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平

在日本参众两院722名国会议员中，现年37岁的高邑勉堪称最熟悉中国实际社会的一位。他是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长大的，从庆应大学法学院毕业多年后，为了解中国国情，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他的办公室内，悬挂着中国朋友赠送的藏头诗书法条幅、哈达和画集。而他的家乡山口县，素有“首相之乡”之誉——共走出过包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和现任首相菅直人在内的9位首相，不过，高邑勉最敬重的政治家是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超越政治且富有人情味”，不像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机会主义者。

两年前，高邑勉当选众议员。而今担任众院预算委员会委员、灾害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且每周都去地震灾区的他，如何看日本此次赈灾的得失？又如何解读灾区重建中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速度与细致并存

《南风窗》：您最近致力于日本东北灾区的动物尤其是家畜的防辐射保护，目前当地情况怎样？您这么做出于何种考虑？

高邑勉：与其说“辐射问题”，不如说“生命问题”。截至6月底，受福岛核电站的影响，遗留在核电站20公里半径圈内的家畜，包括约3200头牛、3万头猪、64万只鸡、100匹马。现在，马几乎全被救出——我在福岛县南相马市负责救出了约28匹马。猪已大部分死亡或被妥善处理，其中约26头被运往了东京大学作科研之用，这些措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与支持。不过，眼下还有约2000头牛等待救援，我们在想办法及时施救。

之所以做这些事情，理由很多，首先就是这些家畜确实很可怜。更重要的是，饲养这些家畜的主人本身就是灾民，他们在紧急撤离时，无奈舍弃了亲手饲养的家畜，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如果让灾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家畜活活饿死，其心理负担将难以解除。所以，营救家畜实际上也是在疗治灾民的心灵创伤。

《南风窗》：日本在处理救灾或其他事务时，往往会做得很细，但恐怕也容易给人留下整体进展迟缓的印象。有评论认为，与日本的体制相比，中国在处理救灾等紧急问题时，或许具体措施会比较粗略，但在动员人力物力方面更加迅速，您如何看？

高邑勉：讲到制度的话，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恐怕不能简单地和日本的体制相比较。行政组织系统的基本框架，最重要的区别是纵向结构还是横向结构。在日本民主体制架构下，政府作为执行机构，虽然也采取垂直行政模式，但恐怕和中国的应对存在诸多不同。

在日本，内阁府负责统筹，承担责任，内阁各省厅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应对。比如在动物的问题上，宠物归环境省管，家畜归农林水产省管，家畜做成了食品后则归厚生省管。日本战后建立的这种行政机构，以及中央、县、市町村三级架构的体系，在非常事态下，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的确没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意志，没能充分发挥相应的机能，而这也是此次震灾留给日本的教训之一。为避免重蹈覆辙，日本今后需要从法的高度，逐渐完善行政机构，以应对紧急事态的发生。

当然，日本做事的特色需要保持。比如对待残留在灾区的家畜，如果简单地采取饿死或全部杀死的方式处理，无疑最为省事。但是，与“死”相比，如何想办法让生命“活”下来，恐怕更能考验人的智慧。如果实在必须处理一些家畜的话，我们会采取“安乐死”等方式，对家畜的生命做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而这也间接地尊重了饲养者的感情，往大了说，就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尊重。

政策要有“现场力”

《南风窗》：日本大地震已过去4个多月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解决仍未有眉目。福岛核事故对日本以及正大力推进核电建设的中国而言，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高邑勉：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发展核电务必保证“绝对安全”，这样说或许有些绝对，但在核电建设过程中，与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相比，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应该储备可应对各种紧急事态的各领域专业人才，一旦危机发生，可以迅速调遣，这样的人才储备体系越早建立越好。

对日本而言，由于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还不足两年，在众多机构中，自民党的色彩依然浓厚，菅直人内阁在处理核电事故时，未必真正掌握充分的信息和权限，这些也值得反省，需要时间来逐渐改善。

《南风窗》：3·11地震以来，日本媒体及在野党对政府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连带使得海外舆论也对日本政府持批判态度。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批评呢？

高邑勉：我个人倒不认为那是批评，准确地说，是为政府指出了问题所在。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指正”。如果媒体指出的是事实，就需要政府洗耳恭听，将这些意见反映到工作中去。当然，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容易抓一些表面的问题，往往不去深入地探究本质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主见，完全听媒体的意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话，最终也有可能利弊权衡，损失更大。

在听取媒体意见的同时，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现场力”。许多政策（比如灾后就业补助金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并层层落实到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策难免会走样。对此，国会议员应该经常去现场，聆听现场的意见和批评。目前，舆论对菅直人的不满，除了对政府执行机构不满外，对政治家的不信任感也是重要原因。对政治家而言，与其批评首相，不如多听取民意。在这一点上，不分党派。如果批评政府措施存在问题，那么就请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向政府建言。单纯地要求换首相，最终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从地震发生后，已经去了东北灾区50多次，差不多平均每两天就要去一趟灾区，只有到了现场才会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尊重地方的自主性

《南风窗》：日本东北地区7月10日刚刚发生7.3级余震。此前一周，复兴对策担当相松本龙首访地震重灾区时，称地方政府必须首先想办法，“不帮助拿不出主意的家伙”，结果他丢了官。对待接下来的灾后重建，日本政府有何计划和打算呢？

高邑勉：我个人的基本立场是，即使中央政府设计了灾后重建的方案，如果不能在灾区当地有效实行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有很多人在思考面向灾区的灾后重建构想，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更应该了解灾民们到底想重建一个什么样的家乡，多听取和收集灾民的意见是决断的前提。

灾区的市町村应走向合并还是创建联合地方自治体，最终的方案决定权应该交还给市町村。当然，具体的财政权应该多大程度上让渡给地方，是灾区重建的关键所在。在复兴基本法案中，是否建设“复兴特区”或“复兴厅”，应该交给地方来判断，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要求。这些构想方案及内容在征得地方的同意后，再交给国会审议。

中央政府的作用则分很多层次，比如能源政策，当然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定，政府也已确定要转换能源政策，发展风力、地热能、太阳能等自然能源，并为灾区建设相应的设施。但具体的设施如何配置，应该交给市町村来决定。中央政府的责任在于把握大局，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至于在灾区应该扶植什么产业，发展何种经济，市町村比中央政府更熟悉也更了解，中央政府提供相应的“援助套餐”即可，不必将中央的策略强加给地方，这是尊重地方自治和保证民主架构的重要原则。

《南风窗》：日本灾后重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中国的企业及相关团体而言，应该如何参与呢？

高邑勉：所谓“复兴特区”，实际上是计划建成国际贸易特区，参议院目前已通过了“复兴特区法案”。在“复兴特区”内，将采取税收优惠及贸易、投资规制缓和等措施，希望中国企业界也能前来投资，纯资本投资或建设工厂皆可。

虽然，日本人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往往反应过于敏感，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在泡沫经济阶段大举投资美国并收购美企，当时也曾受到强烈的批评，美国的反应也是很敏感的。所以说，日本欢迎的是能够与日本一起成长的资本，希望那些基于长期计划和长远眼光的企业前来投资，而不是中国泡沫经济下产生的纯过剩资本前来“投机”。

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资本过度敏感的人，往往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这恐怕会越来越不合时宜。灾后中国人对灾区的援助同样值得感谢，灾区的中国志愿者热情地包好饺子，和灾民一起开心地吃饺子的情景，同样令人感动。食物和资本是不带颜色的，中日都应抱着宽容之心和宽大的胸怀，更加紧密地携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