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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个大工地

2011-05-30石破

南风窗 2011年7期
关键词:白沙洲满城工地

石破

最近媒体报道,武汉市区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尘土飞扬。当市民拥堵在上班和回家路上时,抱怨、责难之声在所难免。但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自有惊人之言,他说:“建设时期,也是出问题最大,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一些建设工地不开工。但是,事隔3年、5年或者10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满城挖”与“满城堵”

2011年2月21日,一位网名叫“朗月林花”的武汉女子在新浪微博上写道:“真倒霉呀,早上走路去上班,沿路尘土飞扬,为了保护剐洗的头发,我把纱巾绑在头上,看起来像魏淑芬似的。结果一阵风吹来,纱巾挡住了眼睛,一脚踩在砖头上,把脚崴了。于是一路跛着脚,一路吃着灰,一路和同事骂着‘满城挖。”在新浪微博上输入“满城挖”,可以找到1300多篇博文,其中不少是对武汉“满城挖”表达不满的。

市民不能接受“满城挖”,是因为它带来了噪音、粉尘、环境污染,以及交通拥堵。武汉交通拥堵现象,大概起于2008年。2010年武汉市召开“两会”时,拥堵问题已成为武汉全社会聚焦的公共话题。那次“两会”上,市政协委员们递交的多数提案都是针对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提案题为《关于缓解我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拥堵的建议案》,被称为政协“一号提案”。

今年“两会”上,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向大会通报政协“一号提案”办理情况,称:“一年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武汉市中心城区主干道交通基本畅通,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武汉大道、二环线等200余处重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基本有序。”但普通市民的感觉,是武汉交通拥堵现象更加严重。

接受采访的武汉市民们说:武汉交通拥堵,可怕在完全没有预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堵,什么地方会堵?从武昌到汉口,交通正常时车程半个小时之内,如遇拥堵,可能会一堵4个小时,也可能一两个小时就通了,完全没有预期。

武汉市区大面积的交通拥堵,与“满城挖”有密切关系。以前武汉也会堵车,但多是由于个别的、偶发性事件导致,比如某条路上发生车祸。而现在整个武汉就是一个大建筑工地,这个大建筑工地又分为5800多个小工地,在这些工地之间乱蹿着一些车辆和行人。很多道路的进口、出口都堵住。“满城挖”是对这个城市面貌的形象概括。

“满城挖”是为“抢蛋糕”?

武汉市区的5800多个建设工地,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公路、桥梁、轻轨、地铁、高架路桥等,二是规划园区的建设,包括一些金融中心、商务中心等,三是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在这三项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占主要部分。

武汉市之所以搞“满城挖”,除了一些公之于众的理由外。还有一个真实的需要,即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拿出4万亿来振兴经济,这些钱主要投入基础建设。各地方政府为了抢得更多的蛋糕,就到处开工,以便要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作为武汉市“满城挖”的主导者,阮成发当市长时,亲任市城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本文开头的那段话,他曾在多个场合讲述过。2011年武汉市“两会”期间,阮成发由武汉市长转任市委书记,并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参加武昌区人大代表讨论时,再次讲到这个问题,并诚恳地谈了许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很多财权,武汉市要想发展,就得想尽办法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武汉市在这一轮竞赛中不能争取到更大的份额,就会在新一轮比赛中又落后了。

阮成发说,目前武汉市有5800多个城建工地,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4000亿元以上。这么多工程同时开工,资金跟不上是自然的事。作为市委书记,他考虑的问题第一是资金怎么筹措。

武汉市的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3。去年,因为社会舆论激烈,中央禁止地方政府再拿土地做抵押,到银行或境外融资。为了缓解资金短缺的状况,去年5月,武汉市政府决定在“六桥一隧一路”上重新按次收费,包括原来免费通行的长江隧道,今年6月份也将要开始正式收费。武汉市取消过桥按次收费改收年費制已有七八年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家祥表示:“这次实行计次收费改革主要还是为了缓解还贷压力。”当地媒体披露:“随着众多路桥隧项目的建设,连同‘五桥一路原有的债务,武汉市收费路桥隧贷款总额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还本付息的压力巨大,而现有的通行费收入远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平衡。”

在现有的几座过江大桥中,长江一桥、江汉一桥、江汉二桥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3座桥将继续免费,但会限制车辆通行,这必定给管理带来些麻烦。按照新公布的路桥收费标准,轿车过一次桥收费8元,卡车一次收20元。在迈向“经济一体化”的武汉三镇,物流繁忙的商业单位,每辆卡车每天过桥费就得掏一二百元,造成物流成本猛增自不待言。

如何监理建设项目

这么多项目同时开工,能否监理得过来?也是一个疑问。武汉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很多建设项目,都是精品工程。武汉长江一桥建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建筑工艺、设计、材料等都不如现在,但长江一桥比后来武汉市建的所有长江大桥都好,50年才大修过一次。

武汉的白沙洲大道,从2009年5月修建起,中建三局项目部就成立了一支道路维修队,天天晚上在7.5公里长的大道上修补路面,敲敲打打。据该项目指挥部的统计,开工至今,他们修补路面共投资约630万元,平均每天花1万元“打补丁”,如今这条路已是“补丁摞补丁”。

白沙洲大桥是武汉长江第三桥,工程总投资11亿元。建成10年来,大修10次,小修不断,维修耗资以亿元计算。去年9月,新华社曾发文质问:武汉长江三桥桥龄10年,维修24次,平均不到一年要修两次,“一年两修”何时体?市委书记阮成发也表示:“白沙洲大桥涉及的腐败问题,要坚决一查到底。”阮成发谈到,一批负责白沙洲大桥建设维修工程的相关责任人,正在接受调查,“工程层层转包,一些人中饱私囊、胆子大得很”。

城市规划的智慧

武汉一位要求匿名的学者认为,老百姓最诟病的,就是市政建设规划缺少稳定性、可预期性。从各地城市建设的历史看,大手笔最容易变成大败笔。世界上凡是建设得好、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一个文明综合体,经过积年累月的发展。自然演变成型,而不是靠外力一下子硬推出来的。

武汉市开始建轻轨时,设计的是轻轨要从二桥下面穿过,后来发现不行,它没办法负载这么多的承重,于是乎轻轨修成了“断头工程”,由于不是环线,轻轨一直到去年还在亏损,亏损额等于每天把一辆奥迪A6开到长江里去。

1980年代,武汉投资10亿元,修建起洪山广场。后来武汉搞地铁建设时,又把广场给挖了。曾有市人大代表就此事质询武汉市建委主任,建委主任说:当初规划时,我们没有想到还要建地铁的问题。

这位学者说:“要用制度的理性来解决城市规划的问题。18世纪的英国,一个城市规划能管50年、100年。现在都21世纪了,难道我们城市规划的咨询力量,还不能保证做出正确的决策吗?显然不是。”

上述那位学者说:西方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不建高架路了,因为它压缩城市空间,形成高度噪音,造成热岛效应,外国很多城市都在拆高架路,但我们对这些外国已证明是失败了的规划,亦步亦趋,不计后果。

在今年的武汉市“两会”上,“幸福武汉”成为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有网络媒体搞的一项由数千名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市民对“幸福武汉”的三大期待是“收入增长,出行畅通,住房改善”。

上述那位学者说:“所谓幸福,纯属个人的主观感觉,但幸福城市讲的是公共幸福。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要尽可能给市民带来当下的幸福。公民基于义务、责任和大局观,也应暂时做出些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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