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海

权力专制是造成“周期率”的根本原因

《南风窗》:对于“历史周期率”现象，历代执政者有怎样的自觉体认或反思？

王毅：中国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发达很早，“周期率”自然是其关注焦点之一。历代执政者的反思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那些理智者对“周期率”的深刻力量充满敬畏，比如《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反复说：“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二是他们虽十分自觉地希望通过重视历史教训使自己王朝避免重蹈“周期率”，但因为“以统治权力和权力暴利为国家本位”这“秦制”以来的立国之本万难改变，所以其一切努力仍不能使自己真正免疫。

举个例子：李世民是对隋末专制惨祸看得最清楚的所谓“明君”，贞观年间也号称中国史上极清平的时代，但当时强加在百姓头上的赋役制度竟然直接承续着隋代的残酷，《资治通鉴》记述贞观十六年前后的情况是：“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李世民时的重蹈覆辙岂不比许多“昏君”的残暴更值得深究？

《南风窗》: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讲要用民主监督来跳出“周期率”。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王毅： “周期率”命题为大家熟知，源于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在延安他家窑洞中的那次长谈。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都没有跳出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模式的不断重复，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应特别注意：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曾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当时因国共谈判身处重庆的毛泽东回答。9月27日《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为题刊出毛泽东的回答，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此文，而这篇答词的核心理念就是“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比如第一段：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详见阎长贵：《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以此为对照，就知道拿“中国特殊”来抵制毛泽东此时彰扬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有多荒唐，《美国宪法》开篇说：“美国人民……以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人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起见，爰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若硬说中国特殊、不能与普世方向接轨，就等于说只有西方人才有权利享有正义、只有他们的制度才能把“人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确定为立国之本，这是说不通的。

漫长而极艰巨的进程

《南风窗》:中共执政之后，从主观和客观上对于跳出“周期律”付出过巨大努力，您如何评价？

王毅：1949年后，新执政者很警惕落入“周期率”，比如毛泽东、周恩来进北京前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被退了回来。”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也包含对抗国家权力官僚化腐败化的成分。但历史证明：仅意识到“周期率”这悬剑仍不能免疫于危险，而且企图用宪政民主以外的其它极端权力手段来消除危险，反而会导致加倍的社会动荡。这惨祸更彰显了“周期率”的深刻性，所以大家都深深认同，“文革”这样的灾难不可能发生在欧美民主法治国家。在此共识基础上，才有了随即的重新启蒙和改革开放大潮。

《南风窗》:您曾说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今天，依然要警惕中国或许尚未跳出“周期律”的轮回，您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

王毅： “周期率”常被称为“怪圈”，实际上它是“秦制”以来制度传统的必然结果，其理路没有丝毫奇怪。为什么会有“周期率”？孟德斯鸠说“权力必须有止步的边界”，这其实是造物主对人类的一个“绝对律令”，没了这个边界，社会就要被权力专制性所吞噬。但“秦制”以后中国的制度方向，是要越来越充分实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本纪》）的专制原则，因此其一切权力约束手段都不能真有效力。

于是，既然不能以法治等良性方式制约权力，那么冥冥中就注定要有一种“代偿方式”来阻断专制权力对社会的吞噬；就只能通过一种极暴虐残酷、以巨大社会动荡和惨烈毁灭为陪葬的方式，强行刹住越来越疯狂的权力和权力暴利列车。而始终只能以恶性方式才能强制划定“权力止步的边界”，这个根本原因即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周期率”！

历朝历代始终难以用理性制度手段制约权力，这源于中国制度传统一系列相互支撑的特质：1、以统治权力而不是以国民权利为全社会本位的“制度结构”日益强化；2、“王法”体系以钳制国民权利为特征、并与以维系国民权利为宗旨的宪政法律体系完全悖逆；3、国民财产和人身等基本权利不能确立为制度基础；4、“权力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形态；5、税收财政体制与体现纳税人诉求的宪政型税收完全逆向；6、“王法”最终管不住权力使腐败成为必然；7、维系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成为庞大行政架构的根本目的，于是使“官久渐觉民命轻”和“国家养万千虎狼以食人”成为必然；8、对权力和权力暴利的贪欲腐蚀颠覆了制度伦理的安全底线，最终使社会坠入“不可治理”的糜烂状态。

从如此完整背景看，“周期率”所显示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有非常清晰的逻辑轨迹，一朝一代是如此，百代千年仍是如此，只要不改变“以统治权力和权力暴利为国家本位”，再明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跳出这个逻辑。

《南风窗》:对于当代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思考？

王毅：简单说我的思考是：如果上述诸多制度特质没有根本逆转，那么“周期率”会因为“权力经济”新一轮的“辉煌”就从此失效吗？

从复杂方面说，我觉得“周期率”根基的复杂和广布程度可能远超许多人的想象。在说明“官本位”是缜密庞大的制度巨厦而决不仅是表浅的“思想”时，我特意举了两个看似细微的例子：周作人曾做过深具慧眼的比较，他说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常显得怪诞可笑。比如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莫大尊崇，这是我们的常规，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称杜甫为“杜工部”；南朝大诗人何逊曾兼“尚书水部郎”的官职，于是后世始终尊称他为“何水部”。反观西方，文艺和思想的成就本身就是永世和莫大的荣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名号。

例二是：以前中国民间不分南北，都习惯把街上公厕称为“官茅房”，描述社会风情的圣手汪曾祺先生在《故里杂记》中记载他家乡江苏高邮即是这个叫法，旧时北京等地也如此称呼。中国统治者空讲了2000多年“民本”，但真实结果是如此细微的公共领域建设，都只是在“官”的恩准或荫庇下，才有立身与冠名的依据——“官权决定一切”的法理如此强悍而无所不在统治着我们的制度生态，如果不能水滴石穿地改变它，怎么可能建立起毛泽东曾推崇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怎么可能走出“周期率”？

所以按我的体会，走出“周期率”是漫长而极艰巨的进程，推动这个进程需要比以往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历史逻辑、了解这个法理衍生出的无数制度现象，尤其必须了解它们与宪政方向的悖逆究竟深藏何处，这些关键之处我称为“制度学的十万个为什么”，20多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力梳理和说明这许许多多“为什么”。只是一个人能力太渺小，所以希望更多年轻人也来关注这类工作，由此更真切和深入地知晓中国、知晓世界，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走出“历史周期率”，走向以“现代制度文明”为标志的真正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