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宝

10月18日，历时四天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也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重大。

中央党校党建资深专家叶笃初分析认为，将“文化命题”列为中央全会议题，是期望通过全会达成文化再造共识，弥补文化这条“短腿”。

全会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乐观地推测，今后，可能更多强调党委一把手主抓文化建设，改变过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达成共识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不可忽视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愈凸显。而今中共开始对发展策略有所调整。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巫志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认为，在官方语境中，过去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发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上，地方政府往往把经济列为重中之重。

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方为了发展经济，经常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由，举办招商引资活动。

在有些地方，文化不过是招商引资的噱头而已。也正因此，有舆论称现在的文化通常是伪文化，甚至是反文化。而在一般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体系传播的价值也存在扭曲之处。还有，为了经济增长，各级政府也不惜毁坏文化，比如，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被拆毁。

“不可否认这个模式在早期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其负面作用已开始显现”。巫志南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最大危害是将文化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工具和附庸，无视文化本身的价值。

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高书生也曾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常常把文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视为花钱的事业，甚至于认为文化建设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情，对文化发展采取漠不关心以至于规避的态度。

文化建设的“短腿”，已引起中央重视。去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当时胡锦涛在讲话时就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实际上早在2006年，胡锦涛就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陈少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了担忧，尽管文化建设已引起重视，但是要在多级地方政府中形成共识并非易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很难马上清除出官员的头脑。而中央期望通过六中全会达成文化再造共识。

转变观念

此次全会提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也曾撰文指出，文化当然有意识形态问题。但是，文化又不全是意识形态问题。

胡慧林进一步分析认为，“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理论和管理思维不摆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和工作思路，文化改革将失去路径选择的创新可能”。

自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后，围绕文化体制改革就一直争论不休。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过去认为文化是非经济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宣传方式，现在我们知道它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和整个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文化经济的过程。

此次全会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

从目前来看，消费服务型企业开始占据产业高端。比如现在的网络游戏，影视动漫、艺术产业经济形态产值越来越成为支柱产业。

而这些消费型服务产业被植入的文化越来越引起重视。金元浦以手机为例解释说：手机本来就是传统经济中的通讯工具，但现在植入文化内涵，其经济产值不可估量。“这背后隐含产业调整关系，因此不能简单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

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文化资源是按行政方式配置的，无论是电台电视台，还是书报刊社，以至于文艺院团，从中央到省、市甚至到县都是按行政区划和部门配置的。

高书生认为，文化资源的行政化配置方式，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不仅如此，这种体制已演变为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伴随着各地组建门类齐全的文化企业集团，这一状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

分类分流

对于如何强化文化体制改革力度，巫志南认为，过去，在领导干部考核上，有关文化发展建设的考核比重比较低，导致各个部门，尤其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文化重视程度不够。

巫志南建议，今后应该加重领导干部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考核，改变“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吵起来不要”的局面。

陈少峰认为，目前文化体制改革采取的分类、分流的方式，厘清了政府主导和市场发展。

2002年11月8日，中共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陈少峰认为，政府主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很久以来，政府和市场常常混同，本该是政府负责的，政府经费不足，让其去创收，例如很多博物馆出租场地、搞服装展等；而应进入市场的经营性文化服务单位却丧失改革的机会”。

此次全会明确指出，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据此总结说，可以看出《决定》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突出了“文化兴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