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金

回首百年以来之中华，遭逢千年未遇之变革：老大帝国一日坍塌，随即裹挟于世界文明浩浩汤汤的大潮之中。清末之洋务运动，近人之开放改革，所求者，无非民族自强之道；远学于西洋，近师于东洋，所寻者，无非文明自新之路。其间外侮内患，兆民罹祸，将士洒血；台上有意气之争，有意见之争，有意识之争，台下无非利益之争而已！然而，文明进化的每一页历史，皆需蘸满百姓的血与泪来书写。

因此，今天再读觉哉先生七十年前的旧作《科举与选举》，不由地让我们追问：西风东渐，浸染已逾百年，我们改变的在哪里？我们不变的是什么？是我们文明的特质使然？还是我们文化的病根所致？

何出此言？一个文明自有一个文明的特质，播下同一颗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便可收获截然不同的果实。火药在中国是庆典中的烟花爆竹，传之于西方则成为火枪大炮；指南针在中国是看“风水”的罗盘，传之于西方则指导了“新航路”的开辟；造纸术、印刷术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角落都写满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之于西方则推进了十八世纪以来民众的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看来不在于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种子”，而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土壤”存在问题。

觉哉先生通过《科举与选举》这篇杂文，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剖析堪称“毒”、“辣”！

眼光“毒”，直指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病灶。

科举取士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延续至今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便植根于此，是专制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控制大众思想的牢笼；选举制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分配公共权力的基本形式，是实现民权的制度保障。科举与选举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分野。

二十世纪上半叶，当时的中国虽然“科举废了，国也名义上成民国了”，但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需要，像南京“抡才大典”这样的“科举的遗骸”仍在；可想而知，没有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哪会有真正的选举？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让“够得上奴才总管的举人秀才”，“一摇身变成奴隶们自己所拥戴的‘代议士”而已。

讽刺辛“辣”，语言形象，观点一针见血，让人畅快淋漓。

比如，“什么某参将被左宗棠打了，得意洋洋地说：‘今天宫保亲手赏了我几个耳光”；“考棚外耀武扬威的秀才举人，便是考棚内挨竹片手心的家伙，正因挨过竹片和手心，所以耀武扬威愈耀得起劲，扬得起劲。”寥寥数笔，就将专制权力威慑和封建传统文化双重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勾勒得惟妙惟肖。

在一个社会阶层结构由奴隶主、奴隶总管、奴隶构成的文化中，“科举”的手段是必须的，因为“奴隶主统治大群奴隶，必须训练一批奴隶总管。”这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授受规则。在这样的权力规则下，“奴隶总管”一面对“奴隶主恭顺得无所不至”；一面对“奴隶们却又能大摆其臭架子。”“这便是科举主义的真髓！”也是一切专制权力形态的真髓！

一个人，衣饰再鲜亮，也妆点不了精神的虚无；一个民族，再有国帑堆砌的荣光，又何尝能掩盖其体制的本相？我们百年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现代化，难道只是经济的现代化、器物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一旦遭遇体制瓶颈，社会矛盾便在这“瓶颈”中发酵。

上下弥漫的腐败之风，难道真的是由于少数人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真的是由于个别人道德修养不够？究竟是个人道德腐化还是其他什么因素所致？

触目惊心的阶层分化，强权者攫取利益时的骄横，弱势者被侮辱、被损害中的无助，难道惟独是人性堕落？还是权力分配利益的封建惯性使然？

对权力的迷信和顶礼膜拜，“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在“科举的时代”，秀才举人们甘心“挨竹片和手心”，是为了取得“奴隶总管”的资格。因为一旦跻身“奴隶总管”之列，便拥有了分配众多奴隶们所创造的公共利益的特权。今天，人人趋之若鹜的“公务员热”，大家追求的是什么？是服务大众的理想？还是为了优先获取公共资源？是不是依然可以看到“科举主义”的遗骸？

从科举到选举，从帝制到共和，从专制到民主，从传统到现代：一个民族，一条路，一百年。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大革命时期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任工人部部长，主编《湖南民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1931年，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谢觉哉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

插图 ／ 共同理想 ／ 田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