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时至今日，已有七十余年。但是，从最近日本遭遇大地震灾难之后，中国民间老百姓的复杂情绪和网民的微妙态度可以看出，曾经的战争给这两个民族带来的伤痕还远远没有愈合。

在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野蛮暴力与文明和平之间，真正的杂文作家永远站在独立、自由、文明的一边；在民族、国家遭逢命运劫难之时，真正的杂文作家所感受到的往往是比普通人更为深切的痛楚。比如，胡秋原先生这篇用杂文特有的笔调来记录那段历史灾难的《为书复仇》一文。

作品饱含了作者适逢国难的痛心疾首、控诉战争的哀怨悲愤。

中华民族命运多舛，所经历的劫难多矣。其中以所谓“书劫”为例，自“秦火”焚书之后，历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都造成了对文化典藏的冲击和破坏。然而，作者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劫，没有比此次更为惨烈的了。”

惨烈到什么程度呢？

——“《四库全书》被日寇抢去，图书馆及大学为日寇炸毁，北平及南京以及苏杭各地书籍古物和建筑，私人藏书和收藏，或被毁为灰烬，或被日寇劫去而受污。我中华文物，与山河儿女同遭万古未闻之惨劫。”

由此，作者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悲愤到什么程度呢？

——“民族复兴之日，此仇可复，然这仇恨，将仍有永恒之痛楚。”

——“偶尔看到朋友桌上有一二本可看的书”，“也不能不对那吞灭了我们宝爱之物的日寇切齿。”

——“痛逝即当复仇。要为一切死难将士与同胞复仇，要为一切孤儿寡妇复仇，要为我们的文物图书复仇。”

可谓句句含泪，字字泣血！

在这些倾注了作者真切情感的文字之外，《为书复仇》之所以堪称一篇经典杂文，还得益于其视角上的独具慧眼和构思上的另辟蹊径。

作品视角的独特处何在？

其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直接灾难是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数以万亿计的财产损失；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打乱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华夏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在电子信息时代以前，书籍既是文明积淀的象征，又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所谓“书劫”，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劫”！

其二，正如作者所言，“在日寇炮火轰炸之下，全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无可计算的。其中比较最不重要，然而也是值得痛心的，就是书。”然而，就是这“比较最不重要”的书在此国难之中，尚且遭遇如此“被毁灭，被残害，被侮辱”的命运，那些千千万万在战火之中颠沛流离的同胞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作品另外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是构思上的精巧。作者以其充沛的情感，为本来并无生命的书灌注进了能悲、能怒、能泣、能诉的“人性”。在作者笔下：

书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相许的“恋人”！

——“文人之于书，如商人之于钱，恋者之于其所欢，私之爱之固无所不至。它是第二生命，至少是第二恋人。”

——“今日之文人，除分国家之仇，同胞之痛而外，还有与其培植观摩之所爱作生离死别之惨。”

书也是久别相知的“故人”！

——“偶尔看到朋友桌上有一二本可看的书，我不能不痛恋于我的故人。”

书还具有人之情感！

——“那一些被毁灭，被残害，被侮辱的书籍古物，倘若有知，亦当有无穷之泪血。”

作者虽然看似只言“书灾”，不语“人难”，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文末作者一段泣血的“复仇”宣言，将作品中不断酝酿的情感推向了最高潮，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沉思空间。

我们能够为在国难中罹祸的“一切死难将士与同胞”、“一切孤儿寡妇”、“我们的文物图书”复仇的最好形式，只能是学习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包括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比我们成熟的日本），实现民族的自强、文化的复兴、文明的进步！而像那些只会偷偷摸摸砸几辆日本车以示“爱国”、叫嚣“我们也要来一次‘东京大屠杀”、“应该多震死几个日本人”……以恶语泄愤者，肯定是不配“为书复仇”的。

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下大胡家湾村人。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笔名未明、石明、冰禅。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早年入武昌大学、复旦大学学习。1929年赴日，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部。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毅然回国。曾任上海东亚书局编辑，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判》、《思索月刊》总编辑，福建《民国日报》社长。1942年，任《中央日报》主笔。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兼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去香港，1950年任《香港时报》主笔。1951年后定居台湾。生平著作等身，达一百多种三千余万字。

插图 ／ 文化侵略 ／D·班克斯