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琛

2011年1月4日，一声枪响打破了整个城市安静祥和的冬天，在天空撕开了一道血色的口子。

山东泰安，因泰山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但泰安普照寺的佛乐却没有改变这场新年伊始的血腥和杀戮。

刘鲁民和刘建军两兄弟的生命轨迹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公里内，永不可逆。填弹、射击、超于常人的冷静，刘氏兄弟在逃亡的过程中，与巡特警、武警、刑警、交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让子弹飞”。

1小时20分钟后，泰安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恶性刑事案件诞生。刘鲁民在绝望中举枪自杀，刘建军头部背部重伤，被警方制服。整个过程中，民警夏波、齐洪海，协警李良不幸牺牲。1月7日，另一民警肖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殉职。

一次惯例式的入户调查，竟然意想不到地遭遇到嫌犯的猛烈枪击，以致酿成三名民警、一名协警牺牲，另有五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悲惨后果。

随着连日来媒体暴风般的立体传播，持枪袭警案的悲剧性效应得到彻底的阐发——从对逝者的英雄式致敬，到对警察自我保护的探讨，再到为警察配枪的呼吁。人们在嘈杂的舆论中关切整个案件的后续影响，更期待着这些消逝的生命能够改变些什么。

袭警案着实令人悲痛，但它折射出的却是警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职业属性。或许，比起呼吁改进配枪制度，更重要的、更应反思的是在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仇警情绪膨胀的当下，如何增强警察执法的应急处警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执法训练，如何将立法配备的警用装备用到娴熟的地步，从而提高警察的威严与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