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伟

前仆后继的暗杀是有效果的。恩铭没有当场被射死，但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而亡；端方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逃过一劫，但仍不免于辛亥革命后的军变——1911年，他带着一标武昌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走到半路上，楚望台一声枪响，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砍掉了他的头；良弼和端方一样，多年来是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良弼和铁良组织宗社党，试图掣肘袁世凯——终于还是死在了革命党人的炸弹之下。暗杀者彭家珍，四川人，在良弼的家门口连放两颗炸弹，自己当场身亡，良弼和恩铭一样，伤重不治。吴樾和徐锡麟的暗杀名单上，只有铁良逃过了炸弹和手枪，辛亥革命后逃到天津做寓公，得享天年。

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呼应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动。吴樾暗杀五大臣之下，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发动的暴动，规模较大的就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秋瑾和徐锡麟未遂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1908年，安庆的新军再次起义，1909年，广州的新军暴动，到1911年4月，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和暗杀一样，历史学家从来不会高估暴动的军事价值，但暗杀和暴动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经久不息的对抗现行秩序的暴力行动，制造了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暴力活动显然存在彼此呼应、互相影响的关系。每当起义前景大好，暗杀就不是最优的选择，每当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暴动被压制，就会有人选择有轰动效应的暗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