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

我对政治家没什么兴趣，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每隔一段时间，贝卢斯科尼先生就惹出来一堆麻烦。2001年他竞选总理时说，“我头上之所以头发很少，是因为我的大脑中全是智慧，不容头发生长。”他还在电视节目上让主持人闻一闻他身上的科隆香水，说自己身上散发着圣洁的气味。他说，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文明的优越；它的价值体系让拥抱它的人普遍繁荣，并尊重人权和宗教。那正是欧洲的关键时刻，西班牙人用100比塞塔喝一杯咖啡，意大利人用1500里拉喝一杯咖啡，转过年来，西班牙人喝一杯咖啡就要1欧元了，相当于166.386比塞塔，意大利人也要1欧元了，原来的价钱相当于0.77欧元。

2002年元旦，欧洲进入“欧元区”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安妮·艾普邦姆说，“欧洲超级大国”已然存在，欧洲劳工标准、环境政策、税收管理的体系都将要统一。这是欧洲的精英们想出来的主意，并且兜售给了大众。但欧洲人对自己的“国家身份”没多大兴趣。大概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家就变得越来越无聊。欧洲本来是个丰富多彩的地方，德国作家彼得·斯奈德在意大利《共和报》上发表专栏说，慕尼黑处于巴伐利亚州，米兰处于隆巴底大区，巴伐利亚和隆巴底一样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帮助同一个国家里的穷地方。代表巴伐利亚的狮子如此巨大，而代表联邦政府的鹰小得像麻雀。他说，幸亏有足球，欧洲才不像布鲁塞尔官僚政治那么无聊。英国人说欧洲要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帝国”，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说欧盟有一个新的“欧洲梦”，实际上，欧洲最让人感到美妙的，是强调显示闲适，主张“工作为了生活”，对宏大乌托邦幻想的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