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

跟林苑中只有一面之缘。记得几年前去北京，我们一起吃了个饭。他告诉我吃饭的地址，描述得很仔细，先到哪里，怎么上天桥，怎么过街，怎么进小路，店的名字，包间，给我感觉是个认真的人。我喜欢认真的人，也许不少人会奇怪，以为我应该不是这种类型。其实我是很刻板的，比如作息，许多人以为，作家都喜欢半夜三更写作，所以曾经有记者凌晨两点电话我，要采访，开口便是：“想您应该还没休息……”我应：“为什么我还没休息？”我是不熬夜的，也不睡懒觉。有个因为老迟到被我斥责的朋友说，我就像部队出来的一样。

说作家是军人，勿宁是贬低。作家不是螺丝钉，更不是某人的炮灰，要当炮灰，也是自己的炮灰。当炮灰不等于不认真。

那次见面后，我一个朋友拿个书稿让我推荐，是文学著作，不是小说，是理论，基本不可能出版。我找到林苑中，当然他也不可能改变当今的出版现状，但是他说：努力促成！单凭这句话，就让我欣赏。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点事总是很难的，有些本身就困难的事，做起来就更难了。但是不管怎样，有“努力促成”的态度就好。套用海明威的哲学：人可以做不成事，但是不能说不行。我经常对自己说：一切努力去做，但不要抱希望。那书稿在他手上辗转，还真有进展了。我知道他是用了心的。

虽说只见过一次面。但“林苑中”这名字，我其实早就不陌生。十年前，我在《散文天地》当编辑，从自投稿里，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我是看自投稿的，据说很多杂志已经不看自投稿了，只看约稿或者关系稿。所以当时，还有同事开我玩笑，说我是中国最善良的文学编辑。我想，是因为自己当年投稿得不到善待吧，我可以感受那些自投作者的期待。那每一篇稿子，都满是他们的心血。“心血”这说法太大路货，还有点矫情，但我确实是真感觉的，除了心血，好像并没有更恰当的。有些描述被认为一般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几个人去体会它。放着朴素不去体会，花言巧语又有什么用？当然，我不是文学慈善家，不可能对每一个送到我面前的稿子一概倾注精力，但当编辑看稿是我的工作，我既然接受了这个工作契约，就得按约定的做。林苑中的稿子就是从自投稿里被选出来的，我看介绍，他是写诗的。

《散文天地》每年都搞一期“诗人散文专号”，每次稿子都不难找。编辑部也企图搞“小说家散文专号”，但是每每不能如意。当然这里有《散文天地》风格定位的原因，但是我想，诗人是否也比小说家更适合写散文？我曾经把这想法跟一些诗人朋友说起，他们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往往说到语言，说到修辞。这也许是诗人的优势，但优势有时也是陷阱。不少诗人对我说，他决定写小说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小说并没有写成。问之，对方也甚为苦恼，说：电脑硬盘里有很多小说的开头。每个小说开了个头，或者写了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诗人的写作往往像鸡尿尿，几滴就没了，所以我们会听说，有诗人一个晚上能写几首、十几首诗。虽然这可能不算诗，但是诗人写诗，可以靠短暂的激情，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诗人可以醉酒而作诗，小说家则不行。醉了，绝对写不成小说。至少，你要码那么多字，屁股坐不住，是不行的。你的激情还不能直接喷射，还必须改换成假面，虽然诗歌也回避直白，但小说是必须完全转托于他体。当然诗歌也假借他体，但小说的他体是必须非常具体的、连贯的，比如人物，比如故事，比如场景。比如诗人可以说：“丁香一样的姑娘”，小说家就不能这么说，丁香一样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说，小说家是很苦的，不仅包括长途跋涉的痛苦，还有不能发泄的痛苦。没有这种忍耐力，小说家是当不成的。

我觉得，对小说家而言，耐力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林苑中写小说就有这种耐性。比如这篇《打死父亲》，叙事沉着，娓娓道来，层层展开。这让我想起了林苑中给我描述的那个饭局所在地的路线，那么有耐心。小说细节安插也很用心，比如“镰刀”这个道具，贯穿始终，但又若隐若现，到最后，随着情节发展推进，它再次亮出锐刃，揭出了人物的潜意识。

叙事在小说写作中已经充分得到重视了，到现在，谁都会玩几手，谈小说不谈叙事，似乎就不懂小说。这里有西方小说及观念传入的原因，还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一些作家的写作实践。这些作家以马原为代表，极为注重小说叙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只要稍微注意中国1949年后的文学历程，就会发现，文学一直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折腾，它甚至让一些作品成了“毒草”。马原等人聪明地绕过了它，从“怎么写”上入手，无疑给中国文学另开了一口窗。他们谈叙述技巧，张口博尔赫斯，闭口海明威、罗伯特·格里耶，好像中国文学只要补上技巧这一课，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几年后发现，并没有得到解决，文学变得越来越没意思。许多小说作家把叙事变成了絮絮叨叨，摸着技术主义的裤腰带，亮不出真家伙来。马原本人一再悲叹：小说已死！但其实，不是小说死了，而是技术死了。小说不是技术，技术是会到头的，技术的尽头仍然是技术所附丽的那个实物。归根结底，窗固然好，但是还是要从门走的。

我这么说，老顽固们一定会欢呼起来：瞧，文学仍然要回归到“写什么”！确实，写什么仍然是根本的，但是并不是“回归”，所以我想，不如说是“怎么看”。对世界，你发现了什么？你的洞察力怎样？没有一双毒眼，怎么折腾都是一样。

莫里斯·梅洛·庞蒂说：“看，原则上是看人们看到的东西之外，是进入一个潜在的存在。不可见物体是可见物体的凸现和深度，可见物体包含的纯粹肯定性不比不可见物体更多。”看到了“不可见的”，叙事才有意义，才不流于花拳绣腿、拉稀摆带。林苑中在他的《打死父亲》里看到了什么？父亲的情感世界。说起父亲的情感世界，我们不陌生。虽然男人、特别是父亲的情感世界常被忽视，不像母亲那样，但是我们仍然认可男人、父亲应该有他的情感世界。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还有“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或是来自西洋的“青年男子哪个不钟情？”但是这里，所谓“情”，所谓“心”，都是对着正当之处的，比如伤国破之“心”，当然也可以有伤家亡之“心”，当然，也允许为爱动“情”。但是这里是有限定的，可以为家，可以为爱，但是不能在家之外言爱情，不能在配偶之外动爱心。《打死父亲》里的父亲，糟糕的就是在配偶之外动了爱心了。尽管他的配偶已经去世多年，但是配偶的孩子还在，所以这个家还必须制约他，他背叛了这个家，所以当他的恋情被曝光，就遭到了子女群起反对。父亲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另一半，他背离了母亲，就背离了子女；父亲是父亲，又是子女的牌坊，他居然还恋爱，让子女们抬不起头来。他的恋情，本来是应该藏在暗处的，不，只能放在潜意识深处，并且当作罪恶，自己时时驱逐之。他的恋情，也不应该亮成文字。但是文学就是冲着禁忌而去的，《打死父亲》好就好在把禁忌亮出来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就是冲着禁忌写作的，你说：文学就是冒犯。但是我的后半句，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我还说：冒犯的底色是苦的。我并不认为只要写禁忌，就是好东西。不，与其是禁忌，不如说是幽暗。这幽暗不等于黑暗，勿宁是灰暗，明白地说，是复杂，好的写作者会极迷恋那种灰色地带的。我写东西，动笔前总花去相当多的时间，甚至达到几年，以至于让一些约稿编辑不能理解。我干的工作就是把要写的东西慢慢地熬，熬烂，熬糊，这时候你发现，你所要写的东西搅在种种关系之中，跟世界处在胶着状态。然后你再细细提炼，提炼出精华，这就是你要的点，把它提出来。或者说是调焦，这焦点是在看到周围事物并且又排除了周围事物之后被凝聚的。我欣赏《打死父亲》，就是欣赏那“父亲”的恋情所牵动的错综复杂。

关于鳏寡老人的感情问题，长期被遮蔽。当然近年有些作品有所涉及，但更多的只涉及到亲情，他们害怕孤独，他们想念子女，直指他们隐秘性爱的，还不多见。当然，媒体上倒是报道了一些事件，比如鳏寡老头跟保姆发生了关系，把财产都许愿给了对方；或者他们跑去嫖娼，有的研究机构还关注老年人的性问题。

在这些老人的故事里，都有一个影子在闪现，那就是钱。老人无所有，只能用一生的积蓄去获得爱或性。或者，至少钱帮助老人得到了爱或性。中国人是很信钱的，曾经，总相信中国的问题就是太穷，当初奔“现代化”，其实就是奔着经济富裕。后来经济有了改观了，再看看中国，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人还不能超越物质，中国文学中体现的价值取向，也往往逃不出物质。所以我特别欣赏林苑中在设计“父亲”恋情时，撇开了物质的因素，具体说，就是钱的因素。“这个女人不图钱不图钞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到底是图啥呢？”是啊，那么她图什么呢？撇开了钱，问题就复杂了。假如能用钱解决，那么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当年我写《抓痒》，就竭力撇开钱的因素，他们不缺钱，甚至不缺社会地位，不缺青春。可惜许多评论者没有看出来，只说我尖锐。并不是只有谈钱、谈利、谈性、大言不惭、特立独行才尖锐，不，那倒很容易堕入庸俗。尖锐是对庸俗的反抗。

假如《打死父亲》只是反映了现实问题，那仍然只有社会学的意义。那么就会像现在许多人所说的，不如去看新闻报道。我想，现在的文学不让人满意，可能就在于只达到了社会学层面。这就提出了文学的终极价值问题。我们有的作家写吸毒问题，就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珍重生命，不要挥霍生命，破坏生命。这很对，很善良，很有社会责任感，但这是新闻记者要说的。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我们体内的“阿片样物质”失去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这是文学家应该揭示的，文学的终极价值在于此，跟道德无关，跟是非无关，跟理性无关。

小说名叫《打死父亲》，父亲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弑父”了，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了“弑父”的动机。父亲再恋，与其是社会问题，勿宁是人性问题，人性的根本困境问题。“我”不能认可“父亲”的那个女人成为“我”的母亲，但是那女人，“不光是她穿着的牛仔裤使她显得有点性感，还有她的红色毛线衣也给人一种肿胀的感觉。”当然，“我阻止这么想，毕竟她是父亲的女人。”但是意识到要阻止，就说明已经冒渎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打父亲的场面，虽然不是“我”，但是我藏着凶器，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道具——镰刀。这个在情节中多次沉浮的镰刀。它是怎样的镰刀？锋利而暧昧。放下小说，这把镰刀仍然在我脑海里沉浮。我觉得，小说名不如就叫《镰刀》。

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一把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