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刚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这句话，是最新一期《新周刊》杂志的封面标题。在这句意味深长的句子下面，是一根大大的骨头。社会利益这根骨头，当然谁都有权去吃，但是，如何去吃、吃相能否不至于太难看、别人如何才能心平气和地看着你吃，却是一个宏大且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

当下中国，既得利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已经明显地割裂开来。比如福建屏南“量身定做”的所谓“公开招考”就是鲜明例子。公开招考原本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层级流动的有效手段，但在这里，却被人打造成“拒绝他人上车”的有效手段。与此类似的，还有甘肃图书馆职工王鹏被宁夏吴忠警方“跨省追捕”一事。王鹏举报有“官二代”身份的同学马晶晶公务员考试舞弊，却遭遇了马晶晶母亲任职所在地的警方追捕，罪名又是这些年频频见诸于世的“涉嫌诽谤罪”。虽然王鹏最终从拘留所中走了出来，但此事背后的种种问题，仍难以让人心平气和。

尽管宁夏人社厅一再表明马晶晶并无舞弊行为，但由于马晶晶母亲丁玉兰——吴忠市市委常委、政协主席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宁夏人社厅厅长张学武的私交甚笃，公众对于宁夏人社厅的声明始终不信任。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官一代”既得利益者，动用手中掌握的优渥资源与权力，为“官二代”继续成为既得利益者扫平障碍的丑闻。与其说公众是在为王鹏个人的命运打抱不平，不如说是更多的利益未得者，在为自己日渐逼仄的向上流动渠道而打抱不平。正因为“官一代”、“官二代”们“吃相”太过难看，所以公众根本就无从做到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吃”。

不过，在“官二代”马晶晶以及其“官一代”的父母那里，未必能意识到依托权力的“吃相”有多么难看。更甚或，马晶晶及其家人未必会认为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也许，他们还会认为自己也是弱势群体，因为有更多的人用各种方法谋取了更大的利益。

很显然，需要警惕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既得利益者正在把很多违规举动视为理所当然，也并不认为自己“吃相”丑陋；而在普罗大众眼中，他们得到的利益不是一般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吃相”太过难看，甚至连喝汤的机会都不给别人留下多少。三十年前，《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潘晓来信中感叹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不曾想，三十年前出现的这个问句，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正在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

为什么一个三十一岁的博士李海峰当上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副校长后，要被大家本能地质疑“是不是官二代”？为什么一个教师给学生下跪后，大家本能地会理解为因为学生家长是当地“主要领导”？既得利益者利用各种手段扩大着自己的利益，在“车开动后不允许其他人上车”，而其他人群则渴盼着能有一种公平和多元的氛围，进而使得自己也能在社会利益这块蛋糕上分得一块。“官二代”身上呈现的与普通同龄人之间的隔阂，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很常见的一种“方法论”。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既得利益者在吃够拿够之后会满足地主动离开；也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那些利益不得者就该默默地等在蛋糕面前，期待有一日利益既得者善心大发。说到底，所有利益的转换，都需要有一套能够保证公平的游戏规则。没有了公开且公正的规则，利益既得者的吃相不但会越来越难看，而且还会觉得自己远没有吃够。与此相应的却是，利益不得者的愤懑与绝望，也会越来越大，直至形成一条巨大且难以弥合的鸿沟。此种情况下，你如何能够指望，一个既得利益者与利益不得者强烈对峙的社会能够保证稳定；而离开了稳定的保证，所有的看起来再大再美味的蛋糕，最终也只能幻化成虚无。

有媒体呼吁，需要既得利益群体对利益不得者心怀“共和”、“理解”。但是，“共和”与“理解”并不能靠既得利益者的良心发现。更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制度、监督规则，应该有所作为，编好防线，不能像现在这样，“公开招考”成为公开欺骗，公权司法成为报复工具。

【原载2010年12月4日《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