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刑事诉讼法》修订案（草案）引起的讨论广泛而热烈，本刊2011年第35期“新民说”栏目曾刊出《口号多，措施少》一文，参加讨论。为进一步展示相关意见，现摘录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的相关看法，以飨读者。

我党执政30年没有刑事诉讼法，公民人身自由没有法律保障，“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正是基于对“文革”的反思与对人权保障的重视，1979年制定了刑事诉讼法。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相对于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情况，这一条无疑是巨大的进步。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保留了此规定，改为第六十四条。

此次修改将可以“不通知”的罪种明确起来，很有可能强化“不通知心理”，造成“秘密逮捕的泛滥”。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常常是“内部权力博弈”的过程，人权关怀不足。就拿1979年的规定来说，它虽然是进步，六十三条第二款其实有浓厚的“文革”遗风：公民人身自由的“通知义务”即家属亲友的“知情权”交由行政机关擅断。非常遗憾的是，1996年的修改没有任何进展。

应当指出，侦查机关的“通知义务”在法治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它事关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亲友的知情权两个方面。如果任由侦查机关不通知而关押公民，将使公民陷入普遍的恐怖之中。正是由于这一考虑，加上上世纪40年代德国的经验，人类对此类秘密强制行为十分警惕与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