告作伥，发力拉动GDP。

广告演进至今，手段越来越新颖，载体越来越多，气势越来越强悍，覆盖面越来越广。所以，对广告的监管就成了“一个艰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