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在我读中学时，文化荒芜的惨淡景象刺激了一颗颗叛逆的心，于是我迷上了小说，特别是外国名著。在坊间流传的禁书中，最具爆炸力的应是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如果谁的家里藏有一套，可以拿去换一辆凤凰18型锰钢自行车。我还听老三届们说，一个知青从上海带了一套《基督山恩仇记》到黑龙江农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贩卖”反动文化而受到严厉处罚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知青歌曲《南京之歌》的作者。

《基督山恩仇记》确实很难借，我为之奋斗了整整三年也没成功，后来我在同学家里读到一本解放前出版，已经翻烂了的《万象》，开本与今天的《万象》差不多，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印证了书名。有一篇文章说到大仲马出名后的生活如何糜烂，一个法国作家到他家里去，一推门吓了一跳，三个妓女围着他撒娇，“她们身上的布片加起来还不够做一件鹑鸟的斗篷”——那位作者如此描述。

后来有同学借我一本《三剑客》，是大仲马的一部游侠小说，民国旧译，半文不白，对我这个中学生是不小的折磨。不过达尔大尼央和三个火枪手的友情，剑客们的正义感及传奇性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想起本土《七侠五义》、《说唐》之类的小说。

有必要交待一下，因为后面排队等着看的人盯得紧，我们看小说往往不分场合，在课堂里也大模大样地读，反正课堂里乱得像茶馆菜场，老师一般也眼开眼闭。不过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厉害角色，他爱穿一件洗白的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